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主義研究中的記憶

前面章節探討自1931 年至 1945 年的川中島社歷史。討論殖民者執行了什麼 樣的治理？此後續行的所謂「理蕃政策」如何將霧社事件的倖存者所移居的新部 落，打造成為殖民者眼中的「模範部落」？

在理蕃政策中，日本的殖民主義如何與現代性結合？筆者在本文所將殖民現 代性區分為「空間」、「時間」、「身體」三種性質，處理殖民主義與現代性的關係。

在這些章節中，主要的資訊來源為殖民者留下來的史料；部落耆老的口述資料則 作為補充歷史史實的材料。然而，筆者在田野工作中感受到，殖民時期相關的「記 憶」不僅透露歷史史實，同時也吐露各種「情感」。被殖民者傳達記憶與情感的 方式是否能夠浮現殖民主義的不同樣貌？是否作為呈現被殖民者抵抗手段的途 徑？我認為在殖民主義研究中，「記憶」與「情感」本身是必須被關注的對象。

是故，此章與前面章節不同，將觀點放在川中島社耆老的「記憶」本身，並探討 其中所吐露的，對殖民者的「情感」，如何得以透露殖民主義的另一面貌。

殖民地研究裡，記憶是研究殖民地歷史的方法之一。換言之，殖民地研究的 研究方法有二，一是國家的官方紀錄―如史料檔案等；一是當地人的「記憶」。

殖民地人民的這些記憶便是Ranajit Guha 所稱的「歷史的低語（the small voice of history）」，這些聲音因為沒有被國家的歷史書或學者的建制所污染，故能夠開啟 反抗所謂「官方論述（official discourse）」的一條新道路（Guha 1996）。Lila Abu-Lughod 則提出，民族誌所著手追求的是那些「被藏起來的紀錄」，在民族誌 中，這些紀錄以口傳故事、巫師的儀式、猥褻的玩笑、夜晚中講的風聲言風聲、

偷偷被吟唱的歌謠等各種方式來出現（Abu-Lughod 1990）。因此，民族誌具有浮 現當地人的主體性以及反抗的可能性。殖民者與主流社會所以文字記錄下來的所

謂「公式的歷史」，民族誌具有鑽這些權力縫隙的可能性。

然而，筆者田野工作中發現，當地人的「記憶」也並非如流水般，一破了個 洞就會陸陸續續流出來這麼簡單。這就是Ann Stoler（2002）所批判的記憶的「儲 水槽模型（hydraulic model）」。筆者在川中島社所探聽出來的記憶，也因為不同 的人，而有各式各樣的講述方式。比方說，有些人口述有一套故事的框架和線索 等特徵。相對的，有些人的表達記憶的方式則比較突發性的，故事裡沒有「準備 好」的線索，這些人沒有習慣被問日治時期的事情，看起來連想起過去也不容易。

筆者：「我想要問您日本時代的事情。」

Habo：「日本時代的事情喔。如果Oto-san（指她丈夫）還沒有回去（過世），

可以跟你講很多故事。」

筆者：「我想要聽Payi（阿媽）的故事。」

Habo：「Oto-san 還在的時候，常常有日本研究者來找他。不過從那時候已 經過了好久的時間……。」

筆者：「我想要聽聽Payi 您小時候的故事。」

Habo：「啊啊，因為很久沒有講了。我的日文應該怪怪的吧？Oto-san 還在 的時候，他的話可以跟日本人講很多故事，不過我是並沒有念很多書。」

筆者：「不會啊。沒關係。Payi 您幾歲的時候來川中島社呢？……。」

Habo 的印象中，她丈夫還在時，日本研究者往往來訪問他霧社事件及日治時期 的事。因此Habo 認為她丈夫的記憶才是研究者「使用可能的記憶」，而她自己 的記憶則是「沒有價值的記憶」。如同她，川中島的女性耆老被外來者訪問的經 驗不多，且她們往往提及即使是自家小孩和孫子們都不關心、也不提問的日治時 期歷史。這件事情與臺灣戰後的使用的語言及歷史教育有關。於是部落耆老很少 用言語說出來，殖民時期的記憶也如此斷裂。

相對的，男性耆老則擁有比較多的聽眾（listener），反覆說出他們記憶的過 程當中，逐漸形塑故事和紋路。筆者訪問Siyac 與 Robo 時，因為筆者的論文題

目是川中島社的歷史，故原本的目的為訪問川中島社出身的Robo。但她看到我 來她家，自然而然認為我是來訪問她丈夫Siyac 的學生。Siyac 主動與筆者分享 他所知道的日治時期的事情時，Robo 則坐在他旁邊默默地聽著我們的訪問過程。

不能不說，這樣的情境，著實反映了歷史、社會與性別的複雜話語權力。以下是 Siyac 往往與筆者分享的兩個故事：

「有一天，山上的人（指原住民）為了日本人搬東西。這個日本人是他學校的老 師，想要做一點禮貌的事情，所以山上的人還帶了醃肉去拜訪日本老師的家。日 本太太看到他晚上這麼晚來幫他們搬東西，還收到肉，故送他醬油和味噌當作回 禮。他走了之後，日本太太一打開包裹很吃驚，因為沒看過山上的醃肉，聞到醃 肉的酸味，以為他故意送她壞掉的肉。山上的人則因日本太太送他東西而很開心。

路上等不及打開日本太太送他的包裹，他很吃驚。因為他沒看過醬油和味噌，以 為日本太太送他血和糞便來嘲笑。這只是一個笑話，不過告訴我們一件重要的消 息。就是說，雙方對彼此都有好意，不過因為沒有了解彼此的文化差異，造成了 誤會。這只是我想給你聽的笑話，不過在Temi（筆者）的論文裡面，稍微提一 下，了解異文化的必要。」

「年輕的時候，家人一起吃飯。吃飯的時候，我父親要切獸肉分給我們每一個人。

每一個人只拿到一個人的份量。但只有我大嫂（Habo）居然拿到比我們兩倍的 肉。我後來問我父親說『為什麼只有大嫂可以吃到那麼多肉，是不是很不公平？』

然後父親回答『你不知道嗎？你大嫂的肚子裡有小孩。那個肉一份是你大嫂吃的，

另外一份是小孩吃的。跟你們一樣是一人一份。根本沒有不公平這麼回事』。我 聽到打擊很大，我父親視還沒出生的生命為一個人，視小孩為與大人平等的一個 人。我知道了父親的這麼偉大的想法之後，對自己感到羞恥。」

（Siyac Nabu 口述）

因為Siyac 是退休的牧師，對他而言分享歷史是習以為常的事。他自己的故事有 很清楚的思路，還包含著一些教誨。他的記憶並非因為「被問」才說出來的，而 是一套「想要分享的故事」。

這些記憶分享的差異性，不僅因為性別或聽眾的有無，他們戰後的經歷也有 所影響。筆者發現，川中島社的人的口述往往以霧社事件為時間軸的分捩點，他 們想起過去時，本事件被當作記憶中的里程碑。中村平（2018）指出在殖民地臺 灣過去發生的某事件，若被寫在臺灣原住民史等「○○史」就變成「歷史」，若只 是被刻在人民的心裡就便是「記憶」。換言之，過去的某些事件有否「被重視」

這件事，將會影響當地人的口述。對川中島的人的經歷來說，霧社事件總是被重 視，甚至被寫在許多歷史研究裡。於是本事件已經成為了他們的「歷史」，而其 他過去仍只是在「歷史」邊緣的「記憶」。因此，筆者問他們日治時期的「歷史」

時，信手拈來地講出霧社事件相關或者時間比較接近的「記憶」。然而與霧社事 件更遙遠的事物，如他們遷村後有飼養何種牛、小時候用什麼玩具玩、帶著什麼 東西去川中島社祠參拜等生活中的細節，他們覺得筆者問這些東西是很奇怪的事，

也難以詢問。

因此，筆者從2016 年起斷斷續續聽見的，是他們未固化的「記憶」。由於他 們經過的幾十年的時間與經驗，加上與聽眾的邂逅，不斷地受影響而產生各種形 變。是以，這樣的記憶並非一種理性的歷史資料，而是在殖民地研究中必須作為

「殖民性記憶（colonial memory）」被探究的對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