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 代
草创期的古代神话与传说
日本的早期神话与传说，也是口头传诵的文学。直至公元 ７ 世纪后半叶，
才有文字记载。统治者为了记载所谓“王道历史”，产生对于文字的需求。
随后出现了《古事记》和《日本书纪》。《古事记》和《日本书纪》有所不 同，《古事记》主要记载统治阶级“王道历史”，《日本书纪》则模仿中国 正统史书的体裁。当然，二者皆涉及此前口头文学中的神话与传说，也明显 地体现出“王权”统治者的主观愿望。但因受古代中国文化的影响，早期的 日本文学亦文史不分。进一步说，日本的文字源自中国，如今的日语文字正 是由古代汉语演化而来。
《古事记》作者不详，完成于和铜五年（公元 ７１２ 年），是日本最早的 神话传说，共分上、中、下三卷，卷首有优美的汉文序。此外，《古事记》
的作品结构，乃以神统、皇室谱系为经，神话、传说、歌谣物语为纬，经纬 有机地交织在一起。上卷由天地开辟时出现的天御中主神写至草葺不合尊；
中卷由神武天皇到应神天皇；下卷则由仁德天皇到推古天皇。进而言之，上 卷主要描述开天辟地后国土初建，以及皇家祖先作为“天神替身”降临于世 的经过。中卷以后的皇家，却有“人化”特征。由仁德天皇开始的下卷，则 陈述了传统“天神御子”天皇观的变化。仁德天皇被称作“圣帝”，乃因受 到中国儒家圣天子思想的浸润。作者当时显然对中国文化的传入予以很大关 注。因为中卷结尾的应神天皇首先将儒教引进日本，而下卷开篇即仁德天皇。
另外，下卷的结尾写至推古天皇，也有作者的用意包含其中。因为至推古朝，
统治思想又发生了变化。由这一朝代开始，佛教成为日本国家权力的中心，
尤其是其后圣德太子执政期间，致力于佛教兴隆，且以佛教精神匡正当时的 思想弊端。结果，在平稳实现国家的革新方面取得丰硕成果。简而言之，《古 事记》的中卷结尾和下卷结尾皆处于历史上的重要转折期，一是引进儒教，
一是弘扬佛教。
从结构上看，上卷最具立体感，形成一个完整的神话体系。上卷的主题 是描述“建国之经由”。那些神话、神统和歌谣，皆受到以皇室为中心的国 家精神制约，完美地展现出崇高雄大的国家形象。可见作者的目的兼具政治 性与宗教性。但作品的结构与表现方式却体现出强烈的文学意愿。具体地说，
所谓“建国经由”的主题，主要由下述内容所构成：即伊诺、伊奘冉男女二 神结婚后生成大八岛国（丰苇原的瑞穗国）；成立以皇祖天照大神为主宰的 天上国家（高天原）；天上国家移位于大八岛国即天孙（天神御子）降临导 致国家主权的确立。局部看来，故事情节、歌谣皆与主题构成有机的联系。
因而，《古事记》上卷最具艺术性。
相反，中下两卷虽然亦具统一性，结构上却呈平面化特征。各代天皇皆 以谱系为纽带，却体现出不同的物语内容或歌谣，且依皇位继承的顺序而排 列。上卷中体现的国家精神，中卷里仍时时涌动。不过中卷着重表现的是当 时朝廷以及朝廷中达官显贵、强大氏族的政治观或国家观。只因同时描述了 天皇或皇族的生活，才具备了文学作品的意味。例如，关于神武天皇的一段 描写，显然是神话式的，某种意义上可称作上卷神话的延续。这一段，嵌入 许多战斗歌谣，天皇的英雄行为亦被大大美化。同时，一连串的歌谣表现天
皇择后，以及这种活动中显现的丰富的人性特征。其次，崇神朝时神人分离。
天皇下令，凡人必须统统祭神，违令者，遣皇族诛之此期内政、国家进一步 完善，皇家统治有了更大发展。再往后，景行朝威势更大，国家的统一事业 迅速推进。此时最为重要的英雄人物，便是日本武尊。这是一个悲剧式的英 雄形象，忠君报国，转战南北，在苦难与忧愁中徒然地客死异乡。
总之，中卷着重述说天皇国家的建设、管理与发展。在并列式的情节结 构中刻划了富于血肉的人物形象。
下卷的结构形式与中卷相近，但描述的却是围绕皇位频频发生的叛乱事 件。就是说，神武朝以后天皇皇位几度濒临危机，但每次都平安度过而保证 了皇统的绵延。在雄略记一节关于志几大县主和一言主大神的情节中，十分 具体地强调天皇的权威与尊严。最后一节显宗记“御陵之土”中，则述说天 皇的神圣不可侵犯。
很显然，《古事记》尽管富于神话、宗教色彩，实际上却与历史的现实 紧密相连。故事中的人物在上卷中是被“神化”的；中卷则神、人难辨；唯 有下卷中的人物，由神解放为人。亦即写出富于人性的天皇与皇族，有恋爱，
有嫉妒，有争斗，也有谋略，且每一段故事都是透明而明朗的，完美、朴素 地展示出道德彼岸的人性善或人类爱。但是，若从神话这一文学类型着眼，
还是上卷的艺术性较高。因为虽然神话像所有的文艺作品一样不可能完全脱 离历史与现实，但毕竟有别于史诗。应当将实在抽象为相对虚空的神的世界。
由于当时汉字传入日本尚为时不久，《古事记》音读、训读混合使用，
乃使文章十分难懂。下为《古事记》中一段摘译：
当天地浑沌，山海未成形；日月也还未照临大地的时代，有男神伊邪那岐、女神伊邪那美二神 和天之御中主神等，奉令造成国土。二神拿了神赐的天治矛，立在天浮桥上，用矛揽下界，从矛尖滴 落下来的水，凝固成形，就成了自凝岛，此岛为二神生殖的灵地。二神住居岛上，努力于国土的成长。
先生水侄子，神把他放在苇船里，任他飘流；次生淡岛，也不列入子女内。后生 １４ 个大八岛国与 ３５ 柱神祗。伊邪那美产最后一个神时（此神为火神，名火之迦具土神），下身为火烧，遂死。伊邪那岐 失了爱妻，哀痛之余，不觉大怒，拔了十拳剑，斩了火神，从火神的血里又生出许多神来。……（转 引谢六逸译作）
在日本的文学史论中，将日本神话思维的特征归纳如下：１．对神的国度 强烈憧憬，却无意想象神国中的特定景象；２．叙述中最为关切的，是由神国 走向人的世界，亦即神的后代转变为人；３．然而作为叙述对象，人化的神或 已经变成人的神的后代，却仍被当作神之一类。说来说去，日本的神话虽然 具有一般神话的共通特点，却也具有日本式的世俗化特征，当然这里的世俗 化不同于日后的平民化，其意义在于由神国降落凡界。例如西乡信纲将日本 式的神话想象归结到祭式之中，认为始祖神话的特征是神人通婚。神话一般 都涉及神秘的自然，而《古事记》之类的日本神话中，据说连表示自然的语 汇都没有，日本神话不回答自然是什么这样的哲学问题，它所关注的，是如 何创出自然中的人类空间与时间。自然紧紧地围绕着人类中心。日本神话中 所展示的不是自然观，而是人类观或文化世界观。也就是说，在日本神话中，
自然仅仅是人类空间・文化性时间创成・定型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对立要素。
《日本书纪》完成于奈良时代（公元 ７２０ 年）。其后的《续日本纪》中 这样评述道：“先是一品舍人亲王奉敕修日本纪，至是成功，奏上纪三十卷
系图一卷”。《日本书纪》的称谓，仿效了中国史书的编后体如《汉纪》、
《后汉纪》等，内容是关于日本国天皇的纪录（帝纪）。日本编修历史最早 可溯至公元 ６２０ 年推古朝，有厩户皇子、苏我马子奉敕命撰写的《天皇记》、
《国记）等（烧失）。
《日本书纪》主要记述开天辟地的神代至持统天皇年间的历史。前面部 分内容与此前完成的《古事记》，时代上有所重复，但 ２３ 卷“舒明纪”以后 则是新内容。各卷的叙述中心，皆皇室系谱及皇族活动。前半部有很多神话 故事或传说，后半部的主要特征则是对外关系之类的历史事件记述。总之，
《日本书纪》的文学价值不如《古事记》。但毕竟也有很大比重的神话描写。
例如写到天地初开、国土生成、诸神诞生，又转入以素佈鸣尊为中心的出云 神话，写到天孙降临及神武天皇出世。值得一提的是书中竟有多处引用中国 古籍《汉书》、《艺文类聚》、《淮南子》中的语句，以为润饰。如开篇一 句“古天地未剖，阴阳不分，浑沌如鸡子……”，则是唐代欧阳询的名句。
可见当时的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影响之大。１４ 卷“雄略纪”到 ２１ 卷的“崇 峻纪”，这种特征更加明显。除前述《汉书》、《艺文类聚》，还引用《后 汉书》、《三国志》、《梁书》、《隋书》、《文选》之中的语句，甚至引 用汉译佛典《金光明最胜王经》，以为润色。另外，１７ 卷“继体纪”详细记 载与朝鲜半岛的关系；１９ 卷“钦明纪”则记述佛教传入日本。
从总体上看，《日本书纪》的文体是传说式陈述体，比较重视史料。但 卷三十“持统纪”具有散文化特征。应当说，《日本书纪》首先是一部史书。
创作过程中显然参考了诸多资料或记录，而且模仿《汉书》的注释体裁，书 中插入许多资料说明或训诂注释。从各卷文体差异上看，这部史书非一人所 撰，因为既有和文体亦有汉文体，还有和汉混用的文体。因而，《日本书纪》
没有《古事记》那种文体上的统一性。但它毕竟是拥有诸多珍贵资料的史书 名作，且因受到中国史书文史不分的影响，加上重要的神话部分，《日本书 纪》堪称日本最早的文学名著之一。
《日本书纪》又是日本纪传体史书的嚆矢。进入平安朝后（公元 ７８４～
１１９２ 年），相继出现了另外 ５ 部有名的纪体史书，即《续日本纪》、《日本 后纪》、《续日本后纪》、《日本文德天皇实录》和《三代实录》，与《日 本书纪》一并，合称“六国史”。
《古事记》、《日本书纪》的共同特征是致力于阐述“王化的历史”，
进而构建起体现王权的意识形态。但是二者的作用又有所不同。不妨说，《古 事记》的“王化”是纯粹观念性的；而《日本书纪》却是一部正史。《古事 记》为《日本书纪》提供了观念基础。《日本书纪》却偏离了前者的观念轨 迹，而更加注重政治性的官僚律令制度。关于日本早期的神话时代，二者态 度迥异。《古事记》描绘出一个应当复归的原型世界——神化的圣性；而《日 本书纪》却大地淡化了神的世界，将叙述的重点移至神武天皇以后。《日本 书纪》已将神化对象化为历史，它所依循的原理，不再是基于祭式的神话，
而是儒教这种具有更高组织化特征的世俗思想。儒教在日本促成了大陆式官 僚国家体制的生长。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古代日本地方地志的《风土记》（公元 ７１３ 年）。
《风土记》记载古老传说、旧事佚闻，涉及各地的产物、地名、风俗等。《风 土记》包含多部，但渐次逸失，现存只有常陆、出云、播磨、丰后、肥前五 部，其中又唯有《出云风土记》尚属完本。《风土记》的文学史价值，主要
体现在大量采录不同于权威系统的地方民间神话与传说。作品中，处处可以 窥见日本古代农村的生活气息。《风土记》尽管从文化上讲，与《古事记》、
《日本书纪》有所重合，但根本上是不同的，例如《风土记》竟然不知道
“记・纪”文学中天照大神的存在。此外，《风土记》各篇的编篡方式、文 体与结构皆不相同。
“万叶”和歌与汉诗
日本最早的诗歌是和歌。和歌的产生与《古事记》《日本书纪》中的“歌 谣”具有关联。例如，《万叶集》中即可窥见“记・纪”歌谣的诸多影响。
这种影响不仅表现在内容上，韵律、构思均有近似之处。《万叶集》是日本 现存最早的和歌集，共 ２０ 卷，传说编篡于奈良时代后期和平安时代前期（公 元 ８００ 年前后），经数位编辑整理，最终定稿者是大伴家持。诗集中，共有 长歌 ２６５ 首，旋头歌 ６２ 首，短歌 ４２０７ 首，连歌 １ 首，佛足石歌 １ 首。此外 尚有汉诗 ４ 首，汉文 ２２ 篇。总之，《万叶集》集日本古代诗歌之大成，在日 本文学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万叶集》中的和歌如前所述包括长歌、短歌等不同类型，因而各自皆 有不同的形式特征亦即格律限制。不过，当时种种格律尚未定型。此外，由 于各类歌体中唯“短歌”最符合日本人的自然审美情感，所以，日后短歌获 得很大发展，而其他形式却渐次消亡。
简单说来，和歌的格律主要体现在假名音节的限定上，例如“长歌”长 度不限，在句式上以五音七音句式反复，最后结句却以五音七音七音句式结 尾（亦即 ５・７・５・７……５・７・７）。“短歌”只有 ３１ 音，句式为（５・７・５・７・７）。
除了音节，尚有“枕词”、“序词”之类的形式约定。
从主题内容上讲，《万叶集》分三大类，即杂歌、相闻和挽歌。这些类 型的名称据说仿自中国的《文选》。“挽歌”的内容主要涉及人的死亡，为 亲朋好友的死别而悲伤。“相闻”是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包括君臣、父 子、兄弟、朋友，但更多表现夫妇、恋人之间的情思纠葛。“杂歌”所含内 容广泛，“挽歌”、“相闻”以外者皆纳入其中。例如行幸、旅行、公私宴 庆等等。因此，最具色彩的是“杂歌”。
另外，“相闻”和歌又细分为三类：正述心绪、寄物陈思和譬喻歌。
《万叶集》问世之时，平、片假名尚未产生，因而所有和歌皆以汉字标 记。汉字早已传至日本。因而当时的文化人能够相当自由地运用汉字。但汉 字毕竟是外来文字，运用时出现两种情况，一是汉字字义符合日语的原有语 义，二则完全照搬。前者为训读，字同音不同，借用了汉字，却使用日本语 原有的语音；后者为音读，如饿鬼、法师等，同时借用汉字的字型、字义与 发音。此外，尚有仅仅借用汉字语音而与语义无关的用法，即所谓“万叶假 名”。日后“万叶假名”进一步省略笔画演化成为平假名、片假名。假名文 字的出现在日本文学史、文化史上发生了巨大作用。
进而言之，和歌作为富于个性的艺术形式，建构在渐渐舍弃“歌谣”的 歌唱性、群体性基础之上。万叶时代的文学形式已有神话、传说、话本与歌 谣，但物语、随笔等尚未问世。或者说仅仅以萌芽形态包含于万叶和歌之中。
“万叶时代”又被称作抒情诗时代，抒情诗不同于描述事件发展、人类 关系的叙事文学，是一种表现个人欢愉、苦痛、憧憬、悲哀亦即个体小宇宙 的文学形式。《万叶集》以抒情为主。而抒情诗本质上不是反映外界现实，
却是将外界现实凝聚到诗人的心中。这一点，也是和歌与歌谣的基本区别之 一。虽然“记・纪歌谣”（《古事记》、《日本书纪》中的歌谣）已经超越 了原始歌谣，走向更高阶段，例如形式上已有片歌、短歌、长歌之类的划分，
包含了艺术动机与宫廷倾向，但说到底，“记・纪歌谣”尚不是贵族艺术，
而属乡土化的庶民艺术，具有原始共同体季节祭式的性质。至少，“记・纪
歌谣”不能称作“抒情诗”。“记・纪歌谣”是古代日本贵族阶级形成过程 中的历史产物。这种过程孕育了抒情诗。具体地说，这一过程是由祭式魔法 走向个人情感，由原始音乐、原始舞蹈趋向单纯的语言艺术。
下面是《万叶集》中大伴旅人的赞酒歌选译，不难看出前述个人化和抒 情性的风格特征。
今世寻欢乐，酒足兴津津；
来生宁愿作，虫豸与鸣禽。
和歌汉译是极其困难的事，无论多么高超的译作，都将损失特定民族语 言形式上的美感。因为音韵、格律乃至文字的视觉印象，统统大相径庭。
又如，《万叶集》女诗人额由王的《思念近江天皇之歌》，优美的汉译 最大限度地传达了原作的抒情特征：
怀恋人难逢，待君一片情；
吾门帘幌动，翦翦是秋风。
“风吹帘动”，却是秋风。和歌受《文选》十五卷《玉台新咏》。亦即
“清风帷帘动，晨月照幽房”的影响。但是，和歌中的余情余韵体现得更加 淋漓尽致。至少一个“是”字，不得已损失了原诗的素淡与动感。同时，日 本和歌的五・七句式，源自日本古代舞蹈的节奏感。原诗为：
君待っとわか恋ひたむれば わか宿のすた重かし秋の风吹く
《万叶集》另一内容方面的特征，是突然增加了大量叙景诗或四季歌。
应当说，这种类型在“记・纪歌谣”中十分罕见。原因在于，日本民族并不 是一开始就对自然持有友好的态度。在“万叶时代”以后的日本文学中，风 花雪月成为重要内容，似乎日本人生来与自然处于和谐的状态中。其实不然，
在神话时代，日本人对自然甚至抱有敌对态度。
一般说来，任何国家的文学发生皆以叙事文学为先，抒情文学随后。不 同的是，日本古代的叙事文学相对贫困，而抒情文学却迅速获得了异常发展。
例如，“万叶时代”之前几乎只有《古事记》和《日本书纪》；而《万叶集》
以后不仅迎来《古今集》时代抒情诗的开花季节，甚至将抒情作为传统，注 入以后平安朝时代的女性文学中。即便在近代以后的日本文学中，也可看到 这种影响。叙事文学的贫乏，主要因为文化历史的作用。据说原因之一在于 没有分化出巡游诗人这种特定职业。同样，抒情诗的繁荣兴盛也有其特定的 新的历史文化条件。所谓新条件，无非是与中国大陆文化加强了接触，同时 建立起新的基于律令制的贵族社会。
《万叶集》的作者形形色色，主要有天皇、皇后、官僚、僧侣或平民百 姓。早期作者以柿本人虫为代表，包括舒明天皇、齐明天皇、有间皇子、天 智天皇、天武天皇、额田王、大津皇子等。此外尚有大量佚名作者。代表奈 良时代的山上忆良、大伴旅人、山部赤人和大伴家持等几位著名诗人，则尤
值一提。山上忆良的《贫穷问答歌》堪称名作。
《贫穷问答歌》题材独特，形式上是两个穷人的对话。山上忆良超越了 柿本人虫的早期和歌，全诗 ８３ 句中仅仅使用了一个枕词“虎鸫”（日本古代 传说中的怪物）。“枕词”是日本古代神话中的异名，冠于每句之首，一首 长歌中往往使用若干“枕词”。“枕词”的作用是造成一种听觉性暗喻，形 式感很强。“枕词”起源于古代祭式。而山上忆良舍弃“枕词”，说明这种 形式要素在他眼中，已经成为一种桎梏，或是陈旧的雅言语式。从文体特征 上看，以前的和歌像咒文一样，具有音乐式的连续性；而山上的作品特征却 是非连续的跳跃性。
最后，仍然需要强调歌谣与“万叶和歌”之间的差异与联系。最根本的 差异在于，“歌谣”是群体文学而非个体文学，在此意义上它与《万叶集》
尤其是后期“万叶”诗作，处于对立的关系之中。但是另一方面，“万叶和 歌”又与“歌谣”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许多作品直接对歌谣进行艺术性加 工，“《万叶集》在日本诗歌史上占有特殊的古典位置，原因正在于某种民 族历史上的一次性——由群体歌谣走向个体诗歌。不妨说，《万叶集》是所 谓黄金过渡期的产物。”（西乡信纲语）
无可否认，古代日本受到中国大陆文化的极大恩惠。日本从古代中国引 进了国家制度、思想文物以至农业栽培、铁器技艺等。但更为重要的首先是 引进文字。因为日本古代没有文字，如前所述文化是靠口诵相传。汉字的借 用对日本文化产生了久远的影响，同时也令其背负着深刻的矛盾。有了文字，
才可能发展独自的文化。但因最初的开放几乎是照搬中国的古代思想文化，
乃使古代日本的贵族意识、贵族情感，几近受到同化的威胁。
在中国古代文学的影响下，日本人亦创作汉诗。最早的汉诗集，是公元 ７５１ 年的《怀风藻》。《怀风藻》的编撰者据说是淡海三船，实则不详。其 中诗作者 ６４ 人，收入诗作共 １２０ 篇。从编撰年代上看，《怀风藻》的创作大 致与《万叶集》同期。主要作者，相传有大友皇子、大津皇子、文武天皇等。
诗集以“五言”居多，大都模仿中国的六朝古诗。
例如，下面是大津皇子的五言诗《临终》，
金鸟临西舍，鼓声催短命；
泉路无宾主，此夕谁家向。
真有一种同文同根感。又如藤原宇合的《奉西海道节度使之作》：
往岁东山役，今年西海行；
行人一生里，几度倦边兵。
不妨说，中国人看日本的汉诗，较和歌更有韵味。格律工整的四句，将 人物的身份、情感十分贴切地勾现出来，且富于美感。但遗憾的是，《怀风 藻》里这类佳作并不多。大多诗作仅仅模仿大陆诗风，描写宫廷贵族的风花 雪月、风流韵事。从这个意义上讲，《怀风藻》的文学史价值低于《万叶集》。
因为《万叶集》根植于民族生活，且与传统的艺术形式“歌谣”具有承接关 系；而《怀风藻》作为当时日本贵族阶层的一种“教养文学”，多为应时之
作，成为宫廷文化的一种消闲。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潜伏着大陆文化与日本 本土文化的某种矛盾。汉诗极度受到推崇，却只能作为宫廷文学而存在。
《怀风藻》中 ２０ 余位作者同时也是《万叶集》的作者。也就是说，当时 的贵族视需要而选定不同的形式。其实，汉诗在当时比和歌受崇。而有趣的 是，《万叶集》的作者多姓大伴，而《怀风藻》的作者多姓藤原。原因在于，
作为政治上失败者的大伴氏，思想上奉守传统，因此他们选定了和歌这种植 根于日本传统的文学；而藤原氏则是政治上的一度得势者。在统治者的推崇 下，汉诗占据了主导地位。同时，当权者模仿唐代中国的宫廷生活，政治上 主张儒家的文治主义。
嵯峨天皇弘仁年间（公元 ８１０ 年前后），又出现了敕撰汉诗集《凌云集》
和《文华秀丽集》，淳和天皇年间（公元 ８２３ 年前后）则有《经国集》问世。
从诗歌形式上讲，《怀风藻》是“五言诗”，其后的汉诗集则多为“七言诗”，
主要受唐诗影响。内容上，这些汉诗更加趋近于知识游戏，大部分作品仍是 描写皇家贵族的行幸、酒宴或游山玩水。
就是说，汉诗尽管在文字上、形式上日趋完美，艺术上却存在诸多欠缺。
而从文化上讲，又不能一笔勾销汉诗汉文一度兴盛（大约半个世纪）的历史 作用。例如，此期汉诗汉文的主要撰写者之一是空海和尚。空海在中日文化 交流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作为遣唐使归国后，他独自撰出汉诗集《性灵集》、
散文集《三教指归》和介绍大陆诗学的《文镜秘府论》。但不管怎样看，汉 诗的文学史意义乃至文化史意义都不能与“万叶和歌”相提并论。“万叶和 歌”开始摆脱汉语文字的标记桎梏，使日语渐渐地自成一体，且可自由自在 地表达日本人的思想情感。也就是说，“假名文字”的发明对日后民族文学 的发展至关重要。
公元 ９ 世纪中叶，和歌的一大发展《古今集》更体现对于汉诗的反抗。
《古今集》的 ６ 位重要作者，被称作六歌仙。亦即：僧正遍昭、在原业平、
文屋康秀、喜撰法师、小野小町和大伴黑主。《古今集》继承了“万叶后期”
的传统，创作中涌动着个人化特征。至此，和歌进一步完善了形式。《古今 集》作为第一部敕撰和歌集，成为后来的和歌集范本。但是与《万叶集》相 比，《古今集》中的日常用语减少了，世界局限于某种特殊的美的框架中。
因此有人批评它是离开了生活的“艺术”。产生这种特征的原因，在于“万 叶时代”的生活环境是自然和乡村；而“古今时代”面对的却是达官显贵的 意识形态，以及渐次城市化。如果说，《古今集》体现了和歌形式的完善；
那么从内容上讲，和歌却成为“展示日本王权心情的文学”（西乡信纲语）。
日记、“散文”、物语
小说被称作“散文之粹”。但日本平安朝时代的“散文”却不同于近代 散文。独具特色的“物语文学”，结构上与近代小说即有种种差异。因历史 背景不同，前者体现了古代贵族的没落；后者却代表近代市民社会的勃兴。
“物语文学”产生于平安朝（公元 ７８４——２９２ 年）中期，此时都市化特征更 加明显，不同职业者生活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渐渐脱离了古代农村那种群 体社会共同体验的生活。在古代贵族社会渐趋分裂的过程中，新兴的都市文 化产生了新的文学表现形式。
最早出现的散文作品，不是“物语”而是纪贯之的日记文学《土佐日记》
（公元 ９３５ 年）。《土佐日记》奠定了散文艺术的基础。作品记载作者卸任 返京时的旅途经历。说是“日记”，实际上是和歌、散文相杂的文体形式。
其中写到船渡之苦、旅途风物、爱子之死以及归京印象等。作品流水帐似地 包含着作者真切的情感与体验。而此前的日记，却与文学无缘，因为大多是 宫廷、官僚的朝事日录。纪贯之的功绩在于改变了以往的汉文记录传统，创 造出不同类型的假名日记。假名日记更加适宜于表现日本人的心灵与体验，
因而成为日本散文文学的嚆矢。此外，《土佐日记》虽有日期顺序的限定，
内容上却并不拘泥于日期，常常写到往日的回忆。这一点，与日后的“物语”
文学具有近似性。
《土佐日记》的创作动机，是为缅怀土佐任官时客死他乡的爱子。作品 中多次写到对于同于现代意义的“一夫多妻”、儿子的思念及悲哀的心情。
但是，假名文学最初被视为女性文学，大男子写“假名日记”，面子上并不 好看。为此纪贯之以假名创作了最早的散文文学后，又声称非以官人名义，
而出于个人立场。
《土佐日记》不仅超越了汉文表现，同时建立起自由的口语文体。因而，
纪贯之被称作日本“假名散文”的创始者。
虽然真正的散文名作是随笔集《枕草子》和物语文学的代表作《源氏物 语》，但纪贯之的《土佐日记》所开拓的“日记文学”，日后又获得很大发 展。文学史上将日后的“日记文学”称作“女流日记”。代表作有《蜻蛉日 记》、《紫式部日记》、《和泉式日记》等。
最先出现的是《蜻蛉日记》（公元 ９５４～９７４ 年）。作者道纲母以日记形 式记载了自己与藤原兼家的婚姻生活，以及由此而生的半世悔恨与痛苦体 验。道纲母的丈夫兼家官运亨通，跃居摄政太政大臣。然而身为权贵之妻对 于道纲母，却不是福而是祸。时姬超越道纲母而占取了正妻地位，此外兼家 还有许多情人。道纲母忍受着一系列精神折磨，她难以承受其他女人夺去自 己男人的痛苦，而沉浸在嫉妒与怨恨之中。在当时的平安朝贵族社会中，这 种女人的嫉妒具有时代特征。一夫多妻的社会状况，使女性的精神失却安定 感。然而《蜻蛉日记》的文学价值，并不仅仅在于暴露女性的前述情感。作 者尚以无意识的自传体告白，描绘了贵族社会的种种矛盾，以及基于这种矛 盾的人际关系与纠葛。就是说，《蜻蛉日记》的社会性主题是不同阶层男女 关系的对立，以及受抑压的女性表现出的有限的抵抗、挣扎或失败。同时，
作品展示了女性受到伤害或遭遇不幸的社会矛盾基础，在关注女性自我人生 体验的同时，又对兼家那种居高临下的男性诉诸了批判。需要说明的是，古 代日本的“一夫多妻”不同于现代意义上的“一夫多妻”。“婚姻”在当时
并不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实际上女人所争取的并不是正妻的地位，而是男 人的爱。
《蜻蛉日记》、《紫式部日记》、《和泉式部日记》有一个共同特点，
即文中全无标点符号。据说是因为这种文体最能表现女性的心灵与情感。
不同的是，《紫式部日记》是宫中女官所撰。实际上，女官就是宫中侍 女。作者紫式部，日后推出闻名世界的古典名作《源氏物语》。不过当时像 她这样的宫中才女很多，有和泉式部、赤染卫门、伊势大辅和清少纳言等。
《紫式部日记》所记载的，是宽弘五年（１００８）至八年的宫中记事。主要描 述中宫的出生以及各类仪式。表现中，渗透出孤独、冷彻的文体风格，或由 自然的流转看破人生的流转。这些特点，与紫式部的身世经历不无关联，但 更多地基于某种不可解释的感受性。下面，是她宽弘五年的一首和歌：
此生岁暮迟，
风声携去凄凄心。
潜在而朦胧的悲哀感觉跃然纸上。据说这种特征最初源自紫式部生活上 的失落感。夫君宣孝早亡，她只好在宫中忍受着女侍生涯。她天生文才，能 与池水中嬉戏的水鸟体验到共同的不安。在她的日记中，当然也写到种种宫 廷仪式或艳华风俗。但作品的主旋律，仍是围绕孤独暗郁的独自感受。实际 上，《紫式部日记》在日记文学中亦首屈一指。
《和泉式部日记》与前述二者属同期作品，但不同特征是运用了第三人 称的非直接性笔法。此外，和泉式部的生活方式不拘一格，主要表现在婚姻 生活方面。她一生许从过许多男人，与第一个丈夫道贞分手的原因是因为爱 上了弹正宫。此事引起诸多非议。但一年后弹正宫逝世，她又与正宫的弟弟 帅宫相爱。与帅宫的爱情便是她的作品主题。四年后，帅宫亦身亡。和泉式 部遂在紫式部服侍的中宫彰子处作女官。在这里，她又与藤原保昌结婚。从 这一点上看，她与《蜻蛉日记》的作者道纲母截然不同。
从文学表现上讲，和泉式部的“日记”体现出十分含蓄的“悲哀”特征。
如果说，紫式部具有的是强烈的自我意识，和泉式部则恰恰相反，她的创作 充满了自己难以控制的“无意识”。她憧憬上流社会的生活而不满足于平凡 的中等阶级生活。她在文章中确立起独自的文体，乃将和歌与叙事完美地融 合起来。甚至可以说，“赠答”式和歌与散文的结合，对《源氏物语》的文 体风格有很大影响。
《枕草子》的作者清少纳言，作为才女作家与紫式部相提并论。《枕草 子》是日本最早的随笔集。表面上它是定子皇后宫廷中的一部女官记录，但 这种“日记体”形式上却十分自由，具有近代随笔的性质。《枕草子》分三 大部分：第一部分总称为“物附”（俳句之一种），主要内容是描写自然中 的山、水、草、木，以及人生之中的各类形态；第二部分最具日记特征，以 叙事性文体记录下自己的种种见闻；第三部分，则是作者对于自然、人生的 感想。实际上，第三部分的内容最具随笔性。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据说第一 部分的“物附”模仿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李义山杂纂》，且受到“十列”
之影响。从表现风格上讲，《枕草子》通篇体现了敏锐纤细的女性感觉，且 以独特的自然或人生描述，博得当时读者的强烈共鸣。
《枕草子》共有长短不一的 ３００ 多个章节。许多章节中都有枕词（和歌
中用于修饰或调整语调的词语），趣味性地引发出种种比喻或联想，进而显 现出作者机敏的观察目光。清少纳言具有极其锐敏、纤细的审美意识，例如 在“春曙”一篇中，她以印象派式的手法描绘了光、影交错中特定时刻的自 然，如四季之中春天的曙光、夏天的夜晚、秋天的夕暮以及冬天的早晨。《枕 草子》的叙景特征之一，正在于将对象置于某种关系之中，或将这种关系固 定于某一剖面。这里涉及的自然，大致相同于敕撰和歌集。但不同之处在于，
《枕草子》中的自然与季节、天候、时刻、色彩不可分割。那种绘画式的聚 合力，早已超越了和歌而趋近于一种散文诗。
但是，《枕草子》中美的世界却又十分狭小。亦即“美”与可怜同义。
不是博大、野性或运动感，而是细微、优雅或寂静占据了支配地位。清少纳 言的世界还体现为一种空间的丧失。她从未有过地方生活体验，只是在京都 的乡舍或趋赴贺茂的参拜途中，看见过种田的农人。
《枕草子》中的自然观是独特的。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古典时日本式的自 然观照。亦即《枕草子》中的自然与《万叶集》中的自然性质不同，同时具 有必然的类缘关系。再有，日本古代文学中的自然观曾受中国文学自然观的 影响。《枕草子》中便有白居易白乐天的自然观。清少纳言十分崇奉《白氏 文集》。她曾长期受到中国文学的恩泽。相反，其他日本作家对白居易的诗 歌多持贬斥态度。因为白居易在他们眼中，是一位刚直的政治诗人。其代表 性政治诗作有《新乐府》、《秦中吟》等。总而言之，《万叶集》中的自然 是客观的观照，而《枕草子》所呈示的却是主观化或被主观美化的自然。
清少纳言被誉为随笔文学的始祖。其感觉化、印象式的名作《枕草子》，
某种意义上具有唯美主义的艺术特征。
“散文艺术”的成熟阶段是小说。《源氏物语》之所以在世界文学史上 占有重要地位，正因为它是人类文明史上第一部长篇小说。它对于文明历史 相对短浅且引进文字为时不久的日本民族，的确是值得骄傲的一种创造。日 本式“杂交文化”的生命力或创造性，最初毋宁说正体现在“文字”的引进、
改造或创造性运用上。
《源氏物语》虽为“物语文学”之最高杰作，亦必然地经由了发生——
发展——完善的历史过程。最早的“物语文学”是公元 １０ 世纪中叶问世的《竹 取物语》。作者不详。从字面上解释，所谓“物语”就是说故事。《竹取物 语》即描述名叫“竹取”的一个老翁的故事。从故事情节上看，这是一部传 奇性、浪漫性的虚构作品。但“物语文学”的另一特征在于，“物语”是女 性闺房中阅读的散文，同时创作者已为独立的个体。因而尽管从虚构、传说 的意义上讲，《竹取物语》近似于古代的英雄传说与神话，实质上却有很大 差异。“物语文学”的基础不再是古代的共同体（群体）社会，且读者也不 再相信作品中呈示的是生活的根源或规范。当来自于自然的恐惧逐渐淡化 后，人们的兴趣便转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或人类情感。
竹取翁不是农民而是手工编织匠，每天在山野中采集细竹与藤蔓，回家 后编制藤萝、簸箕之类的出卖为生。而这穷编匠却鬼使神差地获得一位美貌 娇妻。这是一种模式化的“天人”传说。原因在于，日本古代缺乏气势宏大 的史诗作品，相反却留下丰富而零散的各类传说。之后纷纷在艺术中获得表 现。“竹取”翁的故事，亦取材于“万叶”长歌中浦岛传说之类的民间故事。
《竹取物语》是物语文学的起源之一。另一源流的代表作是《伊势物语》。
作为区别，前者由日本古代叙事诗演化而来，后者则承接了抒情诗的表现传
统。与《伊势物语》同类者，又有《平中物语》、《大和物语》等。日本的 物语文学十分发达，《宇津保物语》、《平家物语》等等，都是优秀的代表 作。但物语文学的极致则是众所公认的《源氏物语》。《源氏物语》属于《竹 取物语》的叙事诗系列。
《源氏物语》是日本平安朝中期（公元 １０００ 年前后）的作品。作者紫式 部，原名藤式部。《源氏物语》涉及四代帝王的宫廷生活。现存仅三部。第 一部写光源氏的种种情爱以及走向荣华的经历。男女情爱的描写，是《源氏 物语》的一大特色。光源氏与许多女性发生恋情，且这种恋情形形色色，有 着复杂的心理背景。例如，光源氏的母亲去世后，他竟在父帝宠妾藤壶女御 的面容中寻求母亲的面影，进而产生恋慕之情。但藤壶却被置身于后母这样 的伦理性束缚中。后来，光源氏与藤壶的侄女紫上结为终生伴侣，竟仍旧割 不断对于藤壶的思恋。通过光源氏的恋情生活，紫式部显然触及到心理、伦 理方面的敏感问题。同时，叙事中勾现出藤原时代的社会政治斗争。如元服 直后同葵上的婚姻，就源自葵上父亲左大臣与皇室联姻的政治需要。为此，
光源氏也不得已对右大臣一家采取敌对的态度。另外，光源氏与藤壶私通生 出冷泉院（后继帝位），则自然而然地奠定了日后自身的权势地位。总而言 之，光源氏的女性恋情史与其政治进退具有密切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作 家紫式部不仅文才卓绝，创作中体现出纤细的文体特征或唯美倾向，亦具有 敏锐的社会政治性目光。
光源氏曾被贬谪须磨。冷泉院登基后，返归京城且荣登太政大臣宝座。
他拥有了豪华的宅邸六条院和自己喜欢的女人。作品中，女性名字十分有趣，
如空婵、夕颜、末摘花等等。这些名字在特定的情景中，具有某种象征与暗 示性。重要的是，在紫式部眼中，光源氏这太上天皇体现了理想的自由境界。
所以彼时彼地，紫式部无意责难光源氏的生活态度与方式，她只是客观地描 述，或美化或憧憬。
第二部与第一部迥然不同。光源氏在第一部中是一个追求者形象。第二 部却写到他在男女恋情上的种种现实苦闷，同时着重描写了第二代主人公柏 木和夕雾截然不同的青春与恋情。第二部，紫上离开人世后，光源氏整日闷 居六条院宅中追怀流逝的四季风物，吟咏和歌，寄托自己哀伤的心情。第二 部的末篇题为“梦幻”，述说光源氏出家的意愿与日弥坚。
第三部的主人公是柏木及女三宫的私生子阿薰。阿薰有两个特征，一方 面涌动着少年的求道热情，另一方面则苦于情欲。他似乎天生处于矛盾之中，
为了救赎自己出生的罪过。
《源氏物语》是日本王朝文学的代表，不仅凝聚地展现了以天皇为中心 的宫廷生活，更确立了日本文学崇奉自然悲哀的美学传统。为此，《源氏物 语》又被称作“物之哀”的文学。“物之哀”是日本美学范式之一，简单说 来即为“自然的悲哀，物质的悲哀。悲哀本来是人类的情感，日本美学却扩 大了它的外延。有观点认为，《源氏物语》的哀愁美，根源在于作者已预感 到贵族社会的临近破灭。但实际上，并不单纯是那样。
《源氏物语》还明确涉及到“恋母情结”的问题，同时触及“乱伦”的 景象。平安时期，虽盛行“一夫多妻”，儿子与后母却处于“禁忌”的关系 中，不可有性的接触。但是，天皇的小妾往往与太子同龄。例如藤壶仅比光 源氏年长五岁。紫上与光源氏的儿子夕雾也是这种关系。因此当时的“乱伦”
基于特定的生活样式与心理样式。表面看来，作品仅仅描写天皇妾子之间的
私通，实则并非单纯的宫廷文学或贵族文学，人物境况与心理活动象征了一 个时代普遍性的文化特征。紫式部的文学观是真实地记录人生，与日记文学 的差异所在，乃“物语文学”特有的虚构性，即在貌似虚假的结构、情节中，
展示现实人生的真实可能性。
《源氏物语》在日本文学史上是划时代之作。它不仅对日后的日本文学，
对整个日本文化都发生了久远而深刻的影响。
文化过渡：中世文学
一般来说，日本明治维新（１８６８ 年）以前的文学统统称作古代文学。但 日本人又习惯于将古代分为四大阶段：上代、中古、中世与近世。上代最重 要的作品是前面述及的神话传说与万叶和歌；中古毋宁说是日本古代文学中 最为辉煌的阶段。《源氏物语》、《枕草子》、《古今和歌集》皆属此期作 品。中世文学，乃处于一种文化性过渡阶段，主要作品有《新古今集》（和 歌）、《方丈记》、《平家物语》与《徒然草》等。中世以后的近世文学，
则孕育着近代文学的萌芽。近世的重要作家，主要有松尾芭蕉、井原西鹤、
与谢芜村、上田秋成等。
文学史的阶段划分有时与社会政治史、经济史并不同步，但必然具有无 法分割的关系。中世文学，便反映出强烈的时代特征。中世是日本贵族文化、
政治制度发生变革的时代。促成变革的主体是武士与市民。此期，市民文化 渐渐抬头，成为王朝贵族文化的否定力量。市民文化是多样性的，因此中世 文学的作品样式亦形形色色。与此同时，文学精神上也继承了前代王朝文学 的传统。这种特征不仅表现在和歌中，也体现在新兴的民间话本文学中。具 体说来，就是由对于现实的深刻怀疑趋向逃避、超越现实的世界。例如以藤 原定家为代表作家的《新古今集》，一脉相承于《源氏物语》、《和汉朗咏 集》等前代名作的艺术世界。祈求净土的愿望，在以前的王朝文学中即有展 现，而中世以后的《梁尘秘抄》等，则将此类文学表现推至顶点。
中世的时间划分是平安时代末年（１１９２）至江户时代（１６０３）。在此期 间，日本战乱频仍。“承久之乱”（１２２７）后，日本文学史上发生了一些明 显的变化。首先，一度兴盛的和歌黄金期成为过去。其次，出现一些新兴的 文学样式如民间话本、军记物语等。
中世末期，在两个多世纪的战乱中，社会发生很大变革。王朝贵族文学 的变质解体早已缓然发生。而南北朝之乱与应仁之乱，则加剧了这种进程。
作为现象，首先是作为王朝文学美学传统的“悲哀”意识趋于淡化。其次，
早期对于神、佛的虔敬信仰渐渐消失，却赤裸裸地流露出对于现实利益的渴 求或觉醒式的批判。总而言之，中世后期的文学与前期不同，它无所顾忌地 向滑稽、谐谑的风格特征倾斜，表现中所侧重的，似乎不再是个性自我，而 是集体意志。或者说，不再是理想性而是现实性。后期的中世文学自然已包 含近世文学的诸多要素。
中世早期的和歌盛期，代表作品是敕撰《新古今和歌集》。《新古今集》
共 ２０ 卷，由源通具、藤原有家、藤原定家、藤原家隆、藤原雅经五个编撰而 成。《新古今集》继《万叶集》、《古今集》之后，是和歌发展史上的第三 阶段。编集年代，大约是镰仓幕府初叶至承久之乱年间（公元 １２１０ 年前后）。
其宗旨，首先是继承发扬平安末期以后的和歌新风。具体地说，《新古今集》
修辞上、情趣上皆讲究巧致纤细的雕琢美。且最大特征在于，和歌获得了空 前的发展。《新古今集》在和歌文体上崇奉优美华丽，且受文化中幽玄闲寂、
追求余情余韵的时代风尚之影响。
《新古今集》确立了新古典主义的诗歌世界。藤原定家在陈述编篡理想 时说：《新古今集》追求的是“旧词新意”。
《新古今集》由后鸟羽院（天皇）统辖编撰。此时另有一位承蒙后鸟羽 院恩宠的乡野歌人鸭长明值得一提。鸭长明的代表作却是随笔集《方丈记》。
作品描述了作者在日野山麓闲居时期的所见所闻，例如养和年间的饥馑、长 承年间的大地震以及日野山区的隐遁经历等。总之对世事的轮转无常特别关 注。《方丈记》是镰仓（１１９２－１３３３）初期的作品，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作品中贯串的文化精神，是基于佛教思想的无常厌世观。《方丈记》由短篇 随笔连缀而成，但却不同于《枕草子》或《徒然草》，而具有首尾一贯的特 点。
“战记物语”又称“军记物语”，乃物语文学的新样式。《平家物语》
则是“战记物语”的代表作。全书共分 １２ 卷，作者不详。相传是一位名叫生 佛的盲目法师口述留传下来。当然还有其他猜测。《平家物语》的一大特征，
是历史与文学的重合。全书的主线，是历史人人皆知的源平战乱，但主要却 叙述了平家一族的兴亡荣枯。《平家物语》具有很强的戏剧性要素，荣枯无 常，盛衰不经，作者如实地展现出悲哀、痛切的人生境况。而这种叙事过程，
却并不基于个人化的中心故事。《平家物语》开篇写道，“祗园精舍的钟声，
呈诸行无常之音；娑罗双树的花色，显盛者必衰之理”。实际上，源自佛经 的这个对句，正是通贯全书的核心思想。在以“源平争乱”为主题的这部物 语中，随处可见的是对于力量的礼赞，许多问题都是靠实力来解决的。不过，
这种力量的立足点在于正义与责任。源平两军都十分看重名份、名誉，而贬 斥欺瞒与卑怯。冲锋陷阵，战胜强敌，建功立业，扬名沙场，成为当时武士 的共同愿望。而作者字里行间，也对此倾注了满腔热情。就是说，《平家物 语》并不是单纯的战争描写，在强调、赞美力量的同时，还突出地表现某种
“爱”心。这种爱，表现在君臣、父子、夫妻之类的人类亲情、义理中。同 时对立于残酷的战争描述，使征杀屠戮的阴惨场景或心境，变得清澄、明亮、
柔和起来。或令人生超越那地狱般的战场，走向所谓的“安养净土”。
《平家物语》中的女性大都是平家眷属。她们在战争中经历了种种人生 苦难，骨肉分离。但与此同时，这些女性通通具有平安朝时代的贵族风彩。
平家是武人，同时是贵族或诗人。因而兵马倥偬之中，仍不忘观赏山水花月。
或赋诗奏乐，抒发幽怀哀情，仿佛全然忘却了行将破灭的命运。以此为题材 的《平家物语》，自然带上豪华绚丽、优雅哀绝的色彩或情调，使作品具有 了十分强烈的人生感染力。作者将凡常的人生感受融现在身为贵族的人物命 运中。此外，《平家物语》揉合进许多民间传说，事件的发展与人物活动，
亦与日本民族的审美情趣保持了一致。为此，它被称作日本“国民文学”代 表作。
《平家物语》创作时期的时代思潮十分复杂，神道、武士道、儒教等种 种要素都在发生作用，因此当时文化上的重要特征在于，由崇奉情感、趣味、
唯美转向理智、思索、真实。这种文化特征自然影响到《平家物语》的表现 形式，例如作品中对于自然、人生的观照态度，由主观转向客观。
《平家物语》对后代文学影响很大。取材于这部物语的作品，竟有几百 种。如《太平记》、《义经记》、《明德记》、《难波战记》等等。此外尚 有许多传统戏剧、谣曲取材于此。《平家物语》表现了日本文化史上过渡期 的多元化精神状况。在这个意义上，其重要性不可磨灭。
《太平记》也是战记文学。记载了日本南北朝时期（公元 １３３３—１３９２）
空前规模的战乱历史。全书共 ４０ 卷，一般分为三部。第一部由后醍醐天皇的 治世、讨幕计划到建武中兴；第二部写新政权发生动摇，皇家、幕府发生对 抗，进而写到天皇死后，幕府获得了优势地位；第三部则是幕府内讧，一直
写到足利政权第三代的义满时代，意味着安定时期的开始。描写中，可以看 到《平家物语》的种种影响。但与《平家物语》不同的是，《太平记》里的 悲壮美或模式性相对淡薄。在《平家物语》的创作年代，王朝式抒情尚具生 命力，可以借此表现男女之间的悲欢离合。同时胜败已经分明，败者平家已 被消灭。从平家灭亡到《平家物语》受到推崇，中间隔了近 ２００ 年时间。相 反，《太平记》中的战争却十分切近，直接反映在“物语”叙事的文学视野 中。且给人以动荡、浑沌、复杂之感。
《太平记》的作者不明，相传是一位叫作“小岛法师”的物语僧人。或 由多位僧人合作而成。作品中，禅宗思想十分明显。因而有人推断作者是禅 僧。《太平记》描写了跨度 ５０ 余年、频繁激烈的战争场面。错综复杂，给人 以散漫之感。比较而言，第一部的结构情节较为明晰；第二、第三部由于事 件过份复杂，略微失去统一之美。而且，第二、第三部过份热衷于战争场面 的描写，给人以阴惨残酷的印象。《太平记》的作者在反映时代思潮时，同 样渐渐淡化了个人的主体意识。在时代性群体意识作用下，作者喜好表现男 性特征，例如勇武、刚强、壮烈、果敢之类的英雄形象。相反，对于自然、
人生的观照却趋于简单。作者注重的是现实性的扬善抑恶或敬神崇佛。因而 作品有道德性、教谕性或宗教性倾向。说到底，作为作品的指导性思想，不 是某种主观化的美学意念，而是现世的伦理观念，且儒教、禅宗、武士道三 位一体。从艺术上看，《太平记》显然不及《平家物语》那般完整统一，且 缺乏优雅诗意。但是，作品却透现出时代的光彩，发扬了刚劲遒健的民族性 格。而且，《太平记》具有史书价值。它是考证吉野时代历史的宝贵资料。
还是一部兵法历书。
《太平记》颇受日本读者喜爱，对日本后来的文学形态文学思想也有很 大影响。
最后，中世文学中值得一提的另一部重要作品是吉田兼好的散文集《徒 然草》。从文体上讲，《徒然草》中的散文有记事文、叙事文、说明文和议 论文。兼好在记述、描写以及论述等各方面，文笔非凡。因此，《徒然草》
被誉之为古典范文。从思想上看，兼好具有两大特征，一方面对古代充满憧 憬，一方面又受到新时代的影响。表现在作品中，则是拟古文体和新文体的 并存。
兼好精通日本中古时期的文学，同时对中国文学、儒家学说、老庄思想 皆有所好，对佛经亦了如指掌。博学多识，使他的作品复杂深邃。兼好的“古 代憧憬”首先表现在崇奉平安朝时期的优雅风俗。其次，则对平安时代的自 然观、人事观、文学观，别有所好。例如，《徒然草》中的“四季评”、“花 月评”之类，一方面体现了作者独自的主观感受，另一方面又映现出古典式 的美学情趣。《徒然草》的第三特征是某种现实性的人生观照。
散文名作《徒然草》，对后来江户时代的“戏作文学”曾有很大影响。
近代的摇篮：“江户文学”
近世文学始自庆长八年（１６０３）德川幕府成立。近世初期，仍然处于动 乱时代。在德川幕府确立政权的过程中，已为织田信长、丰臣秀吉所动摇的 中世价值秩序，进一步趋向崩溃。但新的近世性价值秩序尚未确立起来。近 世文学的基础正是这种“演变”中的时代氛围。此期文学的特征，首先是继 承了中世文学平民化、“下克上”的传统；其次是对新秩序的怀疑或反叛。
德川幕府的第一政治特征，在于强化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作为手段，则有 轮换谒见制度的确立、闭关锁国方针的制定等等。精神方面，相应地极力推 崇儒家道德的教化作用。政治上的渐趋安定，则使货币制度确立起来，经济 活动得以发展。相应地，文学的读者面逐步扩大，渐渐包容武士阶级与商人。
此期文学包括种种类型，如“狂言”、“俳谐”、“假名草子”等。“假 名草子”是一种通俗性带插图的小说，且特指 １７ 世纪以后、井原西鹤《好色 一代女》（１６８２）刊行以前的一切散文作品。因此，假名草子包含的内容繁 杂，某种意义上反映出新时代的风尚、风俗或思想倾向。同时在多种素材、
文体、方法中，已可窥见近代小说的萌芽。俳谐的创始人、集大成都则是松 尾芭蕉。松尾芭蕉生于正保元年（１６４４），原名松尾宗房。早年，他随北村 季吟学习俳谐，并广泛涉猎古典名作。除了涉足文学，芭蕉还在佛顶禅师门 下参禅，学习书法与绘画。这些都是相互贯通的门类。芭蕉做过官，失意后 浪迹四方。因此，作品中有许多描写羁旅生活的佳作。如最后一句“病中吟”
写道：
荒旅病中吟，
魂萦梦牵寄枯野。
吟毕，芭蕉客死旅途。松尾芭蕉是一位德高望重、才华横溢的俳谐诗人，
具有极其独特的人生观、俳谐观，是在遁世般生活中体现伟大人格的俳句家。
他热衷于俳谐形式与内容的革新，终于使俳谐成为一门独立的艺术。他一生 发表了无数俳谐作品，后人编撰成集的有《芭蕉俳句集》、《芭蕉翁全集》、
《芭蕉一代集》等等。
实际上所谓俳句，不过是联歌的起句独立成诗。联歌，则是和歌的一种 类型，由多人创作。因而某种意义上属于游戏文学。俳谐（俳句）则不同，
既然“起句”单独成诗，便成为单个作家的作品，因而便于展示作家的个性。
俳谐的形式过于短小，只有（５・７・５）１７ 个音节，于是无法表现过多的内 容，只能以最为凝炼的文字，富于启示性地同时激活读者的艺术想象。这也 是俳谐为何特别富于禅意的主要原因。
芭蕉死后，众多弟子将俳谐发展成为大众化的艺术。然而同时，大众化 使俳谐流于通俗。芭蕉式俳谐的风格，至元禄末年（１７００ 年前后）已不复存 在。
井原西鹤宽永 １９ 年（１７４２）生于大阪。身世至今不明。西鹤早年也由学 作俳谐起步，且有不少作品留传下来。但他的文学才能，却表现在某些与众 不同的方面。例如，他能在短时间内高速地“生产”俳句。借妻子病故之机，
他刊行了俳句集《俳谐独吟一日千句》。同年冬天亦即 １６７７ 年 ３ 月，西鹤在 生玉本觉寺创下新的记录，一昼夜独吟俳偕 １６００ 句。同年五月题为《俳谐
大句数》出版面世。西鹤的独吟纪录后被月松轩纪子的 １８００ 句和大定三千风 的 ３０００ 句所打破，但延宝八年（１６８０），西鹤又创下一昼夜独吟俳谐 ４０００ 句的空前纪录。但是作为诗歌艺术的俳谐，其本质并不在于速度或数量。实 际上西鹤使俳谐沦为一种游戏或模式化的产品。
西鹤并未意识到这一点。随着俳谐大师名声日涨，他更加沾沾自喜，意 满志得。可幸的是，在这种游戏般的俳谐制作中，潜存着井原西鹤的小说才 能。天和二年（１６８２），《好色一代男》的刊出成为以后近世小说的一个转 折点。《好色一代男》超越了“假名草子”，创造出新型的所谓“浮世草子”。
这里的所谓“浮世”乃“好色”之意。西鹤的主人公世之介正是一个好色之 徒，无视现世的伦理或逻辑，一味沉湎于女色世界。例如其中写到世之介 ７ 岁产生性意识；后周游各地，体验、见闻种种好色风俗；继承巨额遗产后，
则在京都、大阪、江户各地物色高级妓女；６０ 岁时倦于此道，又与同志者乘 船“好色号”前往“女护岛”，后去向不明。总之一年一章，主题却不变。
表面上看，《好色一代男》的作品内容是不健康的，形式上亦有诸多欠 缺。但是这部作品却具有十分重要的文学史地位。从内容上讲，作品通过一 个无视传统性封建道德的主人公，多视角地反映出江户时代的享乐生活与风 俗，同时活生生地展示了各种人物的生活状态或心理。《好色一代男》表面 上拘泥于“好色”，实际上却形象地涉及到更为广阔的世界，例如形形色色 的民间风俗或各类人物心情等。总之，《好色一代男》通过西鹤清新的俳谐 式联想或文体，以颇具戏谑性的逗笑手法，使读者具体地感知时代与现实。
因而，西鹤文学与现代的风俗小说具有某些本质关联。或者说现代日本风俗 小说一脉相承于井原西鹤的“浮世草子”。这里的“浮世”又是现实世界的 等义词。在日语词典中，“浮典”具有双重含义。
《好色一代男》获得好评后，井原西鹤告别了俳谐世界而专心创作“浮 世草子”。贞享元年（１６８４），他又写出同类作品《诸艳大■》（即《好色 二代男》。贞享三年（１６８６）刊出《好色五人女》。同年，刊出另一部具有 史学价值的名作《好色一代女》。《好色一代女》以回忆的笔法描述一位老 媪的生活体验。其间，直接涉及到现世中的种种女性职业风俗，且生动地刻 画出人物的种种心境。《好色一代女》的作品特征在于好色虽为中心世界，
作家的视点却面向更加广阔的社会心理与风俗。这种特征在他以后的作品中 有更加明显的呈现。例如，他还写过《日本永代藏》（１６８８）之类展现江户 町人（商人、手工匠人）经济生活的作品。
井原西鹤确立了“浮世草子”的文学形式。但他辞世之后，“元禄年间”
（１６８８～１７０４）的小说史则继承、拓展了“浮世草子”的世界。如 １６９４ 年 出现了夜食时分仍以爱欲题材为中心的《好色万金丹》；西泽一风刊出元禄 町人翻案小说《御前义经记》（１７００）；都之锦则有文明批评小说《元禄太 平记》（１７０２）问世，等等。
井原西鹤所创立的“浮世草子”被称作现实主义文学。然而中世中期，
这种文学逐渐衰落。原因在于亨保年间（１７１６～１７３６）商品经济获得了必然 的发展，相反，政治体制亦即幕藩体制却极大地阻碍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于 是，幕藩当局实施了所谓“亨保改革”。改良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但文化上
“亨保改革”相应地提出一系列限定措施，如禁止某些出版物的出版等。因 而此期被称作“封闭时代”。此时值得一提的另一位现实主义作家是近松门 左卫门，他发展了独具特色的“净琉璃”艺术。
近松生于承应二年（１６５３），原名松森信盛。近松早年亦曾涉足俳谐创 作，直至天和三年（１６８３） ３１ 岁时，他才转而开始创作净琉璃。净琉璃有 多种形式、流派，说到底是一种带伴奏、表演的说书艺术。近松门左卫门是 在净琉璃、歌舞伎已获很大发展的基础上，开始其独特创作的。他的主要作 品有《世继曾我》（１６８３）、《出世景清》（１６８５）等。不过，近松门左卫 门的代表作品，却是第一部所谓“世话净琉璃”的《曾根崎情死》（１７０３），
这部作品取材于同年四月七日发生的殉情事件。酱油匠德兵卫与妓女阿初相 爱，却受到恶棍九平次的陷害，不幸在曾根崎天神森林中双双殉情而死。近 松以哀婉流畅的写实笔法，将这悲剧故事描写得哀怨动人。《曾根岭情死》
与此前净琉璃作品的最大区别在于内容方面。过去所谓历史净琉璃，多描写 历史上著名的人物或事件，而近松门左卫门的“世话净琉璃”，却描写当时 默默无闻的庶民生活或微不足道的事件。总之，将町人或武士社会的现实状 况，搬上写实的舞台。《曾根崎情死》确立了“世话净琉璃”的新世界。近 松后又陆续写出许多同类优秀作品。例如描写纸匠治兵卫与妓女小春殉情悲 剧的《情死天纲岛》（１７２０），展示失足青年与兵卫恶行及邻人苦恼的《女 杀油地狱》（１７２１），这两部作品堪称“净琉璃”艺术之最高成就。由此亦 可窥见近松晚年的艺术面相。当然，他也写过不少“历史净琉璃”，如《国 性爷会战》（１７１５）和《平家女护岛》（１７２０）等。
中国的儒家学说尤其是“朱子学”，在“近世”的日本思想界占据统治 地位。原因在于，经历长期的战乱之后，德川幕府的统治者需要建立起某种 秩序。而以道德伦理为中心的朱子学恰好满足了这种需要。不过，当时日本 的一些学问家并未照搬朱子学说，只是杨弃式地借用。例如仁齐就对立于“朱 子学”静止不动的道德论，指出宇宙的本质是生命流动的运动性，因此，道 德是在人类自然生活中逐步形成的。这种认识反映在文学中，则将历史真谛 置于传达人情的真实上。文学的使命，首先即表现的自由。同样，另一位哲 人本居宣长谈到文学时也说，人心深处的真实存在于超道德的层次之中，而 文学的作用正是在于发现这种真实。这种观点对近世以后的日本文学发展，
显然有过重大影响。
１８ 世纪后半叶，江户（德川幕府时代的东京）的都市文化日趋繁荣，于 是产生风来山人执先鞭的“戏作文学”。“戏作文学”是江户后期注重娱乐 性的通俗文学之总称。同时，此期发生了所谓“中兴俳谐”运动。简要说来，
即重振俳谐，恢复俳谐的诗歌精神。这一运动的代表人物，有与谢芜村、炭 太祗、加藤晓台、大岛蓼白和加舍白雄等。而最具代表性的是与谢芜村。这 些俳谐作家对俳圣芭蕉的理解各不相同，有时甚至互相对立。但有一点是共 同的，即统统鼓吹复兴“芭蕉风格”。由于时代的文学观念已经不同，“中 兴”时代的俳谐作家割断了俳谐与人生的联系。他们共同追求的目标则是非 现实性的所谓纯艺术。
如前所述，在悖离芭蕉诗风的“中兴”诗人中，有所成就且别具一格的 是与谢芜村。芜村生于亨保元年（１７１６），自幼家破人亡，背景离乡。因而 对于幼年的追忆构成芜村的诗歌源泉之一。十七八岁离开家乡后，他在江户 住了 ５ 年，然后近 １０ 年间浪迹关东北部或东北地区，一面演习俳谐，一面作 文人画。芜村真正对俳谐发生兴趣是在明和五年（１７６８）５３ 岁前后。此前他 主要是位画家。
芜村作为“中兴”诸家之一，力主复兴芭蕉诗风。但他所推崇的芭蕉诗
风，却是芭蕉诗歌的汉诗风格。具体说来即《俳谐七部集》中的《虚栗》、
《冬日》等作品。也就是说，芜村理解的芭蕉诗风是一种高雅的趣旨。但实 际上，芭蕉俳谐的本质却在于注重“俗语”而最终排斥汉诗特征或格调。相 反，芜村的俳谐主张排除“俗”语。与谢芜村的俳谐之所以独具一格，说到 底并非因为他正确地理解或继承了芭蕉的俳谐传统，而在于他创造出独自的 文体风格与内容。对芜村而言，画与俳谐一体。他将自己的文人画修养以及 源自于此的高雅反俗的审美意识，直接运用于俳谐创作。为了述明自己的俳 谐观，他还写出一部俳句论集《春泥句集序》。
如前所述，通俗文学的兴起是江户文学的一个特征。除了浮世草子、历 史小说，还有《雨月物语》等为代表的神怪传奇。“神怪传奇”的主要特征 在于情节奇特、有趣。但主题却给人以暧昧之感。此外与白话小说不同的是，
历史小说、神怪小说比较注重知识的趣味性。
上田秋成的《雨月物语》刊于安永五年（１７７６），很大程度上受中国古 代传奇文学或白话小说的影响。当然，亦有许多内容取材于日本古典叙事文 学或民间传说。
真正以江户为中心的新文艺，产生于 １８ 世纪后半叶。此时的一大重要文 化特征，正是都市大众化现象的普遍化。在文学以至各类文艺形式（川柳、
歌舞伎等）中，都出现明显的大众化倾向。为了迎合飞跃增长的享受性文艺 需要，创作界拼命做出相应的努力。尽管不少创作流于低俗，但众多作者多 样化的文学表现，却合成了一个丰富多彩的文学世界。江户文学基于江户文 化的发展，并为近代文学的诞生做好了准备。
从总体上讲，后期江户文学具有两个特征，一是日趋成熟，一是迷恋颓 废。前者主要体现在样式、类型方面，如俳谐、戏作文学、狂言、歌舞伎等，
都逐步定型而形成特色；后者，则主要表现于艺术内容方面。此期文学，大 多力图满足读者日益增长的娱乐性需求，却不太注重文学的审美作用或其他 社会性功能。尤其是在文化的通俗化、大众化趋势中，戏作文学作家一味地 迎合大众趣味。
对近代萩小主发生影响且别具一格的小说形式是“读本”。江户读本继 承了初期读本的表现方法，内容上则吸收日本、中国的史书情节或稗史、戏 曲故事等。“读本”包含于“戏作文学”的类型之中，但江户时代的读本却 是一种相对高级的小说，读者需要具备一定程度的历史知识或文化修养。江 户读本以古雅的文体展开错综复杂的形象世界。
江户读本的代表作家有两位：曲亭马琴与山东京传。马琴的第一部读本 小说是刊于宽政八年（１７９６）的《高尾船字文》；京传则于宽政十一年（１７９９）
出版了《忠臣水浒传》的前编五册。有趣的是，这两部具有代表性的作品都 是中国古典名著《水浒传》的改编，且前者与《伽罗先代萩》、后者与《假 名手本忠臣藏》（净琉璃名作）的世界融为一体。
当然，曲亭马琴是“读本”小说的第一代表。他以《月冰奇缘》（１８０４）、
《曲亭传奇花钗儿》（１８０４）等确立了自己的读本作家地位；尔后又以《三 七全传南柯梦》（１８０８）、《松染情史秋七草》（１８０９）等传奇性历史小说，
展示了独自的叙事风格与故事世界；最后，他完成了“演义体史传”这样一 种新的小说形式。代表作品即别称为“源为朝外传”的长篇巨制《椿说弓张 月》（１８０７～１８１０）和《俊宽僧都岛物语》（１８０８）等。这些创作，使马琴 成为“读本”创作界的大师。
相反，京传未能取得马琴那样的成功。原因在于，马琴超越净琉璃、歌 舞伎的世界，创立了独自的“读本”文体与故事世界；京传却在发挥传奇性、
戏剧性风格的同时，始终拘泥于揉合净琉璃、歌舞伎、中国小说和民间传奇 等种种不同的世界。京传的“读本”小说虽然独具特色，却没有马琴那样的 想象力与浪漫性。例如，马琴于 １８１４ 年初刊五册、１８４２ 年全部完成的《南 总里见八犬传》，即以雄浑缜密的构想及华丽文体，完美地展示了基于传奇 性、浪漫性的虚构世界。尽管作品的基本思想是劝善惩恶，且人物时有类型 化之嫌，但马琴的独特才能却令作品成为名作。马琴死后（１８４８），“读本”
文学不再时兴。马琴的历史地位在于，创立了近世文学史上独一无二的长篇 传奇小说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