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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風車詩社及「戰前台灣現代主義詩活動」的發現
如前所述，風車詩社首次為戰後的台灣所認識，係在1970 年代末、1980 年代初一 波戰前台灣新文學的文獻史料大量出土、翻譯、復刻、出版的熱潮之時。風車出土後，
「戰前台灣現代主義詩」的概念於焉能夠成立。在翻譯及選集出版方面，1979 年 3 月 31 日，陳千武翻譯的楊熾昌戰前的日語詩作〈越境的蝴蝶──獻給蔡鶴兒小姐的詩〉、〈毀 了的街〉、〈蒼白的鐘樓〉刊登於《自立晚報》「台灣光復前文學作品精選」；1981 年 2 月 27 日，《自立晚報》「日據時代台灣詩人詩作簡介」刊登了泉中月翻譯的楊熾昌詩作〈窗 帷〉、〈古弦祭〉、〈月光奏鳴曲〉以及〈花海〉。除了楊熾昌作品，「風車詩社」同人李張 瑞、林修二、張良典戰前的日文作品也陸續得到翻譯，並收錄在 1982 年由羊子喬‧陳 千武編選的《光復前台灣文學全集‧廣闊的海》（遠景出版）。
研究論述方面，1979 年 7 月 2 日～4 日連載於《聯合報》副刊、由羊子喬撰寫的〈移 植的花朵──深受超現實主義影響風車詩社〉，是最早關於風車詩社的專論。文中簡述 了楊熾昌在中央文壇與超現實主義的聯繫、風車詩社的集結、同人的生平、文學活動及 作品特色。其中最重要的貢獻，除了基本史實與美學傾向的勾勒、定位，相當早即對詩 人進行訪問的羊子喬，在文中舉出幾個作為影響源的關鍵名字──包括：《詩と詩論》
的春山行夫、安西冬衛、西脇順三郎、村野四郎、三好達治等，法國的考克多、阿拉貢 等，讓後繼的研究者能夠有跡可循83。1981 年，羊子喬繼續完成〈光復前台灣新詩論〉， 是最早以文學史的觀點寫就的日治時期台灣新詩研究。作者將風車詩社同人的詩作繫於 詩史的「成熟期」（1932-1937），認為其是此時期兩大趨勢──「社會寫實」、「超現實主 義的個人抒情」中的後者84。值得注意的是，關於其超現實主義傾向的成因，羊子喬除 了指出楊熾昌透過留學從日本引進西洋文學理論，他還進一步概述當時台灣島內可能接 受的養分──包括報紙文藝欄所轉載的日本傑出詩人作品、以及當時在台日人對此時本 島詩人的影響等等85，顯示了羊子喬最初關於戰前台灣現代主義詩歌的格局想像，並不 限於如楊熾昌等有能力留學東京者的現代主義引介與實踐，同時也試圖在台灣島內找出 一個相較於留學成本更低的、一般讀者也能夠廣泛接觸的美學養分，作為戰前台灣現代 主義詩學生成的補充脈絡。亦即，至少在引介的層面，風車詩社並不是唯一的引介者，
而僅是傳播路徑中的一支；既然如此，現代主義詩學在戰前台灣的傳播，並非侷限於風
83 羊子喬，〈移植的花朵──深受超現實主義影響風車詩社〉，《蓬萊文章台灣詩》，頁 39-57。
84 羊子喬，〈光復前台灣新詩論〉，《蓬萊文章台灣詩》，頁 83-87。
85 羊子喬，〈光復前台灣新詩論〉，《蓬萊文章台灣詩》，頁 8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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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同人圈內，而是有更廣闊的傳播範圍。只是，這在三十餘年後的今天仍是一個茫漠的 未知領域，有待研究者開拓。
同樣以這波戰前史料出土／出版的熱潮為契機，1981 年，楊熾昌也受邀在聯合報的
《寶刀集──光復前台灣作家作品集》發表其文壇回憶〈回溯〉，敘述其在日本統治下 引進「超現實主義」，係一種「迴避檢閱制度」的策略86。由於這是日治時期台灣超現實 主義的重要實踐者在戰後最初的証言，在日後屢為研究者援用87。
1980 年代對戰前台灣現代主義詩的研究，即在上述羊子喬、陳千武的全集編選、羊 子喬的論述、以及楊熾昌自述的基礎上展開。1983 年，宋冬陽（陳芳明）發表〈日據時 期台灣新詩遺產的重估〉，將羊子喬在〈光復前台灣新詩論〉中並置的「社會寫實」、「超 現實主義的個人抒情」兩個趨勢，進一步強化為「寫實、左翼的鹽分地帶」V.S.「超現 實、小布爾喬亞的風車詩社」的對比圖式，設下可實際操作的論述框架。在詩的詮釋方 面，似乎受到楊熾昌〈回溯〉中「再政治化」的影響，宋冬陽認為：「他們的作品具有超 現實的傾向，卻並未完全與現實脫節；他們的風格雖有出世的味道，但骨子裡卻是入世 的」88。也因此，在相當多具有前衛的超現實主義詩風的作品中，宋冬陽選取了較不具 超現實詩風的詩作如林修二的〈山村〉作為例證。
此外，1980 年代不可遺漏的，還有陳千武的詩史論。如前所述，早在 1970 年陳即 已提出台灣現代詩「兩個球根論」，然而在1970 年代末風車詩社同人作品出土之前，日 治時期繼受春山行夫「新精神」運動一脈的球根並無相應的現代主義的實踐者，而僅靠 日本統治末期成立的「銀鈴會」與《詩と詩論》產生系譜上的連繫89。然而在風車詩社 的文學活動被發現之後，「戰前台灣現代主義詩」的概念才真正成立，也讓陳千武的「兩 個球根」論找到能夠真正自立於中國新文學影響外、甚至超前之的現代主義起點。
戰前台灣現代主義詩的研究，到了 1990 年代中期以降，有極大的進展。由於《水 蔭萍作品集》（1995 年）與《林修二集》（2000 年）相繼出版，加上台灣文學學科的體制
86 楊熾昌，〈回溯〉，收入聯合報編輯部編，《寶刀集──光復前台灣作家作品集》（台北：聯合報，
1981 年），頁 194-196。
87 然而這樣的「証言」，也是戒嚴時期面對國民黨黨國體制「抗日意識形態」之要求的自我詮釋，
既突顯了其非政治性的政治性、非正面抵抗的正當性（再政治化），同時透過「為文學而文學」
的純粹性，進行與殖民體制脫鉤的去政治化解釋。若是去脈絡地援用，有將日治時期台灣現代主 義實踐化約為抗日文學的迂迴表現、迴避檢閱的工具策略，而忽視其美學追求之嫌。
88 宋冬陽（陳芳明），〈日據時期台灣新詩遺產的重估〉，初出：《台灣文藝》第 83 期（1983 年 7 月）。引文收入《左翼台灣：殖民地文學運動史論》（台北；麥田，1998 年），頁 164。
89 詳見拙著，〈尋找「缺席」的超現實主義者──日治時期台灣超現實主義詩系譜的追索與文學 史再現〉，頁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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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風車詩社同人的超現實主義實踐受到更多研究者的重視。1990 年代中期迄今的研究 對於日治時期台灣現代主義的解釋，已逐漸擺脫楊熾昌於〈回溯〉中所談的作為迴避檢 閱之手段的層次，而更著重於美學及系譜繫連的探討。1990 年代中期迄今關於風車詩社 的幾種研究取徑及成果，分述如下。
1、探討風車同人美學與西歐、日本現代主義美學系譜的連繫。這樣的取徑與成果，
主要有陳明台的〈新詩精神的提倡與實踐〉（1997）、〈楊熾昌‧風車詩社‧日本詩潮──
戰前台灣新詩現代主義的考察〉（1997）90，以及林巾力的〈從「主知」探看楊熾昌的現 代主義風貌〉（2002）91、〈主知‧現實‧超現實：超現實主義在戰前台灣的實踐〉（2009）
92、〈追求詩的純粹性：從楊熾昌到紀弦〉（2010）93等等。陳明台指出，「諸多現代主義 的流派中，似隱約可見超現實主義（即「詩與詩論」集團致力的方向）和象徵主義（即
「四季」派致力的方向），成為他們詩人全體著力的方向」94；林則更準確地指出，風車 詩社的超現實主義實踐係「融合了法國超現實主義的『超現實領域描寫』、象徵主義的
『純粹詩』概念、日本現代主義詩人春山行夫與西脇順三郎的『想像力』和『主知』，甚 至更多是來自於唯美主義的信條」95。兩人的研究，為風車同人的美學屬性及具體影響 來源，找到有力的例證，並強調風車繼受由日本中介‧轉化的超現實主義概念，已不同 於法國的超現實主義。除了陳明台與林巾力的研究此外，關於風車同人詩觀及美學的辨 析，還有奚密的〈燃燒與飛躍──1930 年代台灣的超現實詩〉（2007）96。相較於陳、林 著眼於系譜追尋，奚密更側重於風車同人楊熾昌、林修二詩觀的歸納及詩作分析，突顯 其美學特色，並與戰前中國的戴望舒、紀弦的現代主義詩作交互參照，揭示了戰前東亞 現代主義詩學比較文學研究的可能。
90 陳明台，〈新詩精神的提倡與實踐〉、〈楊熾昌‧風車詩社‧日本詩潮──戰前台灣新詩現代主 義的考察〉，《台灣文學研究論集》，頁30-63。
91 林巾力，〈從「主知」探看楊熾昌的現代主義風貌〉，《第八屆府城文學獎文學獎得獎作品專集》
（台南：台南市立圖書館，2002 年）。
92 林巾力，〈主知、現實、超現實：超現實主義在戰前台灣的實踐〉，《台灣文學學報》第15 期。
93 林巾力，〈追求詩的純粹性：從楊熾昌到紀弦〉，《中外文學》39 卷 4 期 （2010 年 12 月），頁 85-133。
94 陳明台，〈新詩精神的提倡與實踐〉，頁 44。
95 林巾力，〈主知、現實、超現實：超現實主義在戰前台灣的實踐〉，頁 100。
96 奚密，〈燃燒與飛躍──1930 年代台灣的超現實詩〉，《台灣文學學報》第 11 期（2007 年 12 月），頁75-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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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取徑精神分析，探究殖民地誕生超現實主義美學的精神樣貌／徵狀。1990 年代 中期以後，施淑曾發表一系列論文，從殖民地體制的結構性因素，探究台灣知識分子受 容現代主義思潮的內在精神條件、或是產生與西歐‧日本現代主義相通之精神結構，不 僅形構出一條「另類小說」的系譜，也為日治時期台灣文學研究探知了感覺／心理世界 的「新素地」97；稍晚於施淑，劉紀蕙同樣著眼於殖民地體制的結構性因素造成的心理 狀態，並進一步將台灣現代主義的探尋延展至詩歌及視覺文化的領域。劉繼受了楊熾昌 在〈回溯〉強調的日本帝國對殖民地言論的彈壓、寫實的不可能性、《台灣文藝》‧《台灣 新文學》陣營的分裂及與現代主義的衝突等論述基礎，透過精神分析的研究取徑，進一 步發展出其「文化整體組織與現代主義的推離」及「異常為」的觀點。這一系列論述以 1998 年發表的〈前衛的推離與淨化──論林亨泰與楊熾昌的前衛詩論及其被遮蓋的際
2、取徑精神分析，探究殖民地誕生超現實主義美學的精神樣貌／徵狀。1990 年代 中期以後，施淑曾發表一系列論文，從殖民地體制的結構性因素，探究台灣知識分子受 容現代主義思潮的內在精神條件、或是產生與西歐‧日本現代主義相通之精神結構，不 僅形構出一條「另類小說」的系譜，也為日治時期台灣文學研究探知了感覺／心理世界 的「新素地」97；稍晚於施淑，劉紀蕙同樣著眼於殖民地體制的結構性因素造成的心理 狀態，並進一步將台灣現代主義的探尋延展至詩歌及視覺文化的領域。劉繼受了楊熾昌 在〈回溯〉強調的日本帝國對殖民地言論的彈壓、寫實的不可能性、《台灣文藝》‧《台灣 新文學》陣營的分裂及與現代主義的衝突等論述基礎，透過精神分析的研究取徑，進一 步發展出其「文化整體組織與現代主義的推離」及「異常為」的觀點。這一系列論述以 1998 年發表的〈前衛的推離與淨化──論林亨泰與楊熾昌的前衛詩論及其被遮蓋的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