兒童與青少年社交焦慮之相關因素

本節為整理過去研究中所發現可能與社交焦慮有關的因素，根據生態系統模式強 調環境會影響兒童及青少年之發展的觀點，將相關因素分為個人、家庭環境及學校環 境因素三個面向分別描述；並說明於本研究架構中納入變項之考量。

一、個人因素

(一) 性別與社交焦慮的關係 1. 女生的社交焦慮程度高於男生

在國外已有許多研究發現社交焦慮在性別上的差異，不論是兒童(LaGreca, et al., 1988; LaGreca & Stone, 1993)或青少年(Hale, et al., 2008; Inderbitzen-Nolan & Walters, 2000; Inderbitzen, Walters, & Bukowski, 1997; LaGreca & Lopez, 1998; Ranta, et al., 2007;

Storch, Masia-Warner, Dent, Roberti, & Fisher, 2004)的族群中，皆顯示女生的社交焦慮 程度較男生為高；在女性族群發現的社交焦慮症盛行率也較男性來的高(Essau, et al., 1999; Heimberg, Stein, Hiripi, & Kessler, 2000; Lieb, et al., 2000; Schneier, et al., 1992;

Wittchen, et al., 1999)。而這樣的性別差異，可能在 12 歲之後會更趨明顯(DeWit, et al., 2005)。若將社交焦慮細分面向來看，則可發現對青春期的女生而言，在「害怕同儕的 負面評價」以及「新環境的社交迴避與苦惱」兩個面向的程度也都較男生高(LaGreca &

Lopez, 1998)。

先前的研究(Ohannessian, Lerner, Lerner, & Eye, 1999)發現，六至七年級時，男女 在憂鬱、焦慮等心理問題開始有程度上的差異。另外，青少年期的女生的精神病風險 逐漸增加，而男生會保持較穩定(Ge, Lorenz, Conger, Elder, & Simons, 1994)。故當在研 究青少年焦慮相關症狀在長時間的發展型態的時候，應該也要將性別差異皆納入考慮 (Hale, et al., 2008)。所以在本研究中也決定，除了全體學生的社交焦慮發展軌跡以外，

也將男女分開，分別分析社交焦慮發展軌跡類型，以檢視性別之間的差異。

2. 危險因子對於兒童及青少年社交焦慮的影響可能有性別上的差異

除了知道女生較男生有較高的社交焦慮傾向，也有研究(DeWit, et al., 2005)發現在 家庭環境中，家人關係對於孩子的社交焦慮之影響，會因其性別的不同而有差異。例 如在成長過程中缺乏與父母間親密信任關係的男生，其社交焦慮的風險也會較高；然 而對於女生則沒有發現顯著的影響。而父母間的衝突及受到父母的身體虐待則僅發現 對於女生的社交焦慮有顯著的影響。

由前述可知，在探討社交焦慮的相關因素時應納入孩童性別間差異的考量。然而 到目前為止，雖有許多因素被認為可能是社交焦慮的危險因子，但是這些危險因子與 兒童及青少年性別之間的關係，研究仍然很缺乏。所以在本研究中，除了依性別分析 男生及女生個別的社交焦慮發展軌跡類型外，在探討與軌跡類型相關的因素時也依性 別分開，以比較與男生及女生之社交焦慮發展軌跡類型相關的因素是否不同。

(二) 年齡與社交焦慮的關係

若就社交焦慮症來看，目前最早發現的年齡為六歲，且其盛行率有隨兒童年齡增 加而升高的趨勢。不過可能是由於還沒有發展出適合用於嬰兒和幼兒的測量工具，所 以無法在更早的年齡測得(Bögels & Tarrier, 2004)。依社交焦慮症的發病年齡來看，其 從兒童期開始可能發生(Mancini, Ameringen, Bennett, & Watson, 2005)，而好發年齡平 均在 15.5 歲左右(Schneier, et al., 1992)。有學者(Otto, et al., 2001)認為 80%的社交焦慮 症發生在 18 歲之前，很少超過 20 歲才開始發生的(Heimberg, et al., 2000)，也就是說，

社交焦慮症好發於青少年時期。

而在其他探討社交焦慮程度的研究(LaGreca, et al., 1988; LaGreca & Stone, 1993) 則發現，在國小學生中，低年級的學生相對於中高年級的學生有較高程度的社交焦 慮。不過若再將「害怕負面評價」及「苦惱與逃避社交情境」兩個面向分開來看，則

可發現低年級學生是在「苦惱與逃避社交情境」的程度較中高年級的學生來的高，可 能是因為中高年級的學生在熟悉的環境較久的關係；「害怕負面評價」方面，則沒有 年級上的差異。

在青少年族群中則發現，對於女生來說，青少年中期較前期的學生有較高的社交 焦慮程度(Hale, et al., 2008)，另外也有研究(Ranta, et al., 2007)發現學生在青少年中期的 社交焦慮程度會逐漸地增加；12-13 歲的族群至 14-15 歲的族群間，其社交焦慮程度有 躍升的情形(Essau, et al., 1999)。但是社交焦慮程度的發展情形可能是有起伏的而並非 持續上升，有研究(Ranta, et al., 2007)發現八年級學生的社交焦慮程度較七和九年級的 學生來的高；而九年級學生的社交焦慮程度又較十年級要來的高(Storch, et al., 2004)；

14-15 歲的族群之社交焦慮程度較 16-17 歲的族群為高(Essau, et al., 1999)。另外也有研 究(Inderbitzen-Nolan & Walters, 2000)發現國中學生的社交焦慮程度則較高中學生來的 高；而細分面向來看的話，則可發現國中的學生害怕同儕負面評價的程度較高中的學 生更為高。

總結來說，兒童與青少年的社交焦慮程度可能不是一路呈現持續地上升趨勢；而 是由兒童期進入青春期時開始增加，一直到八年級左右時達到高峰，而後有下降的趨 勢。所以在探討兒童及青少年之社交焦慮的長期發展時，應考量到如此起伏的消長情 形，而不應先假設其社交焦慮程度會呈現持續上升的趨勢。

另外，由於國內學制以及學校環境、教學方式都可能與國外不同，青少年進入國、

高中也必須面臨轉換新環境，以及不同階段的多種社交焦慮源，所以研究者認為更應 該要重視長期的發展軌跡，而非僅侷限於某短暫時期而已。故在本研究中納入自國 小、國中至高中時期探討，並考量社交焦慮程度在兒童與青少年時期可能會有起伏的 發展情形，選擇適宜的研究架構設計與統計方式。

(三) 社經地位與社交焦慮的關係

關於社交焦慮與社經地位之間的關係，目前尚未有定論。有部分研究(Heimberg, et

al., 2000; Schneier, et al., 1992)發現社交焦慮與接受教育的年數呈現負相關，接受教育 年份較低的人有較高的社交焦慮風險；另外也與經濟地位呈現負相關(Schneier, et al., 1992)。但有學者(Rapee, 1995)認為其原因可能是有社交焦慮的人會因為他們的恐懼而 選擇特定的職業、決定要不要去讀大學，或是要上哪一所學校。有部份社交焦慮症的 病人表示因為恐懼，導致他們決定不去念大學，因而限制了職業的選擇；或是選擇能 與他人互動最少的工作，所以也因此排除了擔任管理階層職位的機會(Beidel & Turner, 2007)。

由於本研究中為探討同一世代學生之社交焦慮發展，故樣本群並無教育程度之不 同；又由於學生尚未有經濟能力，故在本研究中納入父母親的教育程度以及收入總和 為考量。

二、家庭環境因素

家庭對於兒童及青少年來說，是他們接觸的第一個環境；其對於學生的心理健康 也具有關鍵的影響(李蘭，民 95)。在研究社交焦慮成因時，家庭環境的影響也逐漸受 重視，並且有許多家庭環境因素被認為是高社交焦慮發生的顯著危險因子。以下整理 過去研究所發現可能有影響的家庭環境因素：

(一) 父母處罰與社交焦慮的關係

父母使用嚴厲和苛刻的教養或處罰來對待孩子，可能是造成日後高程度社交焦慮 的危險因子。學者認為在孩童時期經歷大人口語上的責罵會提高其社交焦慮症的風險 (Magee, 1999)；另外也有學者使用父母養育態度量表(Parent Attitudes Toward

Child-Rearing scale)中的羞辱(shame)子量表作為測量，詢問孩童「會否在家人聚集時 因為說或做了某些傻事，結果受到爸爸或媽媽在大家面前的奚落」等五個項目，結果 發現，口語上的羞辱也與較高的社交焦慮風險有關(Bruch & Heimberg, 1994)。

此外，有部分研究使用「父母拒絕(parental rejection)」的概念來詢問孩子是否覺

得父母會以有敵意、處罰(身體或口語的)、或責難的方式來對待自己，其中包括「是 否覺得父母會因為小事而處罰你」、「父母會不會在有他人在場時對你訓話或打你」、

「父母會不會在你無預警之下掌摑你」、「父母會不會在你沒有做錯時的時候就處罰 你」...等項目(Markus, Lindhout, Boer, Hoogendijk, & Arrindell, 2003)。結果發現社交焦 慮症的人擁有較高的父母拒絕程度(Arrindell, Emmelkamp, Monsma, & Brilman, 1983;

Arrindell, et al., 1989; Lieb, et al., 2000)。另外，在成長過程中曾受到父親身體虐待 (physical abuse)的女性，有較高的可能發展廣泛性社交焦慮症，其發生風險是沒有受 到父母身體虐待女性的 2.4 倍(DeWit, et al., 2005)。所以綜上述來說，父母對於孩子的 口語處罰與身體處罰可能都是造成社交焦慮的危險因子。

(二) 父母支持與社交焦慮的關係

有研究(Arrindell, et al., 1983; Arrindell, et al., 1989; Bögels, Oosten, Muris, &

Smulders, 2001)用「父母是否會向你表達他們愛你」等項目來代表感情上的溫暖 (emotional warmth)這個概念，以此詢問填答者，其父母是否會給予孩子特別地注意、

稱讚或支持孩子的行為。結果發現，社交焦慮者來自於父母感情上的溫暖程度較低。

另外更有研究(DeWit, et al., 2005)發現，在成長過程中的親密和信任之親子關係對 於男性來說，是社交焦慮的保護因子。缺乏親密及信任的親子關係，相對於沒有缺乏 的男性來說，發生非廣泛性社交焦慮症的風險是兩倍之高。

(三) 父母衝突與社交焦慮的關係

在孩童成長過程中經歷父母之間的爭吵可能是社交焦慮危險因子之一，研究 (Magee, 1999)發現，經歷父母間的口語衝突經驗的孩子會與較高的社交焦慮症風險有 關(OR=1.37)；而成長過程中經歷過父母衝突的女性，發生社交焦慮症風險是沒有經歷 父母衝突的 1.5 倍(DeWit, et al., 2005)。

(四) 教養方式與社交焦慮的關係

父母的過度保護(overprotection)(Arrindell, et al., 1983; Arrindell, et al., 1989; Lieb, et al., 2000)被發現與孩童的社交焦慮有關；社交焦慮症者也表示父母會限制他們與別 人接觸(Bruch, Heimberg, Berger, & Collins, 1989)；家中較不會和鄰居、親戚和熟人交 際(Bruch & Heimberg, 1994)；家人也有較少的社交行為(Bögels, et al., 2001)。父母可能 會限制或避免他們的孩子從事於社交活動，因而造成了孩子社交孤立(social isolation) 和社交迴避的形式。由此可見，父母在提供子女社交接觸的機會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五) 父母心理狀態與社交焦慮的關係

(五) 父母心理狀態與社交焦慮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