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partment 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Anthropology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 1931-1945
Japanese Colonial Modernity in Policies of Taiwanese Aborigines: Becoming a Model Tribe “Kawanakajima”
1931-1945
Yu Murakami
Advisor: Mei-hsia Wang, Ph.D.
107 7
July, 2018
謝誌
來台灣留學，不知不覺經過三年的時間了。在留學的生涯中，受到了身邊的 人許多的照顧。這篇碩士論文亦是在許多人的協助下才得以完成的。紙短情長，
在此想要向大家表達我的感謝。
首先，衷心感謝指導教授王梅霞老師的耐心指導與鼓勵。身為一個研究台灣 原住民的學生，在研究工作上往往痛感於自己的能力不及之處。梅霞老師從我進 來系上到碩士論文完成，一直像母親一樣，溫馨地指導以及照顧我這個留學生，
不論是學業或是生活上的種種問題都是。
另承蒙口試委員歷史系周婉窈老師的指導，從我一開始接觸到歷史學領域到 最後口試的階段，我學習到史料搜集的方式與如何分析的方向。尤其是口試時，
老師提供的許多精辟見解，使這篇論文更趨完善，讓我開啓了新的視野，對老師 我有無邊的感謝。
系主任林開世老師，淵博的學養讓我讀到了許多重要的、帶著啓發性的文章，
而且從來不吝惜溫柔地與我討論。除了是口試學生的後盾，更讓未來有志於研究 工作的我，有著踏實的安心感。
上述三位指導老師與口試委員，是我在學術上與人格上所憧憬的，希望成爲 的目標。
廣島大學中村平老師與淡江大學李文茹老師，在日本與台灣兩地，提供給我 參與讀書會以及發表的機會。校外老師們的支持，讓我不斷地有學習的動力以及 研究的靈感。在我對學術寫作、發表、甚至如何閲讀都還懵懂未知的時候，就給 予了我這麽多機會與指導。我感謝老師，能如此照顧晚輩，我是無比地幸運。
許崇銘學長，耐心地陪伴我寫論文的整個過程，為我的中文書寫校正指引。
學弟尤尊毅細心嚴格地為我調整格式並做最後的校對。有這樣的學長學弟，在論 文的最後階段讓我能放心地把一切交給他們。
研究室的同學們，林必修、林孟瑢、施博雯、甘睿涵、杜韋樺舉辦的「論文
互助會」具體地、實際地幫助我完成論文，並給予了同儕間，誠實、中肯、有意 義的批評與支持。我真是太晚參加這個論文互助會了。在畢業前的最後一刻，這 些朋友，生活上與學業上給我的支持成爲我就讀研究所最重要的寶藏，我會珍惜 一輩子。
另外是田野地，也是我台灣的另外一個家鄉，清流部落的人們。首先感謝瑪 姮巴丸、巴干巴萬、郭明正、邱建堂四位。其實他們已經不是我的報導人，而是 我的家人、我的老師。接納我成爲我的乾爸乾媽，讓我成爲清流的一分子，從開 始到論文完成，一步一步地帶著我認識每一位耆老、報導人。每一次回去部落的 時候，溫馨地歡迎我回來。有他們，才有這份論文。
我重要的報導人、朋友們：曾春風先生、 Lubi＆Pawan 夫妻及家屬、チエ
（Rabe Walis）、Awi＆Ape（王大業夫妻）、 Pihu（邱宏水先生）、Temu&Uma 夫 妻、Robo Pihu、Habo Bagah、Siyac&Robo 夫妻、ハル（Habo Magis），Mhuwe namu bale！
私の台湾留学に背中を押し、いつも⽇本から応援していてくれたお⽗さんお⺟
さん。⼼配かけることもありますが、これからも⾒守っていてほしいと思いま す。
村上優(Murakami Yu) Temi 2018 年 8 月於台北
日本殖民主義治理中的現代性 — 成爲「模範蕃社∶川中島」1931 – 1945
村上優
摘要
本文以南投縣仁愛鄉清流部落（日治時期稱為川中島社）為研究對象，主要 探討該部落的賽德克人自 1931 年霧社事件倖存下來並強迫遷移到川中島社後，
餘生們如何在這一塊土地上重拾生活以及重建部落。霧社事件的爆發給于日方的 理蕃政策很大的打擊，並導致了舊理蕃政策方針的反省與改善。日本殖民主義的 治理方式爲本文的框架，從這些治理方針的調整切入，本文重新探討了殖民主義 與殖民現代性的關係。由此出發，透過空間、時間、身體等現代性概念，形構了 本論文的章節架構。殖民者的現代性治理，試圖在川中島打造一個與過去不同、
新的「模範蕃社」，川中島的人們如何經歷這一段歷史？殖民者的政策方針如何 具體地施行於部落之中？造成了什麼影響？這是本文以殖民現代性作為理論工 具處理與重新檢視的重點。由此切入後，試圖凸顯過去的研究所未能解決的矛盾。
這樣的矛盾植基於殖民主義研究傳統本身的二元對立框架，本文最後試圖對 此提出新的可能性。透過川中島賽德克人的情感與記憶，討論其主體性如何於殖 民治理當中展現，以及研究者如何得以發掘。從情感與記憶出發，我們得以窺見 歷史縫隙當中賽德克人不曾消失的主體性以及歷史過程當中，「餘生」如何展現 主體性。
以主體性的存在與挖掘作為重新理解殖民主義與殖民歷史的切入點，能否超越舊 有的二元對立框架？本文試圖對此做出回答。
關鍵詞∶ 殖民現代性、賽德克族、清流部落、川中島社、餘生、主體性
Japanese Colonial Modernity in Taiwanese Aboriginal Policy : Becoming a Model Tribe ”Kawanakajima” 1931-1945.
Yu Murakami
Abstract
This thesis mainly focuses on Qing-Liu tribe which used to be called Kawanakajima in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Seediq people who survived from the Wushe rebellion were forcibly relocated to this new location in 1931. This paper argues that how these Yu-sheng(survivors) regain their lives and reconstruct their new village, and how they became a “model tribe” in the Japanese colonizer’s eyes. In this historical process, there are also what we need to concern. The fact that the Wushe rebellion uprising prompted the government-general (總督府) to launch sweeping Aboriginal policy (理 蕃政策) reforms as important frames of this paper, I also rethink that how colonialism and colonial modernity interrelate each other. Following chapters are consequently composed by three important modern concepts which are space, time and body.
In the last part, I completely turn the perspective over to the different direction.
Throughout examining the colonial emotion and memory of Seediq people, this thesis also tries to cast off the binary opposition of colonialism such as colonize and be-colonized. Their emotions and memories of ambivalence affords us the new perspective to view colonialism and people’s agency in the colonial history that previous studies have never discussed.
Keywords: Colonial Modernity, Seediq, Qing-Liu, Kawanakajima, Yu-sheng(survivors), agency
目錄
謝誌 ... i
中文摘要 ... iii
英文摘要 ... iv
目錄 ... v
圖目錄 ... vii
表目錄 ... viii
第一章 緒論 ... 1
第一節 研究要旨 ... 3
第二節 研究方法 ... 5
第三節 日本統治之下的原住民名稱 ... 8
第四節 田野地介紹-「川中島社」 ... 10
賽德克族德固德雅群與川中島社 ... 10
理蕃政策的轉變 ... 11
川中島社的誕生 ... 14
「Alang Gluban」與「餘生部落」的誕生 ... 16
第二章 文獻回顧 ... 19
第一節 殖民主義的研究 ... 19
第二節 日本的殖民現代性 ... 25
第三節 理蕃政策研究的回顧 ... 29
第四節 臺灣原住民主體性研究回顧 ... 32
第三章 空間的治理 ... 35
第一節 殖民的空間 ... 35
第二節 集團移住──從霧社到川中島社的遷徙 ... 37
共同生活與土地分配 ... 37
部落的恩人 ... 45
第三節 空間與現代性的結合──戸籍制度 ... 49
小結 ... 56
第四章 時間的治理 ... 57
第一節 帝國的時間 ... 57
川中島教育所 ... 60
第三節 習俗的日本人化 ... 68
新生活方式的發穗 ... 68
遭遇危機的傳統文化 ... 70
小結 ... 73
第五章 身體的治理 ... 74
第一節 現代的身體 ... 74
第二節 透過青年團而來的精神教化 ... 77
臺灣青年團之成立 ... 77
川中島社青年團 ... 78
女子青年團 ... 81
教材的內容 ... 84
青年團檢閱式的策略 ... 87
第三節 高砂義勇隊 ... 90
小結 ... 96
第六章 情感與記憶 ... 98
第一節 殖民主義研究中的記憶 ... 98
第二節 模稜兩可（ambivalent）的情感 ... 102
現代性的媒介者──駐在所巡查 ... 102
第三節 殖民地的歌謠──主體性表現的可能 ... 109
小結──歷史縫隙中的能動性 ... 114
第七章 結論 ... 119
參考文獻 ... 125
圖目錄
圖.一.1 南投縣仁愛鄉霧社與清流部落地區 （筆者自製） ... 10
圖.一.2 日治時期的原住民分類 （筆者自製） ... 15
圖.一.3 當代臺灣原住民分類 （筆者自製） ... 15
圖.三.1「保 護 蕃 の マ イ バ ラ 「 川 中 島 」 に 於 け る 移 住 地 （ 天 幕 を 張 り て 假 住 ）」《 第 一 第 二 霧 社 事 件 誌 》1931 p101 圖片來源：（臺灣大學圖書館） ... 44
圖.三.2 日治時期部落內部空間（村上愛製作） ... 45
圖.三.3 當代清流部落的內部空間（村上愛製作） ... 45
圖.三.4 紀念客家人的香爐（2017 年筆者攝影） ... 48
圖.三.5「戶籍簿」Awi Tado 氏提供（筆者拍攝） ... 53
圖.五.1 穿和服的婦女 圖片來源：筆者於餘生紀念館拍攝 ... 84
圖.五.2《教育所用國語讀本》插畫 ... 86
圖.五.3 川中島社青年團訓練場（位置參見圖.三.2） 圖片來源：國立臺灣大學圖 書館 ... 89
圖.五.4 第二回高砂義勇軍三名與青年團 （筆者於餘生紀念館拍攝） ... 94
圖.六.1Lubi Mahung 用片假名寫下來的她母親 Mahon Mona 的「傷心歌」（筆者 拍攝） ... 113
表目錄
表.三.1 1931 年 5 月川中島社水田割當面積 ... 42
表.三.2 日治時期川中島社戶籍編號與舊部落的關係 ... 50
表.四.1 川中島就學率 ... 61
表.四.2 川中島與霧社地區的農作物生產量比較 ... 69
表.四.3 川中島與霧社地區的收入表 ... 71
表.四.4 川中島與霧社地區交易所蕃產品 ... 71
表.五.1 義勇隊與正規軍人士兵名單 ... 95
表.六.1 川中島警察官吏駐在所 駐在職員名單 1931 年～1941 年 ... 107
第一章 緒論
我初次接觸到臺灣原住民，必須回溯到2013 年。那一年到臺灣交換留學的 我，很是缺乏對於臺灣的知識，更何況是「臺灣原住民」的存在。然而，當時宿 舍的室友是泰雅族，她是我第一次接觸到的臺灣原住民。我連現在也清楚地記得
「原住民」這詞彙給自己的衝擊，以及室友那犀利的眼神。因為與她的互動，我 對臺灣原住民的文化和歷史愈來愈感興趣，開始閱讀與原住民相關的書籍，並在 後來逐漸地瞭解到，他們的祖先，他們身邊的那塊土地，那些山河曾受過外來者 的傷害。尤其身為日本人，更無法不去在意日治時期的殖民統治對原住民的影響。
如清流部落賽德克族人邱建堂便表示：「人類進化、發展的立足點不同，各民族 的生活方式、文化習俗、價值觀差異頗大。」（邱建堂 2010）日治時的臺灣原住 民，有著與日本相當不同的生活方式以及文化習俗，使得日本人開始推動將原住 民「文明化」的政策；原住民他們則以自身的文化邏輯來了解「日本人」這個外 來者，導致了異文化之間的衝突。其中，「霧社事件」所呈現的是賽德克人自我 gaya 的實踐，用以對抗現代國家介入之下的文化與武裝衝突。我大學時期的畢 業論文撰寫的主題是霧社事件的概要以及泛泰雅族（含賽德克族、太魯閣族）的 傳統文化。從這個時候開始，我對日本歷史教育不曾教導過的日本殖民地經歷，
以及種種作為一事，開始抱持懷疑。這成為我以「研究生」的身份重回臺灣的契 機。
我一開始認為，所謂殖民主義便是指帝國治下有著明顯不平等階序的治理狀 態，況且，若有著如霧社事件等慘烈之事發生的話，殖民地的人民對日本時代以 及日本人的印象應當不太良好。但原住民的朋友與我分享的話語，完全與這些先 入為主的看法大相徑庭。在課堂上第一次到原住民部落進行田野工作的時候，一 位前高砂義勇軍的阿美族老先生對我說：「我現在也還是個日本人。這個日本精 神會一直留到我死」。再者，他的妻子也跟我說「日本時代很好，日本教育我們。
我們以前沒有教育。現在跟你講話讓我非常懷念」。這些經驗，令我察覺到經歷
過殖民統治時期的人們，他們的記憶並不僅在於支配與被支配的非對稱關係，還 充滿了更複雜的情感。
這些主位觀點的歷史情狀，無法只從公文書等文獻資料得知。大學時期，看 過些許霧社事件相關的文獻，得知的歷史事實只有事件的倖存者被強制遷村到新 的地方──「川中島社」。然而，這些文獻並無法讓人得知，遷村後持續 15 年的 日本統治之下，他們如何在新的環境，經歷新的生活，即使他們確實活過了那 15 年的時間。如果想從當事人口中探問出那一段他們實際經歷過的歷史故事的 話，那麼，或許現在已經是最後的機會了。於是，我下定決心前往川中島（現清 流部落）。
第一節 研究要旨
本論文以南投縣賽德克族的一部落「清流部落」為研究對象（日治時期的名 稱叫做「川中島社」以下本文將該部落稱做為「川中島社」）。因1930 年 10 月霧 社事件的發生，參與其中的賽德克族Tkdaya 群的六部落被日本人強制遷移至此 地，此為該部落成立的緣由。事件倖存的婦女、小孩和老人因此必須在新環境中 重建部落並重拾生活。本研究為探索1931 年賽德克人的遷村到 1945 年日治時期 結束之間的歷史性研究。
霧社事件的發生嚴重衝擊了臺灣總督府統治原住民的方針，當局反省了舊有 的「理蕃政策」，隔年1931 年公布了理蕃行政的新方針「理蕃大綱」。起事的六 部落成為日本人眼中的「抗日蕃」，令日本人發覺理蕃政策的缺點。再者，事件 的倖存者身為「保護蕃」被強制遷村，重建部落「川中島社」。該部落直接受到 新理蕃事業的影響，到了戰爭時期時，還出了很多青少年到南洋參戰，最終成為 了理蕃政策下的「模範蕃社」。然而，遷村後，六部落的賽德克人如何重拾新的 生活，而後建立了殖民者心中的「模範部落」呢？他們接受了怎麼樣的統治政策，
並在其下經過了什麼樣的日常生活呢？當代清流部落又如何看待這一段歷史？
能夠充分回答這些問題的研究尚少。這便是本研究問題意識的濫觴。
如前所述，日本對自己的前殖民地，以及東亞和太平洋相關的歷史認識非常 貧乏。在戰後的歷史教育中，在前殖民地臺灣、韓國與亞洲島嶼之間的政治關係 上，更是明顯。西方殖民主義研究者Cooper 在其著作 Colonialism in Question：
Theory, Knowledge, History 的緒論中指出：
「殖民主義並不是過去的問題，就殖民者與被殖民者雙方而言，殖民主義還 環繞著當代的論述（discourse）、意識形態（ideology）、生活以及文化的問題。
我們必須透過闡明那些要素的具體樣貌，以解體殖民主義。」
（Cooper 2005）
我在本研究中，亦想要延續Cooper 的主張──「殖民主義不是過去的問題」。
他要說的，並不只是指出當代仍有過去殖民主義留下來的傷痕；更進一步憂慮的，
是今日的殖民主義研究中，是否不斷地再生產過去殖民正當化的非對稱關係。而 且，這個傾向不是因為忽視了被殖民者的聲音，而是因為後殖民時代，研究者更 積極地、真摯地傾聽他們的聲音，此種非對稱關係的再生產──作為研究者必須 認真地面對的問題──才容易浮現。這種事態，在研究者與他者邂逅，透過參與 觀察和訪談了解對方，在以記述他者的方式來撰寫民族誌的人類學研究過程當中，
也往往存在著。雖然，就殖民研究而言，「對殖民地的人而言，過去的殖民主義 具有什麼意義，在當代又是如何？」，檢討這樣的問題也是很重要的課題。但同 時，如果完全忽視掉背後的歷史條件，直接檢討那些殖民地人民的經驗的話，恐 怕會導致「沒有歷史主體」的歷史研究。這便是Cooper 所說的「非歷史性的歷 史（ahistorical history）」。若我們看不清楚，報導人的故事背景具有怎麼樣的歷 史條件才與我分享的話，當我們要論證報導人有否主體性時，便可能會遭遇到很 困難的狀況。當考慮到這樣問題的時候，首先必要的工作便是，將視點放在制度 與政策的展開過程，以闡明「活在殖民地」的經驗是在怎麼樣的歷史條件下進行。
因此，本論文以日本的殖民主義和理蕃政策的特徵以及性質來構成章節，再佐以 筆者在川中島的田野工作而獲得的民族誌資料，用來論證川中島在1931 年成立 之後，經過了怎麼樣的政策和生活，以及在此歷史經驗中的當地人所展露的主體 性。
第二節 研究方法
誠如前述，本文為歷史性的人類學研究。除了田野材料，史料也是重要的資 訊來源。為了闡明理蕃政策的具體內容以及其改善的過程，筆者同時也參考了臺 灣總督府理蕃課發行的資料和月刊雜誌《理蕃之友》。再者，除了透過人類學家 的研究來理解臺灣原住民的舊慣之外，也參酌《臺灣警察時報》與《臺灣警察協 會雜誌》等調查記錄的第一手材料。其他關於川中島社的相關資訊，則則是透過 新聞報紙《臺灣日日新報》的公共記錄、能高郡役所發行的〈能高郡概況〉、總 督府警務局理藩課的《高砂族調查書》、台中州教育課的《台中州社會教育概況》
等等的官方調查書、警察職員錄、舊相片，以及當時在蕃童教育所和公學校所使 用的教材來獲取更多的資訊。
然而，日治時期的原住民史料，與其他史料相比非常有限。況且，對當時的 原住民來說，以文字記錄自己的歷史是很困難的事，所以還有缺乏當事者觀點的 資料偏頗問題。對此，近年開始透過以訪談的方式為基礎，逐漸累積相關的口述 歷史。除了日本研究者訪談日本語世代的耆老而撰寫的日文紀錄之外，原住民自 身也積極地用族語探問出部落長輩的記憶，再以中文紀錄口述歷史。如身為川中 島賽德克族的郭明正向許多部落耆老進行訪問；其與其他研究者合著的《清流部 落生命史》中，便整理了豐富的部落口述歷史以及親屬關係。該書對筆者赴川中 島進行初步田野工作時有很大的幫助，很多關於川中島的重要的資訊便來自其累 積的豐碩材料。
本研究的田野工作也相當艱難。首先是，為了探索從1931 年至 1945 年的歷 史，必須要覓得一批能夠口述那一段歷史的耆老們。從霧社事件與遷村起算，至 今已過了80 多年的時間。日治時期結束後也過了 70 多年了。現在的部落，實際 經歷過日本統治時代的耆老不到十名。其中大部分的耆老對過去事件的細節已不 復記憶。又或者，他們的記憶往往與國民政府時期的回憶混雜在一起，也有些人 會對真實的事件進行粉飾。此外，對筆者而言最大的困難為，清流部落有一種特 殊性，就是「不可以談論過去」的禁忌感：因為遷村後，日方曾暗中地追查參與
霧社事件的族人，並刻意帶著酒和食物去訪問部落，趁族人酒醉麻痺大意，讓他 們自供參與霧社事件的族人名單。遷村五個月後，日方以「和解」的名義，在埔 里將川中島的青壯年集合起來，當場逮捕了23 名川中島青壯年族人，這些人再 也沒有一個回來過。
從此川中島人絕口不談與霧社事件相關的故事。直到戰後，對事件禁言的情 況稍有改善。然而，解嚴後，許多日本學者陸陸續續地拜訪部落，研究霧社事件，
因此造成了「日本人來，就是詢問霧社事件」的刻板印象。是以當筆者與耆老訪 問時，當地人的話題依然總是環繞著霧社事件。然而，筆者的研究重心其實在「後 霧社事件」的川中島，而非霧社事件本身。因此，為了從他們經歷過的多年歷史 中，引導出1931 年至 1945 年之間的記憶，筆者在事前也花了些功夫，準備舊相 片、川中島駐在所的日本警察的姓名，以及訪問時可使用的一些關鍵詞，以便更 聚焦於研究的主題。
本研究的主要報導人，以遷村的1931 年為界，有三個世代。分別為，在霧 社出生，後來遷村至此的耆老們（年齡為90 歲左右）、遷村後在川中島出生長大 的耆老們（年齡為75～85 歲左右）、前兩者的後代（55 歲～70 歲）。從比較年輕 的報導人口中，我能接觸到他們小時候從父母親處聽到的故事。向耆老進行訪談 時，他們也經常協助我翻譯族語與中文。訪談時主要詢問的問題如下：
・報導人的個人資料：三個名字（族名、日本名、漢名）、出生年、出生部落、
父母的出生部落、配偶、親屬關係、學歷、職業。
・遷村時的歷史：當時幾歲、與誰一起遷村、路程、警察的人數、剛遷到川中島 時的生活、與毗鄰部落之間的關係、川中島內的住居位置。
・教育：在哪裡上學、教育程度、教材的有無、老師是誰、學習內容、在霧社時 與遷村後的教育差異、學校一天的行程、提供中餐的有無、兒童與成人教育的 差別、國語演習會、關於天皇的論述、國歌。
・經濟：農業、水田耕作、與在霧社時的差別、農業指導者、飲食文化的變化、
工作時間、對水田耕作的想法、糧食與物質的來源、牧畜、其他勞動的有無。
・習俗：狩獵、織布、紋面等、播粟祭等傳統儀式的實踐有無、臺灣神社祭、神 社參拜的有無、什麼時候建設部落、對神社的想法、當時的服裝、婚姻制度、
喪葬。
・醫療：流行的疫病、治療方式、治療者、治療地點、衛生方面、當時有沒有巫 師。
・戰爭時期：在學校教課內容的變化、防空洞、男女青年團、青年團訓練內容、
高砂義勇隊、有沒有志願、第幾期隊、訓練地點、到哪裡參戰、對戰爭的想法、
歸還後的生活。
・與日本人的記憶：與警察的互動、有沒有去過日本人家庭、日本部隊長以及老 師們的印象、暴力的有無、有什麼印象深刻的事情。
除了注意訪談時的情感和脈絡外，從田野回來後，筆者也會將報導人的口述材料 與歷史性材料對照，以突顯出口述歷史中的事實和客觀性。
第三節 日本統治之下的原住民名稱
進入正題之前，首先簡述一下本論文使用的原住民稱呼法。在日本，當要稱 呼早於其他族群移民過來之前，已經居住在某地的民族時，使用「先住民」為最 恰當的詞彙。但臺灣的這些人民，現在中文普遍被稱呼成「原住民」，此稱呼在 日文的語感裡其實還含有著蔑視，讀者必須留心此一語彙的中日文使用差異。他 們獲得「原住民」這個稱呼法的脈絡，必須回溯到本論文的時代背景──日本殖 民時代來說明。
在日本統治之下，原住民的分類與稱呼與總督府統治政策以及法制上的定位 有密切關係。原住民分類與稱呼並不是固定的，而是跟隨統治者的目的的流動概 念（王泰升 1997、黃唯玲 2012）。換句話說，稱呼呈現著某時代的人民對原住 民的認識，同時也規範其認識。筆者首先要強調的是，統治者單向地規定的這些 名稱，並沒有反映出原住民自我以及對其他族群的認識。但因為本研究使用殖民 時期的資料，不可能避免使用當時的原住民稱呼。因此，以王泰升與黃唯玲的議 論為前提，簡單地說明日本殖民下的原住民稱呼。
據北村嘉惠（2008）的整理，臺灣統治的初期，臺灣總督府繼承了清政府時 代使用的「生蕃」、「化蕃」、「熟蕃」稱謂，以設定「文明化」程度的區別。1900 年前後，「蕃人」與「蕃族」相對於「生蕃」與「化蕃」，普遍地被使用。而「平 埔族」則是相對於「熟蕃」的通用名稱。據1911 年的 Breau of aboriginal Affairs, Government of Formosa, Report on the Control of the Aborigines in Formosa，「生 蕃」、「蕃人」、「蕃族」的英譯為the savages，而「平埔族」英譯則為 the Peipouans，
此一固有名詞。同樣的，當時在「理蕃概要」一書中，定義這些原住民名稱之間 的差異的指標為「化熟ノ度（熟化之程度）」。該詞彙在前者被英譯為the degree of civilization。因此，臺灣原住民當時由於日本統治者被放在「野蠻到文明」的序 列上，統治者透過「蕃」此一詞彙，呈現著「日本人眼中的文明化之尺度」的自 他意識。
至於到了後期，日本人採用「高砂族」一詞，來取代「生蕃」與「蕃人」。 根據1938 年的《理蕃之友》，該名稱為 1923 年皇太子裕仁行啟臺灣之際，認為 使用「生蕃」或「蕃人」等名稱不適當，而誕生的。此名稱於1935 年後實際於 公文中公開使用。因此，日治時期的所謂「高砂義勇隊」是「高砂族」，亦即由 原住民士兵構成的軍隊。1940 年代皇民化政策之結果，原住民被作為日本國民 育成，是以日本人直到統治後期都使用「高砂族」一稱，以免蔑視這些原住民。
臺灣總督府對原住民的主要居住地──山岳地帶以及東部沿岸地帶使用「蕃 地」此名稱，將該地視為「特別行政區」。這些地帶由當地警察官所管理，也不 屬於臺灣島內實行的日本帝國法律的適用對象。再者，臺灣總督府在「蕃地」內，
以「蕃社」來區分各個民族的基本行政單位。本文研究對象的賽德克族部落，例 如當時所稱的「霧社」或「川中島社」等等，都是各「蕃社」的社名。
戰後，國民政府再次將其更名為「高山族」與「山地同胞」，但1980 年後，
透過原住民權利回復運動，他們開始自稱為「原住民」。原住民於是成為現在一 般被使用的名稱。而從清代到日本殖民時代使用的「蕃社」一詞，現在被「部落」
一詞所替代。因此，本文，筆者要指涉普通名詞的「他們」以及「他們」的生活 單位時，會使用「原住民」和「部落」。而當筆者引用歷史資料、說明歷史背景 或使用口述資料中時則會直接使用當時被使用的名稱。
第四節 田野地介紹-「川中島社」
賽德克族德固德雅群與川中島社
本論文研究對象的「川中島社」為今日臺灣南投縣仁愛鄉互助村「清流部落」
的日治時代部落名。根據當時的史料1，該部落名的由來為日本長野縣，一處為
「川中島之戰」的戰地，是一塊由「犀川」與「千曲川」兩條河流夾著的三角地 帶。與日本隔海相鄰的南方島嶼-臺灣也有另一個「川中島」。此處的地形也與 長野縣相同，是被溪河夾著的平坦梯形地。「眉原溪」與「北港溪」，兩溪將部 落夾在中間，加上部落內的一條稱為「阿比斯溪」的小河。因位置於這三條溪河 的合流地點，實為字面上的川中島。雖然這兩塊在地理上相當遙遠，時代也不同 的同名異地，理應不為人所知。但該地名對日本人而言印象實為深刻。其原因可 能是因為在這一塊土地居住的人民，是1930 年發動某事件而給予日本全土龐大 衝擊的倖存者。該事件一般稱做「霧社事件」。因此，當我們要展開該部落以及 在這一塊土地上生活的人群的考察前，首先必須了解「霧社事件」。以下，按照 順序簡介霧社事件的概要以及川中島社的成立。
圖.一.1 南投縣仁愛鄉霧社與清流部落地區 （筆者自製）
南投縣仁愛鄉
依現在的臺灣官方的原住民分類，川中島的住民為屬於賽德克族的一族群。
他們2008 年透過正名運動正名為獨立的「賽德克族」，其中以語言方言再可分 成三個語群，分別是Tkdaya 群、Toda 群、Truku 群。而在日治時代，由於日本 人類學者的早期分類，將他們歸類於泰雅族的亞族。據1917 年的《蕃族調查報 告書 第四編前篇》，他們被記載成「紗績族」。當時賽德克族的管轄已經以方 言的差異和居住地區為區分，Tkdaya 群基於其居住地，被稱作為「霧社蕃」。
此地在離濁水溪的上流三、四里2的地方，並因其氣候終年都籠罩在霧中而得此 稱呼。「霧社蕃」由Paran 社、Tongan 社、Sipo 社、Tkanan 社、Drodux 社、Truwan 社、Hogo 社、Mahebo 社、Qacuq 社、Suku 社、Boarung 社、Bkasan 社共 12 社 構成（佐山融吉 1917）。
1930 年 10 月 27 日發生的「霧社事件」是指，霧社地區的小學校舉辦了運 動會的當天，趁著許多日本人聚集的機會，「霧社蕃」12 社中，Mahebo 社、Truwan 社、Boarung 社、Suku 社、Hogo 社、Drodux 社 6 社爆發的大規模的抗日事件。
1930 年，日本領有臺灣已經超過 30 年以上的時間，從 1906 年霧社蕃向日本「歸 順」3完成了隘勇線4起算，也經過約25 年的時間。1906 年臺灣總督府佐久間佐 馬太上任後，為「理蕃政策」投入精力的結果，1930 年當時的霧社是「都不用 說，作為本島的理蕃政策出色成功的典型標本之一（鐘江龍文 1931： 臺灣警察 時報）」非常開化的模範蕃地。因此，霧社事件的爆發特別給予臺灣全島以及日 本本土很大的衝擊。關於事件的原因，雖然過去的研究有分析不同遠因與近因，
但因為事件後，理蕃當局對理蕃政策的改善是最明顯的事後處置，於是事件的起 因在於事件前的殖民地政策的瑕疵是最有說服力的分析。臺灣總督府對理蕃政策 的反省與改善便是本論文的核心議題，更是川中島社誕生的理由。
理蕃政策的轉變
1930 年 10 月 27 日霧社事件發生後經過三個月，在 1931 年 2 月 1 日的《臺 灣警察時報》中， 在臺日本學者鐘江龍文表示事件給日方的大衝擊以及對舊理 蕃政策的反省：
「言うまでもなく霧社は、本島の理蕃政策が、美事に成功の實を
結んだ典型的標本の一として謳歌せられてゐたところである。そ こに勃発した兇變であるだけに、今囘の霧社事件は、特に天下の 耳目を聳動せしめた。」
（《臺灣警察時報》昭和六年二月一日 理蕃政策の方法論的再吟味）
這段的意思是，霧社被認爲是日方在臺灣落實的理蕃政策成功的模範地之一。因 此在本地方爆發的霧社事件特別驚動日方。
「私たちは冷静にかへり、新らしい角度から、従来の理蕃政策 に厳正なる省察と批判とを下さねばならぬ。（我們得平定，從新 的角度來給予從來的理蕃政策嚴正的反省和批判。）」
近藤正己（1992）認爲霧社事件是發佈「理蕃大綱」的原因。從這一句也可見，
霧社事件成爲使日方改善理蕃政策的契機。臺灣總督府爲修正政策，對舊政策的 缺陷重新進行根本的研究，同年十二月二十八號向臺灣各州宣佈理蕃政策大綱。
其項目為如下：
（中譯）
（一）理蕃政策的目的為教化蕃人，安定其生活，使他們受一視 同仁的聖德。
（二）理蕃政策的基礎應該是正確地理解蕃人和他們的實際生活，
再建立其方策。
（三）對於蕃人必須具有信任，懇切地知道他們。
（四）蕃人的教化的内容應該為矯正他們的弊習，培養善良習慣 以及國民思想，以實科教育爲主教導他們生活中的簡單知 識。
（五）蕃人生活的現況雖然已以農耕，爲主，然其農作方法非常 落後。將來更需要加強密集型定住耕作，或是推動集團移 住，改善他們生活狀態，同時也使他們經濟方面的自主獨 立。另外，關於蕃人的土地問題需要最慎重的考量，不應
該壓迫他們的生活條件。
（六）關於理蕃關係者，尤其是在當地的警察，應該採用具沉著 忠厚精神的人物，並給他們優惠待遇，一但在現地勤務不 該換其勤務地，以人物中心主義永遠維持理蕃政策的效 果。
（七）爲了撫育教育的普及，修築蕃地的道路，促進交通的方便 性。
（八）以醫療的方法輕減蕃人生活的苦患。
（參考日文原文：臺灣治績志）
從各個項目可知，日方警察在修正其政策之際，主要重視對於原住民待遇的改善。
特別強調日方理解原住民的生活、文化、習俗的必要性。鐘江龍文雖然主張舊理 蕃政策的再檢討，同時也堅持強調與舊政策一樣，以德化主義為政策的核心。新 大綱裏頭也看出，擁有「德」的日本人「教化」原住民的方策方針。但只從大綱 看不太出來更具體的，或是說更實際的實施内容。1933 年的《蕃地事情》中，
有記載新政策的實施情況的具體報告。此時，指導原住民的内容被分成九個。
（一）武器沒收
（二）由於出草與反抗的受害，相互殺傷的處理
（三）警察的強化
（四）交通
（五）教化（包括兒童教育、成人教育）
（六）授產（包括移住集團、授產機關的設置、水田、耕作、牧畜）
（七）醫療
（八）交易
（九）貯金
1931 年的理蕃大綱的發佈至 1933 年的報告間，主要重視的政策内容如上。
川中島社的誕生
霧社抗日事件爆發後，臺灣總督府從10 月 29 日開始出動大量的軍隊以及警 察來落實討伐起事的6 社「抗日蕃」，也稱之為「反逆蕃」。因為賽德克人習慣 在山地戰鬥，所以一開始他們佔據優勢。然而，日本採用了現代武器以及令其他 部落的原住民攻擊6 社的「以夷制夷」作戰，將 6 社置於山地敗走，並於山窟潛 伏。日本其後使用大砲和飛機炸彈來轟炸他們潛伏的密林。長期的激戰，許多婦 女與小孩為了避免男人的糧食不足，陸陸續續地在山裡的樹木上縊死。在賽德克 族的起源神話中有一個傳說，在中央山脈有一個巨大樹木叫做Pusu Qhuni，從樹 木誕生的男女後裔，就是今天的賽德克族。於是，他們認為自己的死後會回去祖 先誕生的地方，才有把較大的樹木當作結束生命的地方。由於該掃討，6 社總人 口1000 多人中，有 644 名死亡，其中 296 名自殺。後來日本當局將 6 社的倖存 者加上Toda 與 Truku 的總共 561 名強制收容於 Dodux 和 Sipo 的「保護蕃收容所」
5。在該兩處收容所，因為極度的心理痛苦和營養失調，陸陸續續地有自殺者與 死亡者。在如此情況下，日本當局再次採用了「以夷制夷」的作戰，令Truku 群 與Toda 群的壯丁區襲擊上述兩處收容所。原住民對原住民的本次襲擊事件，在 1931 年 4 月 25 日天色未明之際發生，「保護蕃」在睡眠中，被收容時已解除武 裝，所以他們被襲擊時無法反擊，總共216 名被殺害。本事件一般被稱作「第二 次霧社事件」。6
作為事件的處置，1931 年 5 月 6 日保護蕃 298 名中，除病人以外的 278 名 被強制遷移至川中島。據此成立的川中島社，並非賽德克族Tkdaya 群的傳統居 住領域，而是他們爆發武裝事件來抵抗日本統治，被掃討的結果、被強迫遷村，
作為所謂流放之地而誕生。Mahebo 社、Truwan 社、Boarung 社、Suku 社、Gungu 社、Drodux 社 6 社的倖存者在新的環境，不得不重建新的部落，重拾生活。
圖.一.2 日治時期的原住民分類 （筆者自製）
圖.一.3 當代臺灣原住民分類 （筆者自製）
「Alang Gluban」與「餘生部落」的誕生
「川中島社」擁有幾種部落名。其中「清流部落」為戰後國民政府取得政權 後改稱的部落名。除此之外，遷村時，賽德克族人以自己的族語自稱的部落名，
叫做「Alang Gluban（阿廊谷路邦）」。Alang 的意思是指他們的生活單位，村落 以及部落。Gluban 則是指川中島地區的舊地名。賽德克族的傳統文化中，有獵 首的習慣（也稱之為出草）。獵首行為以族語叫做tmamus tunux（直譯為拿頭之 意），以他們的社會規範 - gaya 為基礎而實踐。出草文化的起源不詳，其目的或 是環繞著土地的紛爭，也或是具有成年禮的意義，大多數是為了祈求部落的豐收 而執行（佐山融吉 2011[1917]）。據川中島族人邱建堂說：
「大約 100 年前，我們的祖先要拿人頭的時候，會到很遠，警覺性低的異族領 域執行（如草屯、台中等）。從霧社翻山越嶺獵首，返回時常常經過清流部落的 地區。因為此地有很多溪水，所以獵到人頭，到多在此地洗淨頭顱。取淨後才回 霧社。洗淨頭顱的動作就叫gluban，於是清流地區以往叫做 gluban。迫遷後因此 自然叫Alang Gluban。」
從此地名由來可知，對賽德克族Tkdaya 群來說，他們以霧社為其傳統領域，
而川中島是他們的故鄉概念之外的地域，該地區只是去出草的男生返回故鄉時會 經過的通過點。邱建堂所說的「警覺性較低」的地方是指，沒有與賽德克族同樣 獵首習慣的其他原住民領域，換言之他們被反擊的可能性較低、沒有獵首文化的 漢人所居住的地區。於是，川中島本來是具賽德克人所屬的區域的「遠離」之地。
日本人之所以選擇此地當作「抗日蕃」的迫遷地，應該是有著類似的考量。
另外，當代，川中島社往往被形容成「餘生部落」。「餘生」在日文裡頭通常 解釋為「過了人生最豐盛的時期後的生涯」或者此意義可以派生為「剩下來的生 涯」。加上前者，在中文裡頭像「劫後餘生」的說法，還有「從某件事件或者事 故倖存下來的生命」，即是倖存者（surviver）之意。依據「餘生」所具有的這些 解釋，就川中島社而言，「餘生部落」以及「餘生」該字眼有什麼樣的意涵呢？
在川中島社，第一次使用「餘生」一詞的脈絡，最初應該是，國民政府時代，
仁愛鄉第一任鄉長高永清（族名 Pihu Walis）開始。他在 1950 年拆除了日本時
代部落內的神社－川中島社祠，在此位置建設了「餘生紀念碑」。1950 年是 1949 年中華民國政府遷至台北的隔年，這一年國民政府真正的開始推動對原住民居住 的山地政策。 因著如是政治上的原因，這個時期，日本神社的拆除在臺灣全島 上被普遍地執行。川中島社的情況也不例外。
高永清本身也是霧社事件的倖存者。他使用剛學會的中文，將「餘生」兩字 刻在紀念碑上。該紀念碑被放在日本神社的舊址，與原社的兩個石燈籠一起被建 立。神社的舊址在川中島社內的最高地，最方便眺望部落的地方。餘生紀念碑從 此地眺望著部落，並象徵著當時還有很多倖存者，作為「餘生」在這一塊土地生 活。基於高永清本身1970 年代執筆的回顧錄著作《霧社緋桜の狂い咲き》（1988）
一書中，他也有使用「餘生」來形容事件後遷村到川中島社的所有族人，包括他 自己。後來，該紀念碑1999 年因九二一地震被重建。南投縣作為地震的受災區，
部落利用了政府所補助的重建經費，在紀念碑旁邊增建了「餘生紀念館」。在紀 念館裡面，展示事件前的霧社地區、遷村後的川中島以及國民政府以後的部落舊 照片。舊照片旁還有中文與族語的說明文，現在成為了部落的觀光景點。同年，
臺灣小說家舞鶴也出版了《餘生》。本小說基於舞鶴於1997 年至 1998 年在川中 島居住時進行的田野調查。透過其獨自的田野調查，描述「餘生們」的生活，也 可以說，部落的外人透過舞鶴的本作品，第一次認識川中島社的「餘生」的重要 性。舞鶴在本作品中，將象徵著「倖存下來的生命」的餘生紀念碑，使用「謙虛 的」、「如國小生般的」等字彙來形容，並將它與1953 年國民政府在霧社建立的
「霧社山胞抗日起意紀念碑」對立。這些對立當然也是事實上物理大小的對立；
但更重要的是，這兩個紀念碑對立著不同的「生命」：「還活著的、被剩下來的生 命」以及「已往生英雄們的生命」。因此，舞鶴以「餘生」這兩個字為本書的標 題，成功了將過去政府與外部的人只面向霧社事件抗日英雄的歷史觀點，轉變成
「安安靜靜地」、「謙虛地」，活下來的一群人。這些觀點的轉變，又把「餘生」
這字彙的意義傳達到的部落之外，也使外部的人開始關注川中島社。
2000 年以後，賽德克族於 2008 年獲得正名；2011 年魏德聖導演的電影《賽 德克・巴萊》上映。這兩件事情讓臺灣全島再次認識賽德克族人與霧社事件。然 而，這一部電影的焦點是於導致賽德克族人爆發抗日事件的經緯與領導本事件的
莫那・魯道的人生。那麼，離開霧社的的川中島社人的存在是否因本片所受的注 目反而被遺忘？因此，魏德勝斟酌部落的意思，2012 年監制了一部紀錄片「餘 生」。雖然本部紀錄片的標題是「餘生」，但主要登場人物是事件倖存者的後一代。
他們在本片中談論六社的倖存者遷村到川中島社枯木重生至今的各式各樣的苦 勞和心理上的痛苦，以及他們從父母處見聞的遷村的路程和回憶，此外他們以神 話中他們祖先所誕生的「Pusu Qhuni」為目的地，出發尋根等。本紀錄片向視聽 者傾訴，川中島的時代已經更替了。其中，郭明正自身也是主要的登場人物之一。
他在自己的著書中解釋紀錄片時，稱呼這些下一代人「餘生後裔」或者「餘生遺 族」。時代已經過了80 年的時間，事件的倖存者已僅剩下數名的今日，在川中島 社生活的人幾乎都是「餘生後裔」或「餘生遺族」。
「餘生」該字眼經過如上所述的經緯，建構為當代在川中島上生活的人的自 我認同的一種概念。他們並非作為「抗日英雄的後裔」生活下來的，而是在親手 建立的那「謙虛的」紀念碑旁邊，默默地生活著。所謂「餘生部落」是指，事件 的「餘生」將「倖存下來的生命」在這一塊地上，經過了80 年的時間，傳向下 一代的部落。
「川中島社」、「清流部落」、「阿朗谷路邦」以及「餘生部落」。這些每個部 落名都有不同的時代背景，都有不同的故事。然而，我們不免提問，從過去至今，
這一塊地上的人經過的時代、歷史變遷為何所知甚少？其「內部聲音」又有多少 研究做過深入的詮釋？這些疑問的起因是我們的對過去世代歷史掌握的淺薄所 致。筆者對此，希望本文能對此做出歷史性補填的貢獻，探討從「餘生」遷村之 1931 年起的日治時期的歷史及理解此事的現代意義。
1 1937.4.1 村田助松〈川中島の今昔〉。《理蕃の友》
2 三～四里≒10.7～15.6km
3 在鄧相揚 1998《霧社事件》pP104 的年表中，他刻意替「歸順」使用「和解」。其理由為
「泰雅族的紋投沒有,,,」等
4 隘勇線為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對顏住民採取的隔離政策。隘勇線的附近還設置高壓電流的 鐵絲線與地雷（藤井志津枝 2001）。
5 鄧相揚 1998 pP86 表九、表十《霧社事件》。
6 鄧相揚 1998 pP92 表十一《霧社事件》
第二章 文獻回顧
以上，如序章所言，本論文的主題為透過臺灣原住民於日治時期所經歷的統 治政治，闡明殖民主義的另一面貌。為此，重新思考殖民主義與現代性的關係是 至關重要的。故，本節將回顧殖民主義、現代性、日本殖民主義與臺灣原住民的 相關研究，藉此形成、釐清本論文所欲採用的理論框架。
第一節 殖民主義的研究
殖民地研究的傳統，已有通說性的回顧，如Patrick Wolfe 便精彩地勾勒出過 去不同時期的研究中，出現的「帝國」或者「帝國主義」的特徵。他從歷史學的 角度，又按照時間先後去檢討自馬克思主義到後殖民時期，所謂的「帝國主義」
為何，如Leininn 與 Hobson 擴展馬克斯的概念用以理解帝國主義的擴張，這或 許是西方學者對帝國主義理論的首次討論，其後，延續此基礎，收斂於Wallerstein 的世界體系理論的依賴理論（dependency theory）為帝國/殖民主義研究的第二時 期。至此，權力的運作關係開始跨越以國家為單位的傳統帝國主義理論，注視於 更加共生的權力、經濟系統。到了我們今日以「後殖民研究」稱呼的時代，帝國 /殖民主義理論的討論轉變為更加複雜的批判，如 Said 的《東方主義》所批判的 意識型態傳統；Chakrabaty 試圖將西方當作世界史的主體，對世界史敘述中的西 方神話以及普遍性進行解構。Homi Bhabha 的混種（hybridity）概念主張被壓抑 者與統治者之關係並不是單純的，關係相當矛盾。殖民者讓被壓抑者模仿（mimic）
自己，結果創造出來的「自己」是似乎一模一樣，但不完整（almost the same but not quite[white]）的「他者」（Wolfe 1997）。
這些多樣的帝國/殖民/後殖民脈絡的理論發展，其後深刻地影響了文學批評、
性別論述等其他領域，帝國/殖民主義研究傳統從 Wolfe 的歷史性檢視來看，我 們能看出其不只作為一個歷史、權力分析的子領域，更可說是一種知識體系的方 法論基礎。
在此基礎上，帝國主義通常在西方霸權（western hegemony）的概念下被使 用。在不同時期，不同政治型態，不同策略目的之下，帝國主義理論的討論總有 兩種對立。一種是如「西方與殖民地」、「核心與周邊」、「已發展與發展中」等內 在與外在的對立。另外一種是如「意識形態對實踐」、「文化與經濟」、「推論
（discursive）與有益性（instrumental）」等，理想與實質性之間的對立。這些乍 見為二元對立的概念，其實是具有共伴而生的，也無法切割開來的。但是過去的 研究都圍繞這兩種對立而展開（Wolfe 1997）。
後殖民研究的諸多學者早已意識到這種二元對立的問題，試圖另闢蹊徑。
Fredrick Cooper 透過討論「帝國的空間」，關注其結構性矛盾與內在的緊張關係，
而非瀰漫帝國的普遍權力。例如，殖民主義的過程中，殖民者依存殖民地的菁英 才能成立其支配型態。這個一邊差異化，一邊同化的矛盾殖民地化的過程，產生 出支配者與被支配者之間的緊張關係，不以二元對立的方程式思考（Cooper 2005）。此一論點給予筆者重要的啟發，我們可進一步參考Ronald Robinson 指出 的關鍵：「殖民主義若無這些協助者的存在的話，是不可能憑空成立的。」統治 權力並非意識形態的空中樓閣，而是活生生的人參與操作，每一個環節並非僅是 聽從指令的螺絲，而是一環環的合作（collaboration）（Robinson 1976）。是故，
我在處理清流的史料以及權力的實作時，將目光放在接受日本「教化」的原住民 菁英與基層的日本巡查，其自身的質地與來源，讓筆者在清流的研究當中，重新 的理解殖民地權力運作的多重與複雜的邏輯與結果。
Cooper 在反省過往研究時指出：
「非歷史的歷史助長非政治的政治（apolitical politics）。在書寫中，似乎是 由『後啟蒙理性』『理性的狡猾性』『現代性的插入』來形成殖民主義的歷 史時，會將重點放在無主體性的抽象概念上，也幾乎都忽略掉人類面對殖 民地時，會呈現的情況和行動。」
（Cooper 2005）
他強調除了抽象概念之外，殖民地人民所面對的情境與行動更加地重要，雖然 看似理所當然，但在筆者稍後正文關於川中島人的情感探討當中，將進一步地 為讀者們解釋此一觀點的重要性。
在理解殖民帝國治理的觀點上，殖民知識與殖民權力的性質與生產為何？是 筆者用以切入田野的另一重點。筆者所借用的理論脈絡，大體來說，或可承自 James Scott 與發展的「國家的視角」（Seeing like a state）的理論。
現代國家的形貌起自歐洲，並隨著帝國/殖民的擴張成為當代政治的一般單 位，這段歷史過程，Bernard Cohn 與 Benedict Anderson 都討論到，不論是殖民地 或者政體現代化（民族國家化）都有著文化客觀化（cultural objectificaion）的過 程，最典型的範例便是統計資料的使用（Cohn 1996；Anderson 1997）。統計資 料除了是數字化與客觀化的結果，也是一連串嶄新分類的起點。Cohn 指出印度 殖民地的菁英將文化的理解以「事物」（things）的方式行之，殖民地人們開始退 後一步看自我，將理想、象徵、文化看做實體，原本透過習慣理解的「傳統」， 主體開始成為了能夠記述的客觀對象。並最終用以此指導自己作為反抗西方的基 礎（如Cohn 舉的 Arya Smaj 運動的例子）。Nicholas Thomas 指出客觀化的過程 不只是知識層次，更需要籠絡當地人挪為統治的幫手。這裡頭是一項矛盾計畫的 開展：維持當地人的習慣為基礎理念，以本質化當地人的特質，但又介入讓被統 治者順從國家。在此，當地人接納殖民者的機制，並選擇出便利於自身對抗的傳 統，以理解自我並發展對抗論述（Thomas 1990）。
從理論的層次討論治理的「客觀化」，並不止在凸顯「傳統」到「現代」的 過程有新的治理知識被生產。更重要的是，「傳統」-「現代」此二元架構，在「客 觀化」理論的理解當中，被模糊了，重點在於經歷「客觀化」過程的人們（統治 者、被統治者、協助者等）或是主動、或是被動，亦或者兩者難辯，其行動意圖 與目的能就此被凸顯，而不僅僅是被放入「傳統」-「現代」這些僵固的分類範 疇裡。
Scott 以林業為例，指出多樣的原始林，如何因為治理上的需要，被簡單化、
明確化、目的化、可視化為方便治理的單位與分類，「自然」被改造為「國土」。 Scott 的重點在於「科學技術」與治理的互相支持，在此邏輯下，「理性」重新編 排了自然、生活與認識世界的方法，並因此讓整個治理系統當中的各階層都能夠 清楚地閱讀與整理其治理對象（Scott 1998）。
松岡格進一步將其應用於戶籍資料對臺灣原住民的治理與自我認識的再生 產上，亦是筆者用以詮釋日治時期殖民知識的生產的重要理論。松岡格以可視化
（legibility）貫串其對臺灣原住民治理技術的原則，他指出，在日本有著一項將 視覺感受與倫理性質相結合的經驗傳統，比方說，一個人的家庭裡，是否能夠清 楚明晰地看到家中的地板、地板上是否有著灰塵、地板上的陳列物是否有著秩序，
這些都關連到對此人的評價、理解以及其行為的預測（松岡格 2012）。在日本殖 民地的治理上，松岡格指出，戶籍資料的生產如同Scott 文中的林業資料一樣，
是將原生於土地上的「人」，重新整理為可被「治理的人」的過程。戶籍資料所 整理出來的人的屬性、數字化的單位，讓遠在他方的總督府官員、內地殖民都能 與最基層的巡查共享著同樣可理解的資料，並以此資料判讀其「國民」。而被殖 民地的「國民」也據此重新認識自己，比方說，Tado 的兒子變成了川中島居民 中的「一戶」，是個沒有吸食過鴉片的人。Scott 與松岡格的視角（vision）、可視 化（legibility）的重點都在邏輯化後的理解易讀性上，是抽象層次的視覺化，將 被治理者（被統治者）物質/自然性質轉換成可普遍閱讀、整理的符號。
筆者在處理治理的視覺性時，另試圖掌握的一面為，空間的視覺情報與體感 經驗如何地被治理系統整理、編排，並重新作為權力生產的基礎，Scott 與松岡 格的可視化為去質地的可視化，而筆者援引的另一個理論為「重新編排質地的可 視化」，這種可視化帶著更濃厚的體感性質。最經典的案例便是Timothy Mitchell 所指的展覽會的再現，這種以東方主義為基礎的「秩序化客體的視覺化」，透過 再現成為凝視的對象，也成為權力的客體（Timothy 1992）。而透過再現的過程，
殖民主義將經歷各種範疇解構與重構，Ann Stoler 以印尼 Smatra 社會的白人階級 為例，解構殖民者內部的支配關係，以及與印尼被殖民者之間的關係，並論及種 族以「想像的共同體」的方式發揮著作用（Stoler 1992）。在筆者的研究裡，清
流賽德克人的部落重構、身份政治、以及認同屬性的轉變都可說呼應著此類以視 覺、體感經驗為起點所發展的再現與範疇重構。這些體感經驗，也會隨著各種治 理或者媒體技術而滲透到各個新的人類生活領域當中，在各式各樣再媒體化的過 程裡（《餘生》記錄片與《賽德克・巴萊》的拍攝），以新的實踐形式，但大抵上 相同的邏輯出現。Martin Jay 與 Sumathi Ramaswamy 所編的 Empires of vision 中 所收錄的討論，很好地提供了視覺情報與經驗在治理與權力再生產的經典案例
（M. Jay and S. Ramaswamy 2014）。
必須再次強調的是，與Scott、松岡格的討論不同，此處的重點在於視覺帶 來的秩序以及視覺伴隨的空間性權力的全面支配與順服。這種視覺空間秩序帶來 的不只是當下的支配，更是筆者與後殖民研究學者所反覆強調的權力關係與權力 知識的再生產。即使經過921 地震的破壞，所有訪問清流的研究者都能在空間的 配置上，看出部落的行政中心與權力核心，這種配置不只是象徵上的，物理空間 上也直接影響到人際互動，進一步影響到殖民主體的建構。直到今天，看似擺脫 殖民地情境的清流部落，也透過「餘生紀念館」、「餘生紀念碑」、「抗日英雄紀念 碑」、「餘生記錄片」等視覺、空間體感為核心的干涉，與殖民記憶角力。
前所論及「殖民主義」研究作為一種方法，這個企圖並不僅限於理解「研究 對象」上。人類學本身的發展與成熟與殖民帝國的擴張有著緊密的關係，Cohn 指出，殖民主義所施行的事業裡，便是將未知納入已知，以建立前所論及的再現 範疇的再生產，他將這種知識形式歸結為分類（classification）與歸類
（categorization）。他將落實於此的元素，稱之為調查模式（investigative modality）， 這些調查模式大抵上來說，便是將知識有序化，變成實際的報告、統計資料與百 科全書過程。人類學家的參與，我們熟知是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事實上，直至 二次大戰，美國對日本的民族誌研究依然是如是關係的延伸（Cohn 1984）。Pels Peter 也指出，相對於其他學科，殖民主義對人類學來說，絕非外在的存在。對 殖民地研究的進一步探究，納入歷史學方法促使home（殖民者/研究者），field
（田野地/殖民地），travel（前兩者中間的脈絡）這三者不停對話，發展這種複合 研究（hybrid work）的必要性，可以在過去較為缺乏的面向當中體現，那就是對
「殖民者的文化」的研究，我們並不僅如同殖民主義時代的人類學家一樣，看著
「傳統」與「被殖民者」（Pels 1997）。對殖民者的理解與分析，Peter 是以殖民 者的農園文化為殖民地帶來的資本主義思維和經濟影響為例，筆者在此則納入形 塑現代日本的明治時代的歷史分析。Peter 與 Cohn 兩人重新地思考人類學的殖民 主義研究與殖民主義本身兩者共生的形成脈絡，並納入更廣泛的學科工具來作為 反身性的對話材料，這也是筆者將歷史文獻的分析與田野工作，兩者給予等量齊 觀的份量並將川中島的殖民史看做一依然持續在進行的過程，此過程當中甚至包 含著研究者，如筆者與其他前輩對其歷史的探究。在此或可引用Stoler 對儲水槽 記憶模型（hydraulic model）的批判，Stoler 反對傳統認為：「記憶就像拔了蓋子 就流出來的水，保管很多的故事，等待著傾聽的對象。」事實上，殖民地人的記 憶向我們訴說著當時殖民地生活的許多故事，往往也拒絕著既有的殖民地認識，
殖民地並非不變的分析範疇，而是必須不斷地探求的主題（Stoler 2002）。在此 不斷探求的過程當中，被Guha 所指認出的，那些細小的，未被國家正典與官文 書所記錄，過往也被研究者排除於抗日、男性行動者的言說之外的細節，那「歷 史的低語」（the small voice of history）也將在這樣地過程裡慢慢地出現、形成
（Guha 1996）。
第二節 日本的殖民現代性
本節將對現代性、日本的現代性與殖民現代性的問題略做討論。關於殖民主 義與現代性關連的討論，首見於Tani Barlow 的研究，她以「殖民現代性」（colonial modernity）的概念指出，殖民主義與現代性是共伴而生的。現代性作為分析的 概念，此概念又是瞭解現代的方法。在掌握現代的人、行為、思想三種空間性的 關係上，是相當有效的分析概念（Barlow 1997）。Barlow 的洞見除了讓我們能夠 重新批判那些，認為殖民主義為殖民地帶來各項現代化建設與制度利益，認為殖 民主義有其善的附加價值的「殖民現代化論」（植民地近代化論）。
從這個角度出發，對於日本的殖民主義已有多個面向的不同討論。如荊子馨 便以此將日本殖民主義放回世界帝國/殖民主義的發展脈絡，認為不應當將其特 異化（荊子馨 2006:51）。並檢討由於日本帝國因戰敗而憑空瓦解，而導致對日 本殖民研究的討論被「東方主義化」。在此理論立場上，荊子馨在處理如高砂義 勇軍等議題上，細膩地討論了原住民如何在日治時期文學、電影與戰後的訪問中，
始終被納入那從未消散的殖民權力的關係裡。（2006:230）並將這個難解的問題，
放回了階級的解釋。
殖民權力關係從未消散的觀點與筆者的研究立場相同，不過從筆者的角度出 發，不論日本殖民主義的「特殊化」是來自殖民帝國的正當性建構，還是殖民研 究的「東方主義」。都必須面對，日本如何理解自身的成為世界諸國中的一員及 其對「帝國」的想像的問題。
日本在幕末明治，意識到自己在世界版圖中的位置後，開始與其他殖民帝國 進行比較，並嘗試建構屬於自身的理解與改革。而這樣的嘗試也同時影響了日本 作為殖民帝國的各項措施。據此，筆者依然嘗試著從殖民現代性的觀點，釐清日 本帝國的建立、與殖民地施政的內在邏輯與脈絡。
依筆者所見，日本作為民族國家，在十九世紀崛起之際，各項得以透過「現 代性」框架討論的社會範疇與制度，如空間、時間等，都隨著殖民主義的擴張而 遍及於整個殖民帝國-日本統治下的東亞殖民地。而這樣的現象也確實回應了荊 子馨從殖民地人民的「現代化」想像的角度所處理的帝國治理的問題。在此觀點 下，對殖民主義的討論，必須將殖民母國的歷史過程與殖民地施政共同納入分析 框架中。
使用「現代性」分析框架，我們得以解構「現代化」的神話。這也是筆者於 序章中所提及的核心問題意識；「一個成功『現代化』的模範蕃社-川中島，能如何重新 被理解？」
對於日本的「現代性」，有諸多的討論與分歧的觀點。筆者認為以現代性框 的分析日本施加於殖民地的政策，必須回到日本轉變為民族國家的關鍵時期-幕 末、明治時代。這段時間，社會與國家制度所內含的翻天覆地變化，筆者的理論 架構大抵上建立於西川長夫的研究基礎上。西川認為，在幕末、明治時代的日本 人民的「國民化」（nationalization）可等同於文明化（civilization），並從四個現 象予以理解，分別是：「空間」、「時間」、「身體」、「習俗」（西川長夫 1995）。日 本為了跟上西方國家，吸收了西方的現代制度，民族國家化。這個時候，已經晚 了歐洲等老牌殖民母國一個世紀了。因此，一般總將日本形容為「遲到的帝國」。 這個關鍵的時期是，日本的幕末、明治時代，日本這段時期「民族國家化」的成 功，獲得了西方列強的肯定，讓日本得以加入殖民列強的行列。
西川著眼於日本本土的「文明化」，然而在稍後，日本的「國家」與「領土」
的內涵出現了前所謂未有的變革，也就是日本獲得了殖民地。「日本」成為了「殖 民母國」與「殖民地」複合的帝國。那麼，在日本統治下的殖民地，其治理有著 什麼樣的性質呢？這是西川所未能討論到的日本。
獲得殖民地之後，日本在重新打造殖民地社會的過程，有著什麼樣的特徵與 現象呢？這個提問或可簡化為：日本的殖民主義有著什麼樣的特性呢？水野直樹 指出，如果西方的殖民主義有著「文明化」與「差異化」（野蠻化）的二重性，
那麼日本的殖民主義便是「同化」與「排除」的二重性。歐美的殖民統治方式，
一般來說，是將西方文明絕對化，將被殖民者放在對極的位置。將位於演化階序 低等位置的被殖民者「文明化」，是殖民者的使命；被殖民者若能成功地「文明 化」，則由殖民者授與「地位」與「權力」的肯定。然而，日本的「同化」政策 是指，即使普遍的文明標準存在，除了西方所謂的「文明化」之外，也應在被殖 民者身上附加上「如日本般之物」（日本的なもの）。或許也可以說，對日本殖民 主義而言，「同化」與「文明化」被視作為同一概念。
但是與西方不同的地方是，就算被殖民者已經同化成為日本人，但是他們也 不會獲得與日本人同等的權力與地位，這一點，是日本殖民主義中，「排除」的 一面。那麼，為什麼有著「排除」的性質，日本殖民主義又能成功地同化被殖民 者呢？關鍵便在於那「日本的なもの」之中。日本殖民主義當中另一重要的核心 概念 - 「天皇的子民」（天皇の赤子），此一意識形態，將殖民地與殖民母國整 合於一個體系（水野直樹 2004）。駒込武也提出「文化統合」的概念，以相似的 看法來解釋「同化」。駒込指出日本轄下的臺灣、韓國等不同殖民地，都透過了 教育的施行，讓帝國獲得整合（駒込武 1996）。
從西川、水野與駒込三者，可以看出Barlow 所欲闡述的「殖民現代性」的 軌跡，日本本土的人民經歷「民族國家化」變成了「日本人」，而殖民地人民則 經歷殖民主義成為「日本人」，兩者都在同樣的現代性想像下（民族國家框架下 的日本人民，於殖民地是日本式的文明化，於本土為文明化的日本），經歷著由
「前現代」轉變為「現代」的過程；「前現代」到「現代」，如果用日本殖民主義 來說的話，也等價於「非日本」到「日本」的轉變過程。那麼我們或可進一步提 問：「日本」，這個想像，有著什麼樣的性質？或者更進一步提問：作為一個民族 國家，日本的「現代性」為何？與西方列強的差異究竟何在？
岡田浩樹以「扭曲的現代性」（ねじれた近代性）來處理日本施加於殖民地 的「現代性」問題，日本試圖帶入亞洲殖民地的現代性原型，本來即是由西方導 入之物。但是到了日本後，此一現代性被日本人重新變造（作り替える）成適應 日本的「現代性」。岡田以日本另一殖民地-韓國的例子指出，日本在韓國導入政
教合一的神道教是日本在該殖民地施政上的特徵，這點在亞洲其他殖民地亦同。
岡田認為當代亞洲複雜的後殖民情境，如韓國對前殖民者的仇恨言論（hate speech），以及去殖民化的困難，或可由此獲得解釋（岡田浩樹 2015）。因為日 本的「現代性」特徵在於，民族國家化的日本並不只是一個西式的「文明國家」， 而是一個政教合一的「文明國家」。日本亦將其殖民地納入此一國家概念之中。
西方帝國/殖民主義施加於殖民地的「文明化」是將「野蠻人」變成「普世性的 文明人」；而日本殖民主義施加於殖民地的「文明化」，則是將「野蠻人」變成「日 本式的文明人」，也就是前所提及的「日本的なもの」，而「天皇の赤子」便是當 中最為「日本的なもの」的部分。
循著這些關於殖民主義與日本殖民現代性的傳統討論，構成了筆者的研究藍 圖，那麼，進一步的問題便是，日本的殖民現代性如何在臺灣的原住民部落體現 與實踐？本論文試圖回答這個問題，將在論文的本文裡，分別就空間、時間、身 體以及記憶跟情感予以討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