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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殖民地台灣現代主義詩學的成立
──台灣文學場域下楊熾昌、李張瑞的前衛詩運動
一、前言：同鄉的「異邦人」？──風車詩社在地性的再探 二、登「場」（field）的姿態：語言、美學位置、媒體 （一）語言的選用：共同體想像的疊合與錯位
（二）從「新文學」到「新精神」：作為詩學革新典範的春山行夫 （三）《Le Moulin》外的根據地：《台南新報》文藝欄的一些考察 三、超現實主義的南方熱帶實驗室：台灣的轉化與實踐
（一）土人的世界：楊熾昌對西脇順三郎詩論援用與偏移 （二）台南／殖民地的憂鬱：楊熾昌作品中的現實與超現實 （二‧一）詩的地誌學考察：論楊熾昌詩作中的台南／台灣
（二‧二）在滿溢輕氣球影子的丘崗上：美感的提取與想像力的飛翔 （二‧三）詩與小說的 ESPRIT 的融合：論楊熾昌的三篇短篇小說 （三）殖民地圖繪與封建傳統：李張瑞筆下的異色與戰慄
（三‧一）殖民地的異色風景 （三‧二）戰慄的封建傳統
四、結論：現代主義世界性與在地性的辯證
一、前言：同鄉的「異邦人」？──重探風車詩社的在地性
在台灣文學史的敘事上，1933 年以楊熾昌（1908-1994）為核心、糾合李張瑞（1911-1952）、林修二（1914-1944）等結成的風車詩社，是一個必須一提、卻難以在文學史的 脈絡中安置、同時又被視為毫無影響力的弔詭存在。其之所以在文學史上必須一提，因 為它早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的 1930 年代便試圖將超現實主義詩風引進台灣，大幅領先了 紀弦（1913-2013）於 1953 年起於台灣主導發刊的《現代詩》、1956 年發表的「現代派 宣言」達二十年以上。因此，當它在1979 年重新出土，即讓桓夫（陳千武，1922-2012）
於 1970 年提出的台灣現代詩源流的「兩個球根」概念中的日治時期以降台灣新文學的 一脈得以真正地成立，能夠強而有力地對抗紀弦宣稱他從中國為台灣帶來現代詩的火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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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論述。風車詩社是台灣本土現代主義的起點，象徵著台灣文學具有非承繼於五四以來 中國新文學傳統的自立性；同時也因為其與西歐‧日本現代主義運動發展的高度共時性、
以及領先於中國現代主義文學之發展的超前性，而成為建構台灣文學論述的重要的現代 性‧進步性‧前衛性的表徵。是故，目前台灣的幾部（篇）具代表性的台灣文學史／詩 史論述，無不以風車詩社為時代之最前鋒，如陳芳明在《台灣新文學史》（2011）謂風車 詩社是「真正的現代主義詩風」：「舉起超現實主義的旗幟，風車詩社開創了一九三○年 代詩史的新視野。……那種成熟的技巧，使台灣詩人的想像到達極致。新的感覺，新的 情緒，新的美學，全然擺脫緊張的思維，使詩真正具備了現代的意義」1；林淇瀁在〈長 廊與地圖──台灣新詩風潮的溯源與鳥瞰〉（2001）謂其：「標誌台灣新詩史的一波超現 實主義詩潮」2；陳義芝則在《台灣現代主義詩學流變》（2006）稱：「水蔭萍為台灣新文 學第一代詩人提倡現代主義的先驅」、「水蔭萍短時間的倡議雖未獲巨大影響，但作為先 驅的歷史意義十分珍貴」3。
風車詩社的文學活動之所以難以在文學史的脈絡中安置，主要因為其與日治時期作 為台灣新文學之主流的寫實主義文學觀相扞格。雖然某種意義上來說，這與上述其在文 學史上必須一提、或被大大標舉的原因可謂一體之兩面。風車詩社那繼受外來思潮的、
晦澀難解的、缺乏明確現實指涉與抵抗表象的、都市菁英的、為藝術而藝術的超現實主 義實踐，往往幾乎被理解為寫實主義主流對立面之「他者」 。鹽分地帶詩人郭水潭（1908-1995）的短文〈寫在牆上〉中所謂的：「壓根兒品嚐不出時代心聲和心靈的悸動，只能予 人一種詞藻的堆砌，幻想美學的裝潢而已」的「薔薇詩人」，一般認為其諷刺的便是風車 詩社。陳芳明在《台灣新文學史》即援引上述郭水潭對「薔薇詩人」的批評，指出：「鹽 分地帶詩人與風車詩社成員，因美學上的歧異而劃清了創作的界線。……風車詩社的作 品，可視為日據時期綻放的奇異花朵」4。除此之外，風車詩社又因同人詩誌《Le Moulin》
的存續時間短、發行量少，加之在已知範疇內難以找到系譜相近的同伴者5，而被視為台 灣新文學發展的孤例、或不具影響力的存在。陳明台即認為其存在「僅能止於小人數的
1 陳芳明，《台灣新文學史》（台北：聯經，2011 年﹝修訂二版﹞），頁 150、152。
2 林淇瀁，〈長廊與地圖──台灣新詩風潮的溯源與鳥瞰〉，收入林明德編，《台灣現代詩經緯》
（台北：聯合文學，2001 年），頁 18。
3 陳義芝，《台灣現代主義詩學流變》（台北：九歌，2006 年），頁 24、40。
4 陳芳明，《台灣新文學史》，頁 151-152。
5 事實上，本島人+本島文壇的框架，也限制了現前台灣對於戰前台灣現代主義詩的理解。風車 的楊熾昌、林修二，曾與本島人翁鬧、在台日人西川滿、以及台日混血的饒正太郎在中央文壇的 現代主義雜誌同誌或同號刊登，在同一個舞台上登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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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結，沒有太多的展開，自然難以形成文學運動，擴大其影響力」6；而晚近趙勳達的研 究，更有「就新文學運動而言，風車詩社自我封閉、不合流於台灣文藝聯盟」7之謂。
關於這個既作為現代性之表徵、又對立於寫實主義主流、在台灣新文學發展上復以 孤例之姿卓然不群地存在的風車詩社，1979 年出土以來，學者們紛紛稱之為「移植的花 朵」（羊子喬）8、「奇異花朵」（陳芳明）9、「詩史的『失誤現象』的見證」（陳明台）10、
「異常為」（劉紀蕙）11、「孤岩的存在」（蕭蕭）12。這樣強調其外來性、異質性的修辭，
無疑暗示了在學者的理解中，風車詩人在殖民地台灣宛若一「橫空出世」的存在，甚至 是文學史的「突變」。似乎除了向「舶來的」、「世界性的」現代主義思潮探尋其美學上的 血緣，便難以在台灣的殖民地處境、以及台灣新文學史發展的脈絡中具體追溯其生成、
安置其位置、認識其影響，只能為它劃出一「特例」的專屬位置。換言之，儘管風車詩 社係作為「兩個球根」之「台灣本土現代主義詩的起點」，然而其「在地性」──包括理 論的在地轉化與文學實踐、在台灣文壇的活動、與台灣新文學發展的對話等等，卻始終 未曾被深刻認識。
無庸置疑的，1930 年代風車詩人係在東京留學階段透過日文接觸現代主義思潮；同 人與作為台灣新文學之主流的寫實主義在美學觀上的差異，也至為明顯；同人詩誌《Le Moulin》存續時間短（1933 年 10 月～1934 年 12 月）、號數少（共出刊四號，現僅見第 三號）、發行量低（每號七十五冊）、不接受外稿，同樣也是既成事實。然而，這未必足 夠充分據以逕自否認風車詩社的在地性。有兩個重要卻時常被忽略的文學史事實，使得
6 陳明台，〈楊熾昌‧風車詩社‧日本詩潮──戰前台灣新詩現代主義的考察〉，《台灣文學研究 論集》（台北：文史哲，1997 年），頁 61。黃建銘、蕭蕭、趙勳達等亦有類似的說法。黃建銘：
「《風車》雜誌的微薄力量著實難以帶起新的文學風潮，僅能以個別的存在，為文壇增添一種新 的風貌。」《日治時期楊熾昌及其文學研究》（台南：台南市立文化中心，2005 年），頁 174；蕭 蕭：「在這種鋪天蓋地的寫實風氣下，微弱的『超現實主義』信徒卻必須集結在一起，發行詩誌，
才能具體發聲。」《台灣新詩美學》（台北：爾雅，2004 年），頁302。趙勳達：「由於風車詩社『其 聲不大』，所以它並沒有受到全島性的注目，對台灣新文學運動甚至是『文藝大眾化』的追求並 不構成太多影響。」《「文藝大眾化」的三線糾葛──台灣知識份子的文化思維及其角力 1930-1937》（桃園：中央大學出版中心；台北：遠流，2015 年），頁 217。
7 趙勳達，《「文藝大眾化」的三線糾葛》，頁 217。
8 羊子喬，〈移植的花朵──深受超現實主義影響的風車詩社〉，《蓬萊文章台灣詩》（台北：遠景，
1983 年），頁 39-57。
9 陳芳明，《台灣新文學史》，頁 152。
10 陳明台，〈新詩精神的提倡與實踐──「風車」的詩與詩人〉《台灣文學研究論集》，頁 31。
11 劉紀蕙，《孤兒‧女神‧負面書寫：文化符號的徵狀式閱讀》（台北：立緒，2000 年），頁 206-220。
12 蕭蕭，《台灣新詩美學》（台北：爾雅，2004 年），頁 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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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我們不得不對風車文學活動的在地性進行重估。
首先，是風車詩人活動的文學場域。台灣出身的現代主義者選擇在「島外」進行現 代主義的文學實踐，幾乎成為通例，獨獨風車詩社的楊熾昌、李張瑞等是例外。舉例來 說，在詩的方面，台日混血的饒正太郎（1912-1941）儘管可說是在中央文壇最為活躍的 台灣出身者，但他未曾在台灣文學界發表、進行文學活動；西川滿（1908-1999）雖接受 恩師吉江喬松的建議返台，致力於建設台灣的「地方主義文學」，但他的文學活動仍是 台日雙軌發展，而非僅在台灣；而風車詩社的另一位台籍詩人林修二，在風車結成不久 即赴東京就讀慶應大學預科、並在畢業後繼續攻讀英文科。除作品寄稿台灣，幾乎都在 東京活動。另外，小說家方面，與風車詩人群同樣出身台南的劉吶鷗（1905-1940）在東 京青山學院畢業後曾謂：「台灣是不願去的」。他將上海視為「將來的地」，後成為「上海 新感覺派」最重要的奠基人13；翁鬧（1910-1940）則是懷抱「前進中央文壇」之夢滯留 東京高圓寺一帶，最終客死異鄉。對他們而言，殖民地台灣並不利於現代主義──或退 一步說，不利於文藝──的發展。於是，曾經親炙中央文壇之魅力的他們，寧可選擇留 在帝都東京，為了「進軍中央文壇」之夢而努力；或帶著在東京接觸的最先端的新感覺
13 劉吶鷗著、康來新編，《劉吶鷗全集 日記集（下）》，頁446-447。關於劉選擇前往上海發展的 原因，彭小妍在〈浪蕩天涯──劉吶鷗一九二七年日記〉以文壇參與及發展潛力解釋：「上海之 所以吸引他，除了遊樂以外，最主要是身為中國人，他在中國文藝界中參與和發展的潛力──否 則他為什麼不選擇定居東京呢，東京同樣不乏吃喝玩樂的場所。在中國，上海當然比北京更適合
13 劉吶鷗著、康來新編，《劉吶鷗全集 日記集（下）》，頁446-447。關於劉選擇前往上海發展的 原因，彭小妍在〈浪蕩天涯──劉吶鷗一九二七年日記〉以文壇參與及發展潛力解釋：「上海之 所以吸引他，除了遊樂以外，最主要是身為中國人，他在中國文藝界中參與和發展的潛力──否 則他為什麼不選擇定居東京呢，東京同樣不乏吃喝玩樂的場所。在中國，上海當然比北京更適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