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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也陸續跟上腳步，以日本語小說在中央文壇嶄露頭角36。
第五，與第四點相關，1933 年 7 月，以東京的台灣留學生為主體、脫退具有強烈左 翼色彩的組織前身「台灣藝術研究會」在東京成立，出刊機關誌《福爾摩沙（フォルモ サ）》，標示著以文藝發展為職志的本島人日本語世代作家的正式崛起。儘管他們與此前 的台灣藝文界沒有直接關聯，卻在登場後迅速以東京留學生的文化資本、以及前身「東 京台灣文化 circle」在台灣民族社會運動與普羅文學運動的雙重光環，在島內的藝文界 取得發言權37。
以上，是楊熾昌、李張瑞自東京返台展開文學活動的 1932 年前後，影響台灣文學 界發展的幾個重要動態或現象。在這樣急遽變動的文學場域中，與既有的新文學發展沒 有淵源的風車詩人，如何選擇介入的角度與方式？如何透過《南報》「學藝」欄，在文學 場域站穩、甚至創造自己的美學位置？本節將聚焦於語言、美學位置、媒體三個方面，
進行討論。
（一）語言的選用：共同體想像的疊合與錯位
1932 年 1 月 18 日，甫回到台灣的楊熾昌即以筆名「水蔭萍人」在《台南新報》發 表日文組詩〈短詩〉，在故鄉台南展開他的文學生涯。以這組詩為始，至1933 年 12 月 接續紺谷淑藻郎代編《南報》「學藝」欄前的將近兩年間38，楊熾昌持續以投稿者的身分 在《南報》的文藝版面發表詩作，包括組詩〈美貌なる夜〉（1932 年 2 月 20 日）39、〈不 幸〉、〈手術室〉（1932 年 3 月 22 日）、〈青白の鐘樓〉（1933 年 1 月 16 日）、〈月光〉（1933 年1 月 17 日）、〈幻影〉（1933 年 2 月 7 日）、組詩〈フォルモサ島影〉（1933 年 2 月 8 日）40、組詩〈フォルモサ島影 續〉（1933 年 3 月 1 日）41、〈日曜的な散步者〉（1933 年3 月 12 日）。這些詩作，都是以日本語書寫。
36 張文環〈父の顔〉（1934）獲《中央公論》選外佳作；楊逵〈新聞配達夫〉（1934）、呂赫若〈牛 車〉（1935）前後刊載於《文學評論》；翁鬧〈戆爺〉（1935）入選《文藝》懸賞創作；龍瑛宗〈パ パイヤのある街〉（1937）入選《改造》第九屆懸賞小說的「推薦佳作」。
37 張文薰，〈1930 年代台灣文藝界發言權的爭奪──《福爾摩沙》再定位〉，《台灣文學研究雧刊》
創刊號（2006 年 2 月），頁 105-125。
38 此階段原件缺漏：1932 年 7 月～12 月；1933 年 5 月～8 月。
39 收錄：〈夜の散歩〉、〈山羊の居る家〉、〈忘卻〉、〈春が又来る〉、〈単純な言葉〉、〈徬徨へる魂〉、
〈スヰツチヨ〉。
40 收錄：〈停車場〉、〈街路樹〉、〈カフェー美学〉、〈橋梁の上〉、〈島の少女達〉。
41 收錄：〈夜曲〉、〈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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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熾昌返台開始發表日本語詩作的時點，如方才所提及的，台灣話文／鄉土文學論 戰在島內正如火如荼地展開。依據橫路啟子《文學的流離與回歸──三○年代鄉土文學 論戰》（2009）的分期，正好對應著論戰發展的中期（1932 年 1 月～1932 年 9 月）與後 期（1932 年 9 月～1934 年 4 月）。若從頭言，這場論戰始於黃石輝提出的命題──創作 一種「為了『台灣人』而用『台灣話』來描寫『台灣』的文學」（橫路歸納）42衍生的「言 文不一致」問題的理論辯論，而到了中後期，則圍繞著「台灣話文字化」實踐過程中逐 漸浮現的問題展開43；同時值得注意的是，論戰中後期在日本語世代加入之後，也產生 了微妙的轉變。橫路指出：「在論戰期間，特別是後期開始，鄉土文學的論戰場域轉成以 日語表現。議論語言的改變，意味著一個字眼所隸屬的思想或意思之系統已改變，因此
『鄉土文學』這個字眼也開始帶有不同的意涵」44。具體而言，橫路進一步指出：「在鄉 土文學論戰中，重視台灣文化與台語文字化，主要是為了教育大眾，或是為了下一代保 存台語，可是《台灣新文學》中尋找台灣文化或是台語表現的探討，轉化為在中央──
日本文壇盡可能展現台灣特殊性為主要目的」45。
這樣的脈絡，有助於我們重新回顧風車詩社關於書寫語言的選用與態度。1932 年 1 月 18 日在《南報》發表日文組詩〈短詩〉以來皆以日本語創作的楊熾昌，其實是有漢 文書寫能力的。幼時，他曾接受作為漢文人的父親楊宜綠親授《詩經》一年、又師從陳 筱竹學習漢學半年。1918 年 11 月 29 日，年僅十一歲的他便已在《台灣日日新報》的
「汲古書屋後人選」發表漢詩〈秋燈〉以及〈秋衾〉46。值得注意的是，父親楊宜綠雖 為漢文人，卻積極接收新知、參與左傾的新文化協會的文化社會運動，並積極培養楊熾 昌成為接受日本語教育的殖民地近代知識菁英。1915 年，楊宜綠與摯友謝國文同道赴日 深造，便帶著年僅八歲的楊熾昌同行；1920 年，又命時就讀公學校的楊熾昌轉考以招收 日人學生為主的小學校。此後，楊熾昌循著台籍菁英的升學之路，五年制的台南第二中 學校（今台南一中）畢業後赴日留學。1931 年末，當他為了照顧病情日篤的父親歸台，
面對如火如荼展開的台灣話文／鄉土文學論戰，具備漢文書寫能力的他並沒有為文涉入，
而是逕自以日本語的書寫實踐作為一種回應。關於語言的選用問題，楊熾昌並不曾多加 著墨，只有在1980 年發表的文學回憶〈回溯〉提及：「由於當時環境的限制，非日文不
42 橫路啟子，《文學的流離與回歸──三○年代鄉土文學論戰》，頁 40。另，論戰前期係指 1930 年8 月～1931 年 12 月以《台灣新民報》、《台灣新聞》、《昭和新報》等報社為中心展開的論戰。
43 橫路啟子，《文學的流離與回歸》，頁 52。
44 橫路啟子，《文學的流離與回歸》，頁 274-275。
45 橫路啟子，《文學的流離與回歸》，頁 266。
46 楊熾昌，〈秋燈〉、〈秋衾〉，《台灣日日新報》（1918 年 11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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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以為功（當然舊文學不在討論之列），也許有人大不以為然，其實文字只是一種表達 思想的工具而已」47。這段生產於1980 年解嚴前的時空脈絡下的引文，當然較多是一種 對於官方的民族主義要求（抗日、用漢文書寫）的回應與辯解，但他在「非日文不足以 為功」之後即刻附加說明「當然舊文學不在討論之列」，這樣的對比頗有將日文作為現 代性之表徵的意味。對楊熾昌而言，即便具有（古典的）漢文書寫能力，但也許唯有歷 經言文一致運動的近代日本語，才是真正具有現代性的、文學上的母語。
同樣以日本語書寫的李張瑞，則在〈詩人の貧血──この島の文学〉（1935）、〈反省 と志向〉（1935），明確表達了他對書寫語言的態度：
如果說我們在文學這條路上，最初碰到的難關是什麼，那該是：
作為一個沒有文字、沒有文學傳統的民族的悲哀。
這是所有人的痛處吧。對於之前的台灣文學自殺論，我有同感之處頗多。沒有祖 傳文字的我們，不得不用和文或漢文（白話文）書寫。當然，礙於它們都不是土 著的語言，無法直接描寫我們的生活，從表現方面來說，例如沒有學問的農民的 對話、台灣女人獨特的說話基調等，這些都無法描寫。
我因為不會漢文，所以用日文寫作，而且沒有半點成為民族代言者的野心，只想 在文學詩的領域裡突進而已。48
我覺得沒有方言文字是我們的悲劇。我不太瞭解大家議論紛紛的台灣文學是什 麼樣子，當我們用和文書寫時，就算內容描述台灣獨特的生活、風俗，到底可不 可以說那是台灣文學？是不是只能歸類於具有豐富的台灣色彩的日本文學呢？
這個島上從事文學工作的朋友，往往會受到空泛的「台灣文學」這幾個字的束縛，
而忘了自己是用和文書寫這回事。（因為用和文書寫，所以要從用和文書寫的日 本文學著手才行。）
如果是台灣色彩豐富的日本文學則另當別論，可是有沒有脫離日本文學的另一
47 楊熾昌，〈回溯〉，頁 224。
48 李張瑞，〈詩人的貧血──這個島的文學〉，初出：《台灣新聞》（1935 年 2 月 20 日），中譯鳳 氣至純平、許倍榕，收入陳允元、黃亞歷編，《日曜日式散步者──風車詩社及其時代 I 暝想的 火災》，頁101。關於這一段，大東和重的解釋是：「難以在文字中表達土著語言的被支配者的『民 族』，使用支配者的語言描寫台灣。這個問題，或許是使敏感於形式的現代主義詩人楊氏與李氏 朝向純粹的poésie 的主因之一吧」。見大東和重著，陳允元譯，〈在古都轉動藝術的風車：在日本 統治下的台南楊熾昌與李張瑞的文學活動〉，收入前揭《日曜日式散步者》，頁159-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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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種「台灣文學」的存在呢？49。
以上兩段引文，李張瑞皆言及了台灣「沒有方言文字」的言文不一致問題，非常明顯是 在圍繞著如何創建一套能將台語文字化的「台灣話文」爭議而展開的台灣話文／鄉土文 學論戰脈絡下的回應。饒富興味的是，無論是「台灣話文」的支持派抑或反對派，大抵 皆傾向於在保存漢語的前提下以漢字作為表記50，亦即在既有的漢文（白話文）基礎上 針對台灣話作為書寫語言的表記，提出各自的主張；然而在李張瑞的認識裡，和文、漢 文（白話文）都是「非土著」的外來語言，因此無論使用何者，都是基於「沒有方言文 字」的民族悲劇而「不得不」採取的權宜作法，皆無法真正表現「我們的生活」──亦 即表現所謂「台灣鄉土」。從這樣來看，李張瑞無疑是贊成唯有「方言文字＝台語文字 化」才能書寫「我們的生活＝鄉土」的，但該如何落實？在這篇寫於論戰已經結束、理 念卻還懸在空中的1935 年的〈詩人的貧血──這個島的文學〉，他似乎站在後見之明悲 觀地認為，台灣終究只能以「非土著」的和文或漢文（白話文）表述自身。這麼一來，
作為論戰之起點的黃石輝（1900-1945）在〈怎樣不提倡鄉土文學〉（1930）主張的「台 灣的文學怎樣寫呢？便是用台灣話做文、用台灣話做詩，用台灣話做小說、用台灣話做 歌曲、描寫台灣的事物，卻不是什麼奇怪的一件事」51，於是只能成為一則陳義過高的 理想，從而，以「台灣話文」為媒介溝通「（台灣的）廣大的勞苦群眾」52也就成為不可 能。換言之，黃石輝等台灣話文派之支持者所欲建立起的幾個概念的勾連疊合──台灣 人（書寫主體與對象讀者）、台灣話文（媒介表記）、以及台灣（作為描寫客體的鄉土），
作為論戰之起點的黃石輝（1900-1945）在〈怎樣不提倡鄉土文學〉（1930）主張的「台 灣的文學怎樣寫呢？便是用台灣話做文、用台灣話做詩，用台灣話做小說、用台灣話做 歌曲、描寫台灣的事物，卻不是什麼奇怪的一件事」51，於是只能成為一則陳義過高的 理想，從而，以「台灣話文」為媒介溝通「（台灣的）廣大的勞苦群眾」52也就成為不可 能。換言之，黃石輝等台灣話文派之支持者所欲建立起的幾個概念的勾連疊合──台灣 人（書寫主體與對象讀者）、台灣話文（媒介表記）、以及台灣（作為描寫客體的鄉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