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46
同場合所需要突出的角度不同，將會有不同的表述方式，它是結合決策者主觀的 認識和意圖所形成的。76因此雖然外交政策的制定，與國內外結構密切相關，但 也不能忽視決策者的主觀認知，以及對此所做出的因應反饋。
毛澤東往往將國家利益與意識形態置於經濟發展上（在國家主權上不容蘇聯 干涉；意識形態上不與蘇聯修正主義妥協），因此在「兩條線」外交政策時，即 使中共同時反抗美蘇相當不利，但在毛澤東的個人意旨下，中共還是忽視美蘇兩 強的國際體系，與蘇聯分道揚鑣同時反美反蘇，將意識形態置於國家利益之上。
而到了 1970 年代，決策者毛澤東認識到同時反美反蘇使得中共在國際上難 以立足，且有與蘇聯爆發大規模戰爭的可能下，毛澤東為了國家利益選擇在意識 形態上讓步，與美國達成戰略合作抵禦蘇聯，在一夜之間改變原有的外交政策與 國際體系。若沒有毛澤東個人的獨斷決定，中共與美國也不可能那麼快改變原有 的敵視狀態，而這正是毛澤東個人決策影響的具體事例。
第四節 中共外交政策制定的過程
中共外交政策制定的影響因素，本文認為同時包括「國際環境」、「國內國情」
與「決策者個人」。中共外交政策的制定，雖然表面上來觀察，主要是由中共領 導人毛澤東制定的決策，但毛澤東必須因應當時國內外的狀況，不能夠單單以自 己的個人想法來制定決策，因此我們研究中共外交時，除了考量毛澤東的個人決 策之外，也不能忽略當時國內外的結構因素。而在「結構層次」與「個人層次」
這兩者的影響當中，在不同外交政策時期，所佔有的影響比重也就不同，有些是 決策者毛澤東順應局勢，而有些是毛澤東個人決斷的結果，中共外交政策制定的 主因，不同時期便為不同的主要因素。以下將本文認為「結構層次」與「個人層 次」對中共外交政策演變的影響主因分述如下：
76 謝益顯主編，中國當代外交史（1949-2009），頁 4。
‧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48
共識，因此隨著時間的推行自然漸行漸遠。而從個人層次來看，當時中共之所與 會與蘇聯決裂，與毛澤東的決策影響密不可分，原來的中共是「一邊倒」向蘇聯 的，若沒有毛澤東的決策與指示，中共也不可能在這麼短時間就從「一邊倒」改 為反對蘇聯的戲劇性變化。毛澤東不僅在國際共運上與蘇聯觀點相左，之後在長 波電台與聯合艦隊的組建又與蘇聯產生矛盾，是以毛澤東將蘇聯定義為「修正主 義」，是國際共產運動的右傾機會主義者。因此中共制定「兩條線」政策的影響 因素，一方面是當時意識形態高昂的國情，在許多議題上與蘇聯難以達成共識，
另一方面是毛澤東的個人決策，認為蘇聯為「修正主義」，而與蘇聯展開意識形 態的大論戰，中共與蘇聯的關係也就漸行漸遠，甚至之後還發生軍事衝突。
中共制定「一大片」外交政策的影響因素，同時觀察結構因素與決策者個人 因素，則結構層次為主要的內在影響因素，個人層次為表面上的影響因素，雖然 兩者都是影響因素，但結構層次的影響因素更為主因。中共採取「一大片」外交 政策，從國際環境來看是因應長期飽受外交孤立的因應，中共當時在國際空間狹 窄，且有與蘇美兩國爆發大規模戰爭的可能，認為不能兩面作戰。而從當時的中 共國情來觀察，長期的「革命外交」使得國家保持在備戰的狀態之中，影響國家 正常的經濟發展，中共政權已成立二十餘年，已逐漸認識到國家實質利益與發展 的重要性，因此得以改變原來反美反蘇的政策，在兩霸當中爭取一霸。而以決策 者個人因素來看，毛澤東果斷決定要與美國達成戰略合作抵制蘇聯，在當時的中 共政治領導人物當中，僅有毛澤東能有足夠的權力做出這樣的決策，如果沒有毛 澤東的個人影響，雖然中共與美國的關係隨著時間也會有所緩和，但不會能在這 麼短時間內達到與美國合作的目標，因此毛澤東的影響也不容忽視。中共「一大 片」外交政策的影響因素，主要為結構因素，其次為個人決策因素；結構因素為 內在的影響因素，潛移默化著影響中共外交政策的制定，而個人決策因素使得中 共與美國的關係能夠「一夜之間改變國際局勢」，但中共與美國來往即使沒有毛 澤東的獨斷決定，隨著時間中共也會試著與美國和緩關係。以下筆者簡單將中共
‧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