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地的歌謠──主體性表現的可能

透過口述資料試圖呈現的複雜情感表現，似乎被認為缺乏當地人的主體性。

因為在此會出現，研究方法上的問題。這個問題來自於語言與其權力位階的歷史 情境，日本學者在進行殖民地研究時，日本人使用日文訪問，並代言原住民的口 說，必然會產生某種權力關係。中村平也針對此問題，即是「日本人使用日文聽 與寫的侷限」指出，「日本人在使用日文訪問的過程中出現的記憶，往往與暴力 的想起一起出現」（中村平 2018:81）。但是筆者在川中島社的田野調查後發現的 是殖民地上的複雜情感並不一定只出現在於口說裡面。當談到殖民地的記憶時，

重要的另一論點是這些記憶的傳達，意味著當地人的主體性的存在以及其幽微婉 轉地呈現方式。作為川中島社當地人表現，關於主體性呈現的資料，筆者將介紹 在田野中遇到的兩首日文的歌謠。這兩首歌在部落相傳下來，一直到今天。

こっちはよいとこ川中島社 米もとれるし畑もおいし 一生懸命に働きましょよ そして皇軍に送りましょう

這邊是個好地方 川中島社 可以收穫稻米 也有很多田 讓我們拼命地工作吧

然後獻給皇軍吧

（第一首）

搭配日本風的開朗曲調，歌詞也盡在描述川中島的驕傲，這是一首聽起來很光明 的歌。因為最後的歌詞在說部落的人將收穫的稻米送給軍隊，筆者推論應該是在 日本殖民時代後期，戰爭時期傳唱的歌曲。現在，這首歌曲成為了讓部落成員重 拾懷舊情懷的歌曲，形容向部落望去就可以看見的那一面水田，那豐富的稻米等 部落的特色。當代部落耆老回頭看日治時期的部落，第一個想到的情境便是這些 歌詞裡頭的景象：

タロアン、マヘボ、温泉があるよ

透過口述訪問所獲得的「語り（訪問）」，是大多數研究者用以分析田野的材 料。然而「語り」是擁有明確地有著「訴說者」與「聽眾」共構的在場狀態。因 此，聽眾與訴說者的關係，在「語り」便顯得相當重要。透過訪問重建殖民時代 的情境時，是殖民者的後代的研究者（日本人的筆者），操作著殖民者的語言（日 文），向被殖民者探問，由被殖民者回答。很難說這樣的「語り」不具備著權力 關係上的不平等。且在這樣的「現場」，賽德克人的語言、歷史、腔調、記憶都 受到各種纏繞。殖民者的語言本身就具有歷史上的強制力與權威，因此，如何在 方法論上跳脫出「語り」（訪問）的研究方式，在後殖民情境當中，便顯得格外 地重要。

在此，相對於傳統以訪問進行的口述歷史材料（語り），筆者想自田野現場 提煉出另一個方法論上的切入點，也就是「歌（うた）」。傳統上，田野中採集 的口述歷史材料，在聽眾與訴說者共享的關係裡，訴說者看著具體且面對面的聽 眾，訴說者內心可能有著特定版本的故事，值得挖掘，但為了回應聽眾的期待，

版本或者訴說不一定能夠真正地呈現，這樣的情境，即使訴說者也未必察覺。

像是如前面所提及的，筆者訪問Habo 的時候，Habo 認為自己的記憶是不重 要的，因此不懂得為什麼要問她問題、問這種問題。Habo 認為她丈夫的記憶才 是研究者需要、想要的記憶；而造成Habo 這樣的認識，來自過去日本研究者的 提問方式、關心內容。因此，Habo 的故事就在這樣殖民研究打造的田野環境當 中沈默了。相對於擁有較多聽眾的男性耆老，賽德克女性長輩的貴重記憶，往往 就這樣與我們錯過了。

報導人其版本是為了回應在場的聽眾而存在，此處便是研究者的提問。意義、

形式、時間的流動方式等等都與現場的情境息息相關，故事所企圖傳遞的「記憶」， 在訴說者的主觀意識中，也被轉化成為客觀之物，將自身的經驗疊加於承接自歷 史之物，再予以傳遞他人，並以生命予以證成背書。

換言之，「語り」，對口述歷史生產現場的權力關係、性別角色與言說目的

是息息相關的。而正是我們所想擺脫的殖民權力運作的情境，但是就算殖民帝國 已經退去，權力關係卻難以擺脫，今日這樣的後殖民困境依然影響到田野工作與 知識生產。在筆者前述章節關於殖民現代性的三個討論裡也揭示著，諸多當時行 政的措施，今日依然發揮著效用，並指引著賽德克人與研究者理解歷史事件與今 日的部落。

然而，筆者在田野，看到另一截然不同之物：「歌」。形式呈現時同樣仰賴 脈絡，但卻不單受到脈絡所左右。

「歌」相較於「語り」，是更加自由的形式，「歌」可以有聽眾，也可以沒 有聽眾。孤獨的時候也會吟唱歌曲、能作為向他人訴說的媒介，但也可以僅是內 心情緒的流露。歌是可以自己吟唱的，同時對賽德克人來說，以歌曲呈現情感本 有長久的傳統，如Mahon Mona 的傷心歌（圖.六.1）。歌的自由不僅包含在聽眾 有無，這一形式上；歌本身也容予以各種語言呈現。母語或者殖民者的語言，端 賴吟唱者的經驗、可選用的材料、以及其所觸動的心緒。吟唱歌曲本身也是賽德 克人Gaya 的一環，因此會經歷每一個人，產生不同的變體，順著自己的心情唱 歌。歌謠對於外部世界的描述，同時也是內部情緒的投影。在田野當中，關於川 中島社遷村的兩首歌謠，或許可以作為方法論上的突破點，看出其主體性。用以 進一步呈現賽德克人除了文獻與官方語言的描述之外，對此一歷史事件，以及其 後的影響更為深層的理解。

圖.六.1Lubi Mahung 用片假名寫下來的她母親 Mahon Mona 的「傷心歌」（筆者拍攝）

小結──歷史縫隙中的能動性

在川中島傳唱的歌謠裡，我們看到了一種能動性傾瀉而出，這種能動性或許 參與了歷史過程的打造，但卻不受歷史過程的決定，賽德克人的主體性在此幽微 地呈現在此。除了歌謠之外，賽德克人在這樣漫長且嚴厲的歷史過程裡，不僅僅 作為被動的受體，在歷史與權力的隙縫裡求生的痕跡，是否能夠在其他的材料裡 看到呢？在前面章節討論過的資料裡，我們提到的「交易所」與「賠補儀式」

(mddahur)等，或許可從不同的面向，看到川中島賽德克人在嚴密地殖民政府控 制下，展現的能動性。

在川中島重建的部落，被日本人嚴格地禁止與外界互動，甚至有明文規定：

「不得走入移居地內的本島人房屋，或與他們接觸」。且由於推廣水田耕作，傳 統技藝如狩獵與織布也受到壓抑。幾乎兩手空著來到川中島的賽德克人，在發展 的初期，是靠著當地客家人所遺留下來的家屋（交由日本人使用）、水田、殘穀 作為最初生存的基礎。抵達移居地後，部落開始學習二期水稻的耕作，除了日本 政府允許的，與眉原社的互動之外，與外界隔絕；而全力投入於水田稻作，即使 傳統技藝未被日本人禁止，也無暇顧及。

對此，當地的耆老們談到這段往事的時候，都滿是感激，並對原住於此，卻 因集團移住政策而需遷至北斗郡的客家人（後又遷回附近的梅子林）感到無比的 感激，並以「部落的恩人」稱之。直到今天，在川中島還有著紀念客家人的香爐。

（詳細的討論，請見空間與時間的討論章節）

然而，受到統治權力壓制的賽德克人，這些統治者的規劃下，依然展現出其 無法被消滅的幽微主體，能夠過歷史材料旁敲側擊地發現。

首先是與眉原社的互動。

川中島部落安置後，在1931 年的 12 月 15 日的時候，舉辦霧社事件關係蕃 社的和解式，日本政府考慮到川中島六社過去與眉原社有過Slamo 事件的衝突，

也邀請了眉原社的頭目參加（戴國煇 1981:519）。

雖然日方已經以統治者的身份舉辦了調解儀式。然而，部落為了感謝眉原社 不念舊惡，於第一年提供的食物援助，再一次於1932 年 9 月，主動地向駐在所 的安達警部提出希盼再次以賽德克的傳統賠補儀式(mddahur)與眉原社建立友善 的關係，舉辦了盛大的宴會。次年一月，眉原社亦依照傳統回禮，舉辦了泰雅文 化的盛宴。川中島人認為這兩場儀式，是彼此舉辦的賠補儀式。我們在此可以看 到，賽德克人對於和解與感謝的情緒表達，並不僅依著統治者對穩定的需要而呈 現。而是主動地表達自身的感激，感激的表現與互動關係，自始自終，都是透過 傳統文化的儀式進行。是賽德克人想要對過去有過衝突卻願意於危機中伸出援手 的部落表達感激，而不僅僅是殖民統治者有著穩定的需要所進行的社會控制。賽 德克人在前一年的霧社事件相關蕃社和解式中，看到了自己的意志與傳統得以執 行的機會，而創造了1932 與 1933 的 mddahur。

這樣的mddahur 對於我們理解在這段歷史當中川中島賽德克人的主體性有 著三個層次上的意義：首先，mddahur 必須要是互相的，換言之，川中島的賽德 克人，在此可以被看做是一個具體的互動對象。第二，mddahur 的舉辦是川中島 賽德克人自己決定，並且選擇了適當的時機進行的。第三，整個mddahur 都是透 過雙方的傳統儀式舉辦，是Gaya 與 Gaga 的一環。

川中島社今天依然保留著的客家香爐也有著相似的意義，川中島的人們，「選 擇」了追憶與感謝。餘生並非只是隨風飄零，而是有著自身的意志。

回到與客家人的關係上，川中島初期被嚴格禁止與外界接觸，到了部落穩定 後，部落被允許於交易所與外界進行交易，少量地對外交換「蕃產品」。由於交

回到與客家人的關係上，川中島初期被嚴格禁止與外界接觸，到了部落穩定 後，部落被允許於交易所與外界進行交易，少量地對外交換「蕃產品」。由於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