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稜兩可（ ambivalent ）的情感

現代性的媒介者──駐在所巡查

無論是零亂的或整套體系的記憶，川中島的耆老們常常在他們的口述歷史中 提到日本警察。連名字也記得很清楚。當時與外界隔離的原住民部落，唯一與原 住民有互動的日本人就是警察以及警察的家庭。日本警察就原住民而言，是教育、

生活指導、軍事訓練等所有項目的領導者。婦女則透過家事講習等政策，產生了 與日本人家庭之間的領帶。

如本節尾的表.六.1，駐在川中島社的日本警察，大多數為來自九州地方，尤 其是本籍鹿兒島的警察。 過去研究提出，琉球王國（沖繩）被日本內地合併後，

被分為沖繩縣與鹿兒島縣。因此鹿兒島縣也被視作琉球人，也便是與臺灣同樣的，

被日本殖民的地方。這些本籍「九州─沖繩」者，多位於臺灣「蕃地」最下層的 職位「警丁」（石丸雅邦 2010）。石丸又指出，其理由為（一）經濟因素：鹿兒 島縣地區的土壤保水性低、再加上因為易飽受颱風與火山等自然災害，從藩政初 期開始財政窘迫著，反而到臺灣當警察的待遇比較好。再者（二）地理因素：九 州地區是離臺灣最接近的日本區域，氣候沒有太大差異，能無視在臺灣適應的問 題。最後（三）歷史因素：初代警察總官在明治維新後，大量雇用失業的薩摩（鹿 兒島縣的地名前身）藩士，故琉球人警察不僅在臺灣，日本內地也特別多。

以上為臺灣「蕃地」駐在職員的特性。換句話說，「蕃地」駐在職員並非僅 是無機的國家機器的螺絲釘，而是稍前一點歷史時代的產物並有著自己的地方特 性，不同於帝國其他部門的官僚，川中島社的日本警察，有著與內地人（內地＝

殖民母國＝本土人）不同的自我認同，反而是與臺灣的情境相似的，「帝國邊緣」

之人。川中島社日本警察的沖薗宗吉也是鹿兒島縣本籍者，他以看護兵的身份來 到臺灣，川中島社剛成立，就在該地診療所工作，後來也在該地升等為巡查（石 丸雅邦 2010）。

筆者在田野工作中，向部落耆老詢問有沒有記得的日本警察名字時，Lubi

提及了沖園宗吉的名字。

「跟我媽媽（Mahung Mona）比較熟的警察是，沖園（Okizono）。他常來我們家 看看我們好不好。」

（Lubi Mahung 口述）

從Lubi 的記憶可知，當時日本警察對部落居民的生活有著日常上的監視。尤其 是霧社事件的領導者Mona Rudo 唯一倖存下來的女兒 Mahung Mona 的家庭，是 特別被注意的家庭。然而，在此並非要討論這些警察對原住民多麼地嚴厲。更重 要的是，在殖民地上的人與人互動，曾經一起生活過的事實；而這些事實有著統 治之外的理解、詮釋以及影響。在這人與人互動裡，最終，產生了經歷了漫長的 時間後依然被記憶的情感。若我們關注這一點，是否能夠浮現殖民主義的另外面 貌？換言之，川中島社的人的記憶不應該僅從「殖民者＝日本人；被殖民者＝臺 灣原住民」的二元對立來詮釋。

殖民地的情境容易被想像為兩個國家之間的支配/被支配關係。但實際上，

兩者之間存在著另外一個角色。可稱作媒介者（collaborator）。Ronald Robinson 與John Gallagher 的「協助理論（collaboration theory）」（1976）中，主要討論的 媒介者是當地的知識分子。他們指出，殖民地統治成功的結構中，應當會形成以

「帝國主義─協助菁英份子─當地民眾」而構成的「協助系統（collaboration system）」。當然，在殖民地臺灣，尤其是「蕃地」，日本人仍培養出原住民的知 識分子（中堅者），如花岡一郎、二郎或高永清等人。但如我們從第三章一直到 此處所看到的，殖民者施行理蕃政策的過程中，日本警察扮演的媒介角色亦相當 重要。小山靜子提出，「巡查」是一種以伴隨現代化而出現的學校教育為媒介的 新職業。從事此職業的人，雖然相對國民整體是比較少數的，但他們的出現在日 本的殖民地經營上，具有頗大意義。因為他們脫離了舊有的生產勞動，創造了「現 代性」的生產與再生產的場所（小山靜子 1995）。

川中島社的這些警察來自日本帝國的邊緣，他們的妻子更是帝國末端的成員。

他們確實作為殖民主義的「媒介者」，在殖民地上從事殖民政策的執行工作。若

而且我們當代，國家與國家、民族與民族之間必須要手牽手，要往和平的方向走。」

（瑪姮巴丸口述）

殖民地的協助者（在此處是駐在所的巡查們）構成殖民地民眾對帝國感受的具體 血肉。固然，殖民地的官員是帝國的螺絲，但是他們也是帶著家人，到不得已之 處餬口飯吃的職員。由於口述資料的不足，同為帝國邊緣人的性質是否在日常的 互動當中更多了一點人性呢？這或許是未來得以進一步討論的。在筆者的田野資 料當中，較為清楚的情感呈現，是不同世代之間對日本人的討論。

日本殖民統治結束迄今已經逾七十年，這段日子經過國民政府時期近五十年 的統治。從霧社事件、川中島社到清流部落，賽德克人經歷了不僅是殖民，而是 雙重殖民，許多的賽德克人也在這段連續的歷史當中凋零。經歷過霧社事件的世 代、移居川中島社的世代、在川中島社成長的世代、生於川中島社的世代、生於 清流部落世代，這些種種不同世代有著其自身對歷史的詮釋性。我們無法探問盜 用武裝方式反抗日本殖民者而犧牲生命的聲音，所以活下來的餘生也無法代表在 這事件中逝去的賽德克人。

然而，筆者想探索的是餘生們好好活下來的動力、什麼樣的歷史詮釋支持著 他們選擇活下來的動力？他們如何在殖民者精細地控制下，以自己的方式，好好 地活下來。活下來的人是否有著與過去逝去的人不同的主體呈現方式，而非僅是 殖民統治下的客體。

Habo 作為生於霧社世代的川中島人，他們並沒有聽說他們的大人對日本人 的仇恨，也不瞭解仇恨的意思。瑪姮巴丸在與筆者進一步的討論時，則指出賽德 克人似乎並無日語以及漢語中的「仇恨」（恨み），這是個棘手的難題。若根據瑪 姮巴丸的對語料的解釋，賽德克人會吵架、爭執，但是這些並非抽象的內在情感，

而是根據Gaya 行動的實踐，如在「空間的治理」該章節所提到的「賠補儀式」

等，並非單純的純粹思維。因此仇恨（恨み）這個抽象範疇到底應該對應（或者 甚至於這是研究者的我族中心主義）至什麼樣的Gaya 的行動當中？至少在筆者 的田野裡是看不到的。Habo 對日本人的看法最為強烈的用詞大概是「嚴格（厳

しい）」，但是Habo 也強調，在他不瞭解長輩們為何起事的情形下，他所感受到 日本警察對其照顧以及在生活上的支援，讓他以「被疼愛（可愛がられた）」、「被 養育（養われた）」等詞彙去理解殖民地情境中的互動關係。這個世代的報導人，

會哭著想念霧社，有著濃烈地舊部落鄉愁，但也不會興起民族主義式的仇恨。其 後，於川中島出生、長大的賽德克人，不論是其親身的經歷，或者對祖輩的追憶，

對日本人的討論，雖然會有「日本人」的全稱論述，但是卻沒有總結式的：「愛」、

「恨」這樣的情緒。而是對日本人行事風格的描述性感受：「衛生好」、「治安好」、

「教育好」、「過份」或者「嚴厲」這樣的情感。

換言之，川中島人顯然因為遷村以及巡查執行政策的過程，醞釀出了一種獨 屬於自己理解殖民情境與殖民宗主國的詮釋邏輯。這樣的邏輯在外人看來，或者 以一個現代國家、族群實體的框架來看，似乎有著矛盾：有著殺戮仇恨的外族人 持續統治著我們，為何不恨他們？

然而，我們若從日常生活詮釋這一段經驗：發生了這樣互相殺戮的大事，整 個部落如此地殘破，巡查依然與我們一同行到新的部落展開生活，並且堅持沒有 放棄。離開過去相當地痛苦，但是總算是撐過來了。

那麼，從日常生活的人際互動著手，是否能夠給殖民地經驗的詮釋完全不同 的可能呢？

表.六.1 川中島警察官吏駐在所 駐在職員名單 1931 年～1941 年¹

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