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文獻回顧
第一節 殖民主義的研究
殖民地研究的傳統,已有通說性的回顧,如Patrick Wolfe 便精彩地勾勒出過 去不同時期的研究中,出現的「帝國」或者「帝國主義」的特徵。他從歷史學的 角度,又按照時間先後去檢討自馬克思主義到後殖民時期,所謂的「帝國主義」
為何,如Leininn 與 Hobson 擴展馬克斯的概念用以理解帝國主義的擴張,這或 許是西方學者對帝國主義理論的首次討論,其後,延續此基礎,收斂於Wallerstein 的世界體系理論的依賴理論(dependency theory)為帝國/殖民主義研究的第二時 期。至此,權力的運作關係開始跨越以國家為單位的傳統帝國主義理論,注視於 更加共生的權力、經濟系統。到了我們今日以「後殖民研究」稱呼的時代,帝國 /殖民主義理論的討論轉變為更加複雜的批判,如 Said 的《東方主義》所批判的 意識型態傳統;Chakrabaty 試圖將西方當作世界史的主體,對世界史敘述中的西 方神話以及普遍性進行解構。Homi Bhabha 的混種(hybridity)概念主張被壓抑 者與統治者之關係並不是單純的,關係相當矛盾。殖民者讓被壓抑者模仿(mimic)
自己,結果創造出來的「自己」是似乎一模一樣,但不完整(almost the same but not quite[white])的「他者」(Wolfe 1997)。
這些多樣的帝國/殖民/後殖民脈絡的理論發展,其後深刻地影響了文學批評、
性別論述等其他領域,帝國/殖民主義研究傳統從 Wolfe 的歷史性檢視來看,我 們能看出其不只作為一個歷史、權力分析的子領域,更可說是一種知識體系的方 法論基礎。
在此基礎上,帝國主義通常在西方霸權(western hegemony)的概念下被使 用。在不同時期,不同政治型態,不同策略目的之下,帝國主義理論的討論總有 兩種對立。一種是如「西方與殖民地」、「核心與周邊」、「已發展與發展中」等內 在與外在的對立。另外一種是如「意識形態對實踐」、「文化與經濟」、「推論
(discursive)與有益性(instrumental)」等,理想與實質性之間的對立。這些乍 見為二元對立的概念,其實是具有共伴而生的,也無法切割開來的。但是過去的 研究都圍繞這兩種對立而展開(Wolfe 1997)。
後殖民研究的諸多學者早已意識到這種二元對立的問題,試圖另闢蹊徑。
Fredrick Cooper 透過討論「帝國的空間」,關注其結構性矛盾與內在的緊張關係,
而非瀰漫帝國的普遍權力。例如,殖民主義的過程中,殖民者依存殖民地的菁英 才能成立其支配型態。這個一邊差異化,一邊同化的矛盾殖民地化的過程,產生 出支配者與被支配者之間的緊張關係,不以二元對立的方程式思考(Cooper 2005)。此一論點給予筆者重要的啟發,我們可進一步參考Ronald Robinson 指出 的關鍵:「殖民主義若無這些協助者的存在的話,是不可能憑空成立的。」統治 權力並非意識形態的空中樓閣,而是活生生的人參與操作,每一個環節並非僅是 聽從指令的螺絲,而是一環環的合作(collaboration)(Robinson 1976)。是故,
我在處理清流的史料以及權力的實作時,將目光放在接受日本「教化」的原住民 菁英與基層的日本巡查,其自身的質地與來源,讓筆者在清流的研究當中,重新 的理解殖民地權力運作的多重與複雜的邏輯與結果。
Cooper 在反省過往研究時指出:
「非歷史的歷史助長非政治的政治(apolitical politics)。在書寫中,似乎是 由『後啟蒙理性』『理性的狡猾性』『現代性的插入』來形成殖民主義的歷 史時,會將重點放在無主體性的抽象概念上,也幾乎都忽略掉人類面對殖 民地時,會呈現的情況和行動。」
(Cooper 2005)
他強調除了抽象概念之外,殖民地人民所面對的情境與行動更加地重要,雖然 看似理所當然,但在筆者稍後正文關於川中島人的情感探討當中,將進一步地 為讀者們解釋此一觀點的重要性。
在理解殖民帝國治理的觀點上,殖民知識與殖民權力的性質與生產為何?是 筆者用以切入田野的另一重點。筆者所借用的理論脈絡,大體來說,或可承自 James Scott 與發展的「國家的視角」(Seeing like a state)的理論。
現代國家的形貌起自歐洲,並隨著帝國/殖民的擴張成為當代政治的一般單 位,這段歷史過程,Bernard Cohn 與 Benedict Anderson 都討論到,不論是殖民地 或者政體現代化(民族國家化)都有著文化客觀化(cultural objectificaion)的過 程,最典型的範例便是統計資料的使用(Cohn 1996;Anderson 1997)。統計資 料除了是數字化與客觀化的結果,也是一連串嶄新分類的起點。Cohn 指出印度 殖民地的菁英將文化的理解以「事物」(things)的方式行之,殖民地人們開始退 後一步看自我,將理想、象徵、文化看做實體,原本透過習慣理解的「傳統」, 主體開始成為了能夠記述的客觀對象。並最終用以此指導自己作為反抗西方的基 礎(如Cohn 舉的 Arya Smaj 運動的例子)。Nicholas Thomas 指出客觀化的過程 不只是知識層次,更需要籠絡當地人挪為統治的幫手。這裡頭是一項矛盾計畫的 開展:維持當地人的習慣為基礎理念,以本質化當地人的特質,但又介入讓被統 治者順從國家。在此,當地人接納殖民者的機制,並選擇出便利於自身對抗的傳 統,以理解自我並發展對抗論述(Thomas 1990)。
從理論的層次討論治理的「客觀化」,並不止在凸顯「傳統」到「現代」的 過程有新的治理知識被生產。更重要的是,「傳統」-「現代」此二元架構,在「客 觀化」理論的理解當中,被模糊了,重點在於經歷「客觀化」過程的人們(統治 者、被統治者、協助者等)或是主動、或是被動,亦或者兩者難辯,其行動意圖 與目的能就此被凸顯,而不僅僅是被放入「傳統」-「現代」這些僵固的分類範 疇裡。
Scott 以林業為例,指出多樣的原始林,如何因為治理上的需要,被簡單化、
明確化、目的化、可視化為方便治理的單位與分類,「自然」被改造為「國土」。 Scott 的重點在於「科學技術」與治理的互相支持,在此邏輯下,「理性」重新編 排了自然、生活與認識世界的方法,並因此讓整個治理系統當中的各階層都能夠 清楚地閱讀與整理其治理對象(Scott 1998)。
松岡格進一步將其應用於戶籍資料對臺灣原住民的治理與自我認識的再生 中的「一戶」,是個沒有吸食過鴉片的人。Scott 與松岡格的視角(vision)、可視 化(legibility)的重點都在邏輯化後的理解易讀性上,是抽象層次的視覺化,將 被治理者(被統治者)物質/自然性質轉換成可普遍閱讀、整理的符號。
筆者在處理治理的視覺性時,另試圖掌握的一面為,空間的視覺情報與體感 經驗如何地被治理系統整理、編排,並重新作為權力生產的基礎,Scott 與松岡 格的可視化為去質地的可視化,而筆者援引的另一個理論為「重新編排質地的可 視化」,這種可視化帶著更濃厚的體感性質。最經典的案例便是Timothy Mitchell 所指的展覽會的再現,這種以東方主義為基礎的「秩序化客體的視覺化」,透過 再現成為凝視的對象,也成為權力的客體(Timothy 1992)。而透過再現的過程,
殖民主義將經歷各種範疇解構與重構,Ann Stoler 以印尼 Smatra 社會的白人階級 為例,解構殖民者內部的支配關係,以及與印尼被殖民者之間的關係,並論及種 族以「想像的共同體」的方式發揮著作用(Stoler 1992)。在筆者的研究裡,清
流賽德克人的部落重構、身份政治、以及認同屬性的轉變都可說呼應著此類以視 覺、體感經驗為起點所發展的再現與範疇重構。這些體感經驗,也會隨著各種治 理或者媒體技術而滲透到各個新的人類生活領域當中,在各式各樣再媒體化的過 程裡(《餘生》記錄片與《賽德克・巴萊》的拍攝),以新的實踐形式,但大抵上 相同的邏輯出現。Martin Jay 與 Sumathi Ramaswamy 所編的 Empires of vision 中 所收錄的討論,很好地提供了視覺情報與經驗在治理與權力再生產的經典案例
(M. Jay and S. Ramaswamy 2014)。
必須再次強調的是,與Scott、松岡格的討論不同,此處的重點在於視覺帶
(categorization)。他將落實於此的元素,稱之為調查模式(investigative modality), 這些調查模式大抵上來說,便是將知識有序化,變成實際的報告、統計資料與百 科全書過程。人類學家的參與,我們熟知是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事實上,直至 二次大戰,美國對日本的民族誌研究依然是如是關係的延伸(Cohn 1984)。Pels Peter 也指出,相對於其他學科,殖民主義對人類學來說,絕非外在的存在。對 殖民地研究的進一步探究,納入歷史學方法促使home(殖民者/研究者),field
(田野地/殖民地),travel(前兩者中間的脈絡)這三者不停對話,發展這種複合 研究(hybrid work)的必要性,可以在過去較為缺乏的面向當中體現,那就是對
「殖民者的文化」的研究,我們並不僅如同殖民主義時代的人類學家一樣,看著
「傳統」與「被殖民者」(Pels 1997)。對殖民者的理解與分析,Peter 是以殖民 者的農園文化為殖民地帶來的資本主義思維和經濟影響為例,筆者在此則納入形 塑現代日本的明治時代的歷史分析。Peter 與 Cohn 兩人重新地思考人類學的殖民 主義研究與殖民主義本身兩者共生的形成脈絡,並納入更廣泛的學科工具來作為 反身性的對話材料,這也是筆者將歷史文獻的分析與田野工作,兩者給予等量齊 觀的份量並將川中島的殖民史看做一依然持續在進行的過程,此過程當中甚至包 含著研究者,如筆者與其他前輩對其歷史的探究。在此或可引用Stoler 對儲水槽 記憶模型(hydraulic model)的批判,Stoler 反對傳統認為:「記憶就像拔了蓋子 就流出來的水,保管很多的故事,等待著傾聽的對象。」事實上,殖民地人的記 憶向我們訴說著當時殖民地生活的許多故事,往往也拒絕著既有的殖民地認識,
「傳統」與「被殖民者」(Pels 1997)。對殖民者的理解與分析,Peter 是以殖民 者的農園文化為殖民地帶來的資本主義思維和經濟影響為例,筆者在此則納入形 塑現代日本的明治時代的歷史分析。Peter 與 Cohn 兩人重新地思考人類學的殖民 主義研究與殖民主義本身兩者共生的形成脈絡,並納入更廣泛的學科工具來作為 反身性的對話材料,這也是筆者將歷史文獻的分析與田野工作,兩者給予等量齊 觀的份量並將川中島的殖民史看做一依然持續在進行的過程,此過程當中甚至包 含著研究者,如筆者與其他前輩對其歷史的探究。在此或可引用Stoler 對儲水槽 記憶模型(hydraulic model)的批判,Stoler 反對傳統認為:「記憶就像拔了蓋子 就流出來的水,保管很多的故事,等待著傾聽的對象。」事實上,殖民地人的記 憶向我們訴說著當時殖民地生活的許多故事,往往也拒絕著既有的殖民地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