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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兩條線」時期的結構與個人層次分析
第一節 「兩條線」外交政策的背景與特徵
中共雖然於建國初期一面倒向蘇聯，但由於蘇聯的「老大哥心態」，以及中 蘇共黨間對國際共運的想法相左，使得中共雖然「一邊倒」向蘇聯，但彼此之間 仍存在芥蒂。最早 1956 年蘇共二十屆代表大會批判史達林，並提出「三和路線」
1的國策要與西方和平共處，就引起了毛澤東的反感，認為赫魯雪夫等人不應過 於貶低史達林的歷史定位，也不該與西方國家和平來往，因為社會主義陣營與資 本主義陣營乃是敵我矛盾。之後 1958 年長波電台與聯合艦隊的籌組問題，蘇聯 要求與中共共同管理，由於涉及到中共的核心利益，堅持獨立國家主權的毛澤東 非常不滿，雖然之後蘇聯不再堅持，但中共與蘇聯的關係已明顯惡化，埋下了日 後中蘇論戰的伏筆。
此一時期中蘇關係的演變錯綜複雜，但在兩國從盟國發展到潛在敵人的過程 中，主要有三條交互作用的原因：（一）中蘇對國家利益的判斷分歧；（二）國際 共產主義運動的爭論；（三）中共不能接受蘇聯侵犯中國主權。1949 年中共與蘇 聯結盟以鞏固新生的中共政權，而蘇聯也需要在自己的週邊建立一個隔離西方威 脅的安全區域，因此中蘇合作符合雙邊的共同利益，但 1950 年代中期美蘇關係 和緩之後，蘇聯與中共的戰略利益有了差距。由於各自戰略利益與國家發展策略 不同，雙方對國際共運的方向也有不同的看法，雙方按照自己的需求對馬克思列 寧主義加以解釋。2蘇聯期望在推行國際共運時，仍與美國等西方國家和平共處，
但中共認為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乃是敵我矛盾，雙方不可能有和平相處的空間。
至於在蘇聯侵犯中國主權部分，蘇聯要求合建長波電台之後擁有一半的管理權，
1 赫魯雪夫所提出的「三和」分別為：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和平過渡。
2 曲星，中國外交五十年，頁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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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要與中共組聯合艦隊，但這讓中共認為國家利益受到侵犯，對蘇聯這樣的要求 感到不滿。
雖然早在 1950 年代中期，中蘇已在意識形態和發展策略上產生分歧，但 1957 年毛澤東仍強調社會主義陣營應以蘇聯為首，以蘇聯為世界革命領導中心。1960 年代以後，由於中蘇在國家利益的爭執與意識形態的差距，逐漸出現矛盾甚至衝 突，雖然中蘇均曾試圖挽回關係，但雙方在諸多事務上難以取得共識，也不願配 合屈就對方，終使中蘇關係到了難以挽回的地步。
在中蘇關係惡化的過程中，「戰略利益的分歧」、「國際共運的爭論」和「維 護國家主權」的矛盾這三方面的分歧同時發生。而當中蘇之間的矛盾被上升為理 論大論戰，雙方展開意識形態的鬥爭時，中蘇關係也就很難緩和了。3這三方面 的分歧使中共於1960年代末期走向了戰爭的邊緣，為了對付蘇聯的戰爭威脅，中 共在國內改變了原來的經濟建設計畫，準備戰爭以致延誤了國家經濟的發展。4這 個時期「兩條線」的外交政策，對中共國內的經濟發展造成難以彌補的傷害，不 僅蘇聯撤走所有專家、停止經濟與技術援助，在外交上也僅能拉攏第三世界國 家，更有與美蘇兩強同時開戰的可能，國際環境險惡，處於孤立無援的尷尬境地。
這個時期的中共國內意識形態仍然高漲，且在毛澤東的個人專權下，與蘇聯 的關係從「在房子裡吵架」走向公開論戰，此時中共不僅在國際上與美國等資本 主義國家敵對，更與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敵對。中共1960年代至70年代既反美又 反蘇的外交政策，使得對外關係上受到嚴重的孤立，處於一個很危險的位置，這 個時期的中共，認為世界大戰迫在眉睫，必須隨時做好打仗的準備。
從以上訊息我們可以發現，由於中蘇之間意識形態與戰略利益的相左，雙方 之間的關係漸行漸遠，甚至有爆發大規模戰爭的可能。此時期中共認為世界戰爭
3 牛軍，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關係史概論（1949~2000）（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 年），頁 130~131。
4 曲星，中國外交五十年，頁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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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在眉睫，必須隨時做好戰爭準備，此決策抑止國內經濟發展，影響相當深遠。
這段時期既反美又反蘇的「兩條線」政策，使中共自己面臨美蘇的巨大威脅和壓 力，僅能依靠美蘇陣營以外的亞非拉國家，外交上不僅飽受孤立之苦，也認為新 的世界大戰不可避免，從而導致了中共必須保持戰備為中心，必須做好早打、大 打、打核戰爭的準備，影響國家正常的經濟發展。
第二節 政策制定的結構因素：國家結構與國際環境
由於中共的國內結構與蘇聯不同，中共政權初立不久，整體的意識形態與革 命性質比蘇聯濃厚，因此雙方對國家利益與價值觀的判斷基礎不同，以致雙方對 國際戰略的看法產生分歧，兩個有著不同歷史文化背景、不同的發展階段、不同 歷史經歷的社會主義大國，也就很自然的走向不一樣的戰略選擇和道路。
一、國家結構因素
導致中蘇關係惡化的其中一個重要因素，是雙方國家發展結構階段不同的原 因。中共此時建國還不到十年，黨內仍存在高度的革命性質，國內意識形態也仍 然高漲，而蘇聯建國已逾三十年，正處於過渡到成熟國家的階段，逐漸重視國家 發展的重要性。蘇聯比中共早建國 27 年，已逐步邁入成熟國家，認為國家的務 實發展應為首要考量，社會主義陣營可以試著與資本主義陣營和平來往；而中共 當時尚為剛建立的年輕國家，具有高度的革命性質，國內有無比熱情的革命意識 形態，認為社會主義陣營與資本主義陣營為敵我矛盾，蘇聯不該採取修正主義的 路線與之和平來往。蘇聯與中共此時處於不同的國家發展階段，雙方在許多地方 的認知存在分歧，比如：1957 年的莫斯科會議結束不久，中共推行「大躍進」
運動時，蘇聯便對中共如此激進的做法公開表示懷疑。5當時中共推行「大躍進」、
「反右運動」和「人民公社」運動，毛澤東提出要用十五年的時間「超英趕美」，
5 牛軍，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關係史概論（1949~2000），頁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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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聯認為這是一種左傾的政策表現，提出懷疑和指責，並認為中共要與蘇聯爭奪 國際共運的領導權。6這個時期的中共，在意識形態上仍然相當濃厚，「大躍進」
以及「文化大革命」均在此一時期，處於不同發展階段的中蘇兩國，國家發展階 段的差異導致國際戰略觀的差異，意識形態濃厚的國情使中共難以與蘇聯達成共 識，外交政策上也持續宣稱要與「美帝」鬥爭到底。
外交與內政是互為因果的，在 50 年代末期中蘇同盟開始動搖的同時，中共 國內政治出現了「寧左勿右」的重大變化。7中蘇共黨已在意識形態和革命策略 方面發生分歧，但當時中共並沒有要與蘇聯決裂的想法，毛澤東仍強調社會主義 陣營應以蘇聯為首，要以蘇聯為世界革命領導中心。8後來中蘇在意識形態上的 分歧逐漸擴大，展開意識形態的論戰，中蘇關係惡化使許多原本簽訂好的技術合 作協議臨時中止，蘇聯撤走了所有技術專家，最後中蘇邊界甚至陳兵百萬，有爆 發大規模戰爭的可能。
最早中蘇關係開始惡化的時候，雙方也在尋找改善雙邊關係的辦法。依照中 共自己的觀點，認為當時從理論上批評赫魯雪夫，目的並不是在惡化中蘇關係，
而是試圖通過對理論問題的爭論，促使蘇聯改變對外政策，爭論和批評是為了恢 復中蘇團結。9而蘇聯則百思不得其解，認為既然中國已經『一邊倒』了，又何 必在這種小事上斤斤計較（赫魯雪夫難以理解蘇聯霸權在東歐推行很順利，但到 了中國卻百般受阻）。10為了中蘇的友誼，蘇聯在長波電台與聯合艦隊問題與中 共產生誤會時，赫魯雪夫還為此專程搭機至北京。然而中蘇兩黨在國際共運方向 與意識形態上的爭論，迅速衝擊到中蘇國家關係，終致中蘇關係惡化甚至決裂，
這是當時中蘇雙方並不期望也始料未及的。
6 楊公素、張植榮，當代中國外交理論與實踐（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年），頁 207。
7 同上註，頁 185。
8 尹慶耀，中共外交研究（台北：作者自行出版，2001 年）頁 139。
9 牛軍，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關係史概論（1949~2000），頁 132。
10 曲星，中國外交五十年，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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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中共的國情處於意識形態濃厚的階段，美蘇對中共的敵視與爭論，往往 促使中共容易做出激烈偏差的反應，首先是美國遏止中共的政策與越南戰爭，使 中美兩國走到可能熱戰的邊緣，其次是蘇聯為了使中共外交服從他的戰略需要，
向中共施加越來越大的壓力，中共在這種外部重壓之下，對國際形勢的判斷出現 了明顯的偏差。11由於對外來入侵越來越擔心，中共對外部世界做出的反應也越 來越激烈。外部壓力同中共激烈的反應交互作用，中共面對的國際環境日趨嚴 峻。12中共不僅協助越南跟美國打越戰，間接與美國產生衝突，也因應蘇聯在中 蘇邊境屯兵，在國內做大規模戰爭的準備，戰爭有一觸即發之勢。
赫魯雪夫曾謀求兩個對立體系（主要以美、蘇為代表）的和平共存，中共則 主張世界大戰不可避免，強調不是戰爭引起革命，就是革命制止戰爭，況且「當 前世界主要的傾向是革命」。131963 年 9 月至 1964 年 7 月，中共連續發表了總稱 為「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論戰」九篇文章，批評蘇共對外對內的政策，
其基本結論是：「在具有幾十年建設社會主義歷史的蘇聯，也發生了赫魯雪夫修
其基本結論是：「在具有幾十年建設社會主義歷史的蘇聯，也發生了赫魯雪夫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