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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陸章 結論
本文解析「結構因素」與「個人決策」的適用性，希望透過有別於單一視角 的途徑去檢視當時中國國情與對外關係的面貌，以補足既有文獻上的缺失，並對 既有文獻忽略的部分提出更精緻的解釋，以便更適切地將結構與個人層次分析應 用在中國對外決策的觀察中。本文說明當時代的國際環境與結構限制，隨後分析 毛澤東在外交決策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對時代主題的定調與決策方針的影響，
重新解析「一邊倒」、「兩條線」到「一大片」演變過程中，「國內外結構」與「決 策者個人」的影響關係。
第一節 研究發現
一、中共外交政策的結構與個人因素
筆者赴陸訪談相關領域的專家學者時發現，雖然每位學者均認同研究中共外 交必須從多個層次去解讀分析，這些因素彼此之間相互影響，不能僅從個人或者 結構單一層次來解釋中共外交政策的制定，但所訪談到的資料根據學者學術背景 的不同而大相逕庭。比如以歷史研究方法為主的學者認為決策者個人的影響力較 高，因為毛澤東個人為當時外交方針的決策者，也有認為結構因素為影響外交決 策為主的專家學者，以及認為結構與個人兩者相輔相成關係的學者。本文在綜觀 多位學者的訪談與資料之後，認為吾人研究中共外交時，並不能僅從單一路徑進 行研究，因為中共外交政策的制定是各種因素共同形成的。
新古典現實主義（Neoclassical Realism）認為國家的對外政策，不能將外部 環境與國內要素分裂開來解釋，這是體系所存在的影響，且由於對外決策由領導 人精英作出，因此領導人對當時相對權力的認識具關鍵作用。本文認為研究中共 外交，必須同時納入這兩者的因素，不可有所偏廢。因此中共外交政策的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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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大程度上是因應當時國際結構與國內的政治與社會狀況，同時毛澤東對於國際 權力的判定以及格局觀，也是中共外交政策制定的影響因素。簡而言之，中共外 交政策的制定過程當中，除了毛澤東的個人的決策之外，也與國內外結構有很大 關聯，因為毛澤東所制定的外交政策，是因應國際環境並考量國內情況後所做出 的決策。也就是說雖然毛澤東在外交制定上有舉足輕重的影響，但毛澤東受限於 國內外環境結構的限制，不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做決策，必須因應國外環境並 考量中共國情。
中共外交政策的演變過程中，「國內外結構」與「決策者個人」這兩個因素 都影響中共外交政策的制定。中共「一邊倒」外交政策的制定，主要是「結構因 素」為主，因應國際兩強分立的格局，必須要在美蘇之中做出選擇，況且中共建 政之時國內意識形態空前高漲，中共領導人僅能順利勢導，選擇倒向蘇聯一邊。
而「兩條線」外交政策，「結構因素」與「個人因素」均為主要影響因素，當時 中共國內高昂的意識形態，無法與蘇聯在國際共運上達成共識，同時也是毛澤東 對蘇聯領導人不滿，不能接受蘇聯老大哥心態所形成的外交決策。最後「一條線、
一大片」的外交政策，「結構因素」與「個人因素」均為影響因素，但還是以「結 構因素」為主，雖然表面上來看為毛澤東個人的獨斷領導，但毛澤東是因應這樣 的環境所做出的決定，因為當時的國際環境不能與美蘇同時作戰，中共才有與美 國和緩關係的動因。
本文認為研究中共外交政策時，必須同時納入「結構因素」與「個人因素」
同時觀察，因為國內外結構在潛移默化的影響中共外交政策的制定，表層上來看 是由毛澤東個人的決策，但毛澤東制定這些外交決策時，是在國內外結構的框架 內，毛澤東個人魅力再高也無法擺脫這樣的結構限制。但我們也不可否認，毛澤 東個人對於中共外交的影響，透過形象化的比喻概括國際形勢，用簡單的口號一 針見血的指出未來中共外交的策略，毛澤東的戰略思想形塑了中共外交的諸多特 質，比如中共在外交上非常注重原則，國家主權與領土絕不可受侵犯，這些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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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極難撼動。倘若這些原則受到外在威脅，中共會敏感的做出激烈反應，但只 要重視的基礎原則得到保障，外交政策上便有靈活的討論空間。
二、國家發展階段的影響
本文在解析「結構因素」與「個人因素」對中共外交的影響時，也發現了中 共外交政策演變的一個潛在因子，即「國家發展階段不同，中共所做出的外交決 策也就有所不同，在一些價值的判定與取捨上，有著很大的差異」。就以國家發 展階段來說：中共採取「一邊倒」與「兩條線」外交政策時，國家發展處於初期 階段，中共革命性質濃厚、意識形態高昂，所做出的決策往往扣緊國家利益、國 家安全；而到了採取「一大片」外交政策時，中共的革命性質開始弱化，開始認 為國家發展應置於意識形態之上，是以能夠改變過去反美反蘇的策略，為了國家 的發展與美國達成戰略合作，獲得較為和平穩定的國際環境發展國內經濟。
中共採取「一邊倒」與「兩條線」外交政策時，致力於維護國家主權與領土 完整，將意識形態放在國家利益與國家發展上，然而到了「一大片」時期，基於
「求發展」的需要，不再完全以意識形態定親疏，可以為了國家發展去改變一貫 堅持的意識形態原則，與美國達成戰略合作抵制蘇聯，謀求穩定和平的國際環境 發展國內經濟。可以說這個時期的中共已經開始「蛻變」，從年輕的革命型國家，
過渡為重視實質利益與發展的國家。
若以國家發展階段與蘇聯做比照，將可以發現許多共同點。赫魯雪夫時期的 蘇聯已約建國三十餘年，蘇聯國情中的意識形態已逐漸出現弱化，並希望與美國 等西方國家保持和平的關係。蘇聯態度的轉變遭到當時毛澤東的強烈指責，認為 赫魯雪夫的「三和路線」（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和平過渡）是修正主義，違背 了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絕對對抗的基本原則。然而當中共建政趨近三十年時，也 與美國達成戰略合作，求取較為穩定的國際環境，也做出了與當年蘇聯一樣的「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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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主義」。筆者認為這是因為國家發展階段的原因，因為隨著國家發展階段的推 行，重視的層面也會開始逐漸改變。
本文認為以國家發展階段來看，一個剛建立的年輕國家，具有高度的革命性 質，往往對充滿理想與激情，然而隨著時間的推行、國家發展的需要，會逐漸弱 化原有高漲的意識形態，相較於過去的激情，會認識到理性思考、務實發展，才 是國家發展的根本。中共會與美國達成戰略合作，這是因為國家已經到了調整的 階段，務實考量並非是個人決策的結果，而是國家結構發展的必然。雖然毛澤東 對於中共外交政策的影響深遠，但毛澤東不能改變中共的國家發展階段，不可能 永遠「革命鬥爭」下去，國家發展與經濟成長會逐漸取代意識形態，成為中共外 交政策的第一要務，此並非毛澤東個人所能夠改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