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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紙條,抱著繡球花盆走出房間,「驀然地從繡球花聞出了少女的香氣。手裡懷抱著的 繡球花盆,彷彿是少女的肉體,他不由得打了個寒顫」445。這一段的描寫相當異色且具 官能性,散發出強烈的妖魅之感。他將花盆摔在地上,心裡重複著「窗邊的少女,並不 是繡球花。/──窗邊的少女,是蓮霧的香氣」。最初吸引的他的,是宛若「艷紅的蓮 霧果實」的夢中少女形象446,如今卻夢碎了。癩病與無情,是少女給他的最終訊息。

儘管李張瑞的用意並不在從人道主義的立場批評總督府的癩病政策,但從〈窓辺の 少女〉,我們可以看到李張瑞如何即時性地挪用了台灣殖民地語境下「癩病」的疾病隱 喻,作為串起整篇戀愛小說的重要機關。少女獨自一人居住在「被都會所忘卻的小巷」

的房間裡,在植有蓮霧樹的窗前等待,儘管小說無進一步的線索,但也許正是癩病之故 使她獨居於此,成為一種居家隔離的狀態。如果這樣的解釋可以成立,那麼這便是她寂 寞感的來源,才會對陌生的高大膽地說出:「我,現在,一個人呢」;而這也是何以她 在與高的眼神交會的微笑後,會「瞬間轉為僵硬的表情」,並在高吻了她之後決定放棄 所有,隻身前往大連。由於癩病的隱喻──更精確地說,在殖民地的語境下被汙名化的 癩病及其政策,讓這場戀愛注定是不幸的;而也正是因為癩病的隱喻,讓高在強吻了少 女、知道她患有癩病之後,產生了久久難以平復的戰慄。這篇發表於 1934 年夏、奠基 於「疾病之隱喻」寫成的悲戀小說,極有可能繼他的〈古びた庭園〉與楊熾昌〈茉莉花〉

之影響關係後,再度成為刺激楊熾昌寫出同樣奠基於疾病之隱喻──但楊將李張瑞小說 中的「癩病」置換為「結核病」、將少女蒼玲置換為少女蒼子──的小說〈薔薇の皮膚〉

之原型。

(三‧二)戰慄的封建傳統

1934 年 11 月 4 日,李張瑞在《台南新報》發表他的另一篇小說〈娶嫁送嫁〉。這 篇小說最特別的地方在於,它是一篇大量使用台灣民俗慣習之素材的小說;此外,儘管 仍涉及了情慾的問題,但背後指向的卻是對於「以雙親為中心的家庭制度」的批評,且 筆法幾乎是寫實主義的。對於深刻接受了現代主義美學概念的李張瑞來說,這無疑是相 當不同的嘗試。且無論成功與否,這樣的嘗試,成為了日後他書寫作為殖民地台灣或傳

445 李張瑞,〈窓辺の少女〉,頁 91。

446 1936 年 6 月,郭水潭曾在《台灣新文學》第 2 卷第 5 號發表一首名為〈蓮霧之花〉的詩作,

也許可以作為參考:「院子裡的蓮霧不像那麼大的體格/插上很多小茉莉那樣的花/性急的蜜蜂 嗅到了就飛來/開始糟蹋了蓮霧的花/我馬上寫信給海邊的妹妹/今夏 蓮霧的花開滿了/不 久 果實會結得滿枝/妳就決定六月回娘家好了/那時候像新鮮的初夏的果實/妹妹啊 能再 一次恢復天真的少女了」。陳千武譯,收入羊子喬編,《郭水潭集》,頁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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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封建台灣的現實狀況──如前述研究者更為注目的詩作〈收穫〉、〈黃昏〉、〈虎頭 埤〉、〈傳統〉、〈這個家〉的基礎。

〈娶嫁送嫁〉的故事非常簡單──它甚至稱不上完整故事,而僅是生活的片斷。曾 經交換照片、透過媒人安排在友人「娶嫁送嫁」的儀式中初次見面的一對男女,後順利 結為夫妻。婚後一個月,他們終於因丈夫被聘為郡役所的教育係雇而得以搬離雙親所在 的老家、脫離那「拘束的家族制度重擔,今晚首度擁有兩人獨處的家」447。而在這樣的 獨處空間裡,原來低著頭嬌羞的妻,「這時漸漸將目光仰起,決然接受緊緊凝視她肉體 的丈夫的視線」448。以上是這篇小說的梗概。

就李張瑞或楊熾昌的創作而言很罕見、在一般寫實主義的小說卻相當常見的,是小 說中對於傳統家庭制度的批判。小說寫道,婚後的一個月裡:「她果然被凡事以雙親為 中心的家庭制度所苦,身為媳婦,第一要優先侍奉婆婆甚於丈夫。雙親的想法是,自己 年紀大了,不想下廚,因此娶了媳婦,希望由她代勞。何等悽慘、受舊習虐待的女人身 影啊。她明顯精神衰弱,見狀的他,開始不清楚自己為了什麼娶妻」449;而在搬離了老 家、享有兩人生活之後,一切開始有了新鮮感:

與在老家時不同,妻子的肢體有種媚態,通過他的感覺,猛然迫近。在這一個月 期間,他們被壓在家族之下,只不過是沒有意志的人偶。現在開始接觸新事物的 喜悅,在兩人心中描繪出美麗的圓,捲起了漩渦。一邊用湯匙攪拌著茶碗,他和 妻子相視彼此的臉,用眼神微笑著。450

作為小說結尾的這段引文,李張瑞明顯挪用了挪威劇作家易卜生(Henrik Ibsen,1828-1906)《人偶之家》名句──「我們家不過是個遊戲間,我是你的玩偶太太,就像我在 家裡是爸爸的玩偶女兒一樣」451,將台灣傳統家庭制度下的生活比喻為「沒有意志的人 偶」。但值得注意的是,小說對於傳統家庭制度的批判僅止於此,彷彿只要脫離了這個 家問題便已解決,背後的「制度結構」問題再毋須去處理──台灣新文學具有左翼色彩 的寫實主義小說是不會這樣表現的;且脫離這個家,夫妻倆並非因為覺醒、或付出努力

447 李張瑞,〈娶嫁送嫁〉,初出:《台南新報》(1934 年 11 月 4 日),中譯鳳氣至純平、許倍榕,

收入陳允元、黃亞歷編,《日曜日式散步者──風車詩社及其時代 I 暝想的火災》,頁 92。

448 李張瑞,〈娶嫁送嫁〉,頁 92。

449 李張瑞,〈娶嫁送嫁〉,頁 94。

450 李張瑞,〈娶嫁送嫁〉,頁 94。

451 易卜生著,劉森堯譯,《玩偶之家》(台北:書林,2002 年),頁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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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爭取、去革命,而不過是丈夫「終於幸運被聘為郡役所的教育係雇」452。光是這點,

便與易卜生《人偶之家》的女主角諾拉呈現強烈的自立精神而進行的家庭革命──「如 果我要了解自己和有關自己的事,我就得自立,就是因為如此,所以我不能再留在你身 邊。……我得自己思考然後去了解」453──大大的不同。更重要的是,易卜生《人偶之 家》尖銳批判的是整個「封建父權體制」,因而被視為首部的女性主義劇本;然而李張 瑞的〈娶嫁送嫁〉,是夫妻因丈夫找到了工作而得以脫離「凡事以雙親為中心的家庭制 度」,真正享有兩人生活,然而妻仍依附在丈夫之下,並在兩人生活之中成為接受「緊 緊凝視她肉體的丈夫的視線」的客體,沒有任何女性主義的成分。換言之,李張瑞不過 是片面地挪用了易卜生《人偶之家》的比喻而已。因此我們可以說,李張瑞的〈娶嫁送 嫁〉的重點從來都不在於制度的批判,而是受到傳統家庭制度壓抑的夫妻間的情慾。這 與台灣新文學著眼於制度結構批判的寫實主義小說,無疑相當不同。

此外必須注意的是小說的讀者預設。這篇以日本語寫成的作品,花了非常多的篇幅

「介紹說明」台灣的民俗──「所謂娶嫁,是陪伴新郎的人,由新郎朋友四人或六人擔 任;送嫁亦然,是送新娘的意思,由新娘的好友陪伴。數字一定是偶數,奇數被認為不 吉利,與日本的風俗相反」454、或是台灣的社會慣習──「她出身女學校,他只有中學 校畢業。現時有女兒的父母親,都一心想讓女兒嫁給醫生,女兒受影響自然也抱有這種 念頭,希望嫁給醫專出身的人。他們認為當先生娘(台灣的醫生稱為先生,其夫人即先 生娘)是女人最高的榮譽」455。如果李張瑞預設的讀者是本島人,根本毋須如此逾越必 要程度地說明;從引文畫上底線的部分來看,這樣的說明,顯然是以《台南新報》上的 日本人讀者為對象。類似的狀況,在 1937 年龍瑛宗(1911-1999)入選《改造》第九屆 懸賞小說而登上中央文壇的〈パパイヤのある街〉也明顯可見。和泉司曾針對龍瑛宗的 投稿策略指出:「文本中在台灣特有的用語上,會另外附括號加上用語解說,特別是在 文本前半部經常出現忽視文章脈絡或日語用法等冗長的事項說明。這些全都是作者對

《改造》讀者的『說明』文」456;不止是龍瑛宗,這也是留日的台灣日本語作家在創作

452 李張瑞,〈娶嫁送嫁〉,頁 94。粗體底線為引用者加。

453 易卜生著,《玩偶之家》,頁 104-105。

454 李張瑞,〈娶嫁送嫁〉,頁 92。粗體底線為引用者加。

455 李張瑞,〈娶嫁送嫁〉,頁 92。

456 和泉司著,楊智景譯,〈徵文當選作品〈植有木瓜樹的小鎮〉──《改造》徵文與殖民地《文 壇》〉,收入吳佩珍編,《中心到邊陲的重軌與分軌:日本帝國與台灣文學‧文化研究(下)》(台 北:台大出版中心,2012 年),頁 287。底線為引用者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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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或多或少的共同考量457。正如橫路啟子指出的,身為日本語世代的他們「開始摸索在 日本帝國的框架中如何表現『台灣』」458

在稍晚於〈娶嫁送嫁〉發表的評論〈詩人の貧血〉(1935 年 2 月 7 日),李張瑞曾 說:「從台灣文學(如果這樣的說法也可以成立的話)到目前為止的動向來看,幾乎只是 模仿這個國家的普羅文學形式,將台灣的農民、民眾、以及殖民地因貧困而產生的種種 不平,以痛切的文字(他們好用痛切悲淒的文字)大發牢騷地書寫羅列出來而已。……

因為某種英雄主義而選擇普羅文學,這種輕率的文學態度是絕對該排斥的」459。從這段 話來閱讀〈娶嫁送嫁〉,也就不難理解何以李張瑞並無表現任何代言的企圖、亦無對於 制度激烈的批判,而是極平緩地透過夫妻兩人生活的簡單自在、情慾騷動,反面地映襯 出以雙親為中心的傳統家庭生活的壓抑感。然而作為一篇小說,無論以寫實主義「反映 現實」的要求、或是從現代主義的觀點,它都是甚為尷尬的。就前者而言,儘管它以寫 實的筆法、書寫台灣語境下的嫁娶儀式及婚約‧家庭制度,但它並未真正觸及、探究台

因為某種英雄主義而選擇普羅文學,這種輕率的文學態度是絕對該排斥的」459。從這段 話來閱讀〈娶嫁送嫁〉,也就不難理解何以李張瑞並無表現任何代言的企圖、亦無對於 制度激烈的批判,而是極平緩地透過夫妻兩人生活的簡單自在、情慾騷動,反面地映襯 出以雙親為中心的傳統家庭生活的壓抑感。然而作為一篇小說,無論以寫實主義「反映 現實」的要求、或是從現代主義的觀點,它都是甚為尷尬的。就前者而言,儘管它以寫 實的筆法、書寫台灣語境下的嫁娶儀式及婚約‧家庭制度,但它並未真正觸及、探究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