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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一大片」時期的結構與個人層次分析
第一節 「一大片」外交政策的背景與特徵
由於 1960 年代的中共認為大戰在即，必須做好早打、大打、打核戰的準備，
長期的備戰使得國內經濟無法順利發展。以當時中共的國際現實考量，堅持同時 反美反蘇是不智的，眼前與蘇聯關係急遽惡劣，為了要避免兩面作戰，在「聯合 次要敵人打擊主要敵人」的原則下，與美國來往也就可以考量。在現實的國際政 治利害關係面前，中共意識形態直接干預外交的做法不能不有所改變。1「一條 線、一大片」是中共外交政策的一個轉捩點，打破了以意識形態區分國家關係的 框框，而以國家利益為優先考量。1960 年代末以後，中蘇關係惡化而中美關係 逐漸緩和，中共有了與聯合美國抗禦蘇聯的契機，於是中共與美國在抵制蘇聯的 共同利益下，有了合作與對話的空間。
19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新的國際格局初露端倪，美蘇軍事力量對比發生變 化，，以往是美國占有明顯優勢，而到 1960 年代末期雙方已形成均勢。隨著日 本與歐洲的復興，美國在西方聯盟的領導地位減弱，且當時美國深陷於越南戰爭 的泥潭，在與蘇聯的爭奪中處於被動地位，面對這樣的迅速變化的世界形勢，美 國感到有調整對外政策的必要。1969 年尼克森出任美國總統，在其外交設想當 中，如何打開同中共交往的大門是關鍵一環。2而中共基於國家安全考量，為了 避免「兩面作戰」，也期望與美國達成戰略聯盟，中共認為美國的威脅屬於意識 形態的抗衡，而蘇聯的威脅則是主權相抗，相較之下蘇聯的威脅遠大於美國的威 脅。3因此中共改為採取「一條線、一大片」的外交政策，聯合美國對抗蘇聯以 確保國家安全，也就成為理所當然的選擇。
1 謝益顯主編，中國當代外交史（1949-2009），頁 179 。
2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下冊（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 年），頁 882。
3 許志嘉，「中共外交發展」，李英明主編，中國大陸研究（台北：巨流，2007 年），頁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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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 年代初，中共確立了以聯美抗蘇為基本特徵的「一大片」外交政策，
取代 60 年代「兩條線」反美反蘇的外交政策。從 1960 年代末開始，隨著中蘇關 係的進一步惡化，蘇聯成為中共國家安全的最大威脅，且過去的極「左」思潮使 中共在國際社會上相當孤立，中共也急需改變這樣的局面。4因此中共有了與美 國達成戰略合作的基礎，然而也不能說中共親近美國，因為中共認為與美國之間 仍然存在意識形態上的差距，與美國的戰略同盟僅是臨時的外交政策，共產主義 與資本主義最終還是敵我矛盾的關係。
此時期中共的外交政策是聯合第三世界國家，拉攏第二世界的國家，共同反 對美國和蘇聯的第一世界國家。而在美國和蘇聯這兩個敵人之間，首先要反對最 富侵略性的敵人——蘇聯，因此要利用美蘇矛盾，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擊蘇聯霸 權；至於次要敵人——美國，則是要既團結又鬥爭。5中共領導人毛澤東判斷蘇 聯為可能的戰爭策源地，並認為第一世界的美蘇兩國可以分化，因此應團結可以 團結的力量打擊最危險的戰爭策源地，建立一條著重打擊蘇聯的「廣泛統一戰 線」。中共「一大片」的外交政策有效遏制蘇聯威脅，使中美兩國從敵對走向和 解，不僅改變腹背受敵的不利局面，也有了與西方國家建立邦交的機會。
中共「一條線、一大片」的外交政策，是毛澤東於 1973 年會晤尼克森後，
因應國際新形勢所提出，這個戰略構想超越了意識形態的限制，把國家安全作為 對外政策的根本依據。「一條線」指劃出一條連接從美國到日本、中國、巴基斯 坦、伊朗、土耳其和歐洲的一條戰略線，團結這條線外「一大片」的國家共同抗 衡蘇聯。雖然「聯美抗蘇」並不是中美結盟，只是從戰略上聯合美國，雙方並不 受任何盟約的限制，然而如此鬆散的戰略同盟，已使中共從中獲益匪淺。
4 鄭啟榮，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外交（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8 年），頁 4。
5 牛軍，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關係史概論（1949~2000）（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 年），頁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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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政策制定的結構因素：國家結構與國際環境
這個時期中共建國已有二十餘年，意識形態與革命性質逐漸弱化，漸漸地更 為重視國家實質利益，認識到國家發展才是首要考量，且中共飽受長期外交孤立 的困境之苦，認為不能再做出充滿意識形態，但不符合國家安全的外交決策。
一、國家結構因素
中共國內政治的變化以及意識形態也對外交決策產生重要影響，比如：中共 建國初期外交的「三大方針」深受革命性質影響，在當時的歷史發展潮流中，由 於中共政治性質的原因，在國際上不可能有別的選擇；再如 1960 年代中後期，
中共外交受到國內極左思潮的影響，在外交政策中出現了要搞「世界革命」、「兩 個拳頭打人」、「反帝防修」等極左表現，都帶給中共外交一定損失。6這個時期 中共建國已有二十餘年，國家發展階段開始步入成熟階段，意識形態與革命性質 逐漸弱化，漸漸地更為重視國家實質利益，認識到國家發展才是首要考量，不再 完全以意識形態定親疏。況且中共在上一個「兩條線」外交政策時期中，飽受國 際孤立之苦，國內經濟也因為長期備戰而發展困難。經過這個困難的時期，雖然 中共濃厚的意識形態雖然仍然高昂，但依稀可見有逐漸降溫的趨勢，中共國內意 識形態最高昂的時間已經過去。
中共在過去「文化大革命」發動的一年多時間裡，對外關係出現嚴重倒退，
對外政治、經濟、文化交流和合作基本中斷。中共與其他國家之間元首和首腦級 的互訪急遽減少，實際退出了所有的國際組織，也不出席國際會議；外貿進出口 幅度下降；派出的留學人員全部被召回國，也停止接受外國留學生。71966 年中 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使國內呈現難以收拾的局面，不僅生產停滯下降，且 造成各級政府機構癱瘓，蘇聯則在邊界陳兵百萬，駐兵蒙古，戰爭有一觸即發之
6 張歷歷，外交決策（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7 年），頁 124。
7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下冊，頁 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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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8中共的九大政治報告中用於譴責蘇聯的篇幅，幾倍於抨擊美國的篇幅，政 治報告中將蘇修置於「美帝」之前便可明確說明，中共已把蘇聯視為高於美國的 主要敵人，認為中蘇矛盾大於中美矛盾。9為了做好防範蘇聯的準備，在國內改 變原來的經濟建設計劃，影響國家正常的發展。
中共原來推行的「兩條線」外交政策，在「反帝防修」口號下把美蘇視為敵 人，在國際社會中鮮明地提出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政策原則。但這導致中共同 時受到美國與蘇聯的壓力，不僅在國際上遭到孤立，國內也缺乏經濟發展所必需 的和平環境。1968 年的中蘇珍寶島衝突，使中共認識到蘇聯比美國更加危險，
是以 1969 年毛澤東提到「要取得國際支持、防止中蘇戰爭、擺脫孤立的唯一方 法就是同美國改善關係，透過美國的力量抑制蘇聯的威脅」，因為當時只有美國 能與蘇聯抗衡。10
當時中共為了國家發展的需要，必須與美國和緩關係以取得足夠的國際戰略 空間，才能放心挹注資源到經濟建設上，但當時國內長期的反美意識深入人心，
因此改變原有的政策與美國合作，必須對內解釋說明與美國妥協來往的原因，中 共第十大政治報告中就有如下說明：
在這裡，我們應當指出，需要把蘇修、美帝的勾結、妥協，同革命的國家 對帝國主義國家的必要的妥協區別開來。列寧說得好，「有各種各樣的妥協。
應當善於分析每個妥協或每個變相的妥協的環境和具體條件」。11
該政治報告說明雖然中共與美國合作來往，但不代表改變了原本一貫的立 場，僅是暫時的妥協，原有的國家性質與政治立場保持不變。中共仍堅持無產階 級國際主義，目標是聯合其他被壓迫的民族，在國家保有主權獨立性的前提之
8 楊公素、張植榮，當代中國外交理論與實踐（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年），頁 219。
9 尹慶耀，中共對外關係史料，上冊（台北：作者自行出版，2000 年），頁 196。
10 楊公素、張植榮，當代中國外交理論與實踐，頁 220。
11「周恩來在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1973 年 8 月 24 日，中國共產黨歷屆全 國代表大會數據庫，檢索日期：2013 年 06 月 25 日，來源網址：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8/64562/65450/442943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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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建立國際統一戰線，反對帝國主義與蘇聯霸權主義。
1974 年 4 月 6 日，鄧小平應毛澤東的提議，擔任出使紐約參加聯合國大會 的中共代表團團長。124 月 10 日，鄧小平在聯合國第六屆特別會議上發言，鄧小 平在發言中宣布：
中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也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中國屬於第三世界國 家，中國將永遠同第三世界國家站在一起，同第三世界國家團結一道，為建立 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共同奮鬥。13
這一宣示奠定了在新形勢下中共對外關係發展的立足點，中共的對外政策就 是同第三世界國家站在一條線上，反對兩個超級大國的戰爭政策和剝削政策。14 鄧小平的講演引起了世界各國的高度關注，特別是毛澤東「三個世界」理論和中 共永不稱霸的承諾，引起了第三世界國家的強烈反響和熱烈歡迎。這個時期中共 的外交政策，仍然延續上個時期拉攏第三世界國家的策略，認為中共屬於第三世 界國家。除此之外，中共希望改變過去反美反蘇的政策，以獲取更多的國際戰略
這一宣示奠定了在新形勢下中共對外關係發展的立足點，中共的對外政策就 是同第三世界國家站在一條線上，反對兩個超級大國的戰爭政策和剝削政策。14 鄧小平的講演引起了世界各國的高度關注，特別是毛澤東「三個世界」理論和中 共永不稱霸的承諾，引起了第三世界國家的強烈反響和熱烈歡迎。這個時期中共 的外交政策，仍然延續上個時期拉攏第三世界國家的策略，認為中共屬於第三世 界國家。除此之外，中共希望改變過去反美反蘇的政策，以獲取更多的國際戰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