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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時代的外交決策重新認識,訪談並記錄大陸學者對於當時期中共外交戰略決策 的看法,因此本文的許多觀點,也來自於陸籍學者的口訪心得。47與此同時,需 要特別說明筆者所訪談之學者,對於中共外交政策的制定過程中,結構因素與個 人決策因素之間均有所側重。然而這些側重並不具有排他性,認為結構因素與個 人決策因素都是彼此影響且同時存在的,只是影響的力度有主次強弱之分。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研究範圍

由於本文無法就中共外交戰略演變中的所有面向詳加探討,為求更能確定對 此議題深入分析,故將本文欲研究的時間與內容等研究範圍加以明定如下:

(一) 時間範圍

本文將研究中共外交戰略演變的時間跨度,主要是毛澤東主政中共的外交政 策期間,時間範圍即 1949 年中共建國至 1976 年毛澤東過世。這段時期的中共外 交戰略主要由毛澤東主導,並分為三個外交戰略時期,分別是「一邊倒」、「兩條 線」與「一大片」這三個外交政策。本文擬研究「一邊倒」、「兩條線」與「一大 片」外交政策的演變過程中,結構因素與決策者個人因素兩者的影響。

根據中共外交部的權威著作《當代中國外交》一書,將 1949 年至 1980 年代 的中共外交分為三個時期:「(一)『新中國』成立到 50 年代中期,在此時期的中 國外交是鞏固獨立,為社會主義建設爭取一個有利的國際環境;(二)50 年代後 期到 60 年代末,面臨兩個超級大國同時與中國為敵,中國外交經受嚴峻考驗的 時期;(三)70 年代至 80 年代初,這個時期國際上是蘇攻美守,中國面臨蘇聯

47 筆者於 2013 年 1 月與 4 月赴陸訪學,前往北京大學、人民大學、外交學院、復旦大學與廣州 暨南大學等校拜訪學者,也在此誠摯感謝中華發展基金會與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的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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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南西的三面包圍,中美關係打破僵局的時期。」48本文所研究的時間跨度,也 以這三個中共的外交戰略時期為主。

(二) 內容範圍

本論文研究的空間範圍,為 1949 年中共政權成立時的中國大陸地區。至於 研究內容的部分,以國際政治範疇中的外交政策研究為主,重點置於外交政策演 變過程中的「結構層次」與「個人決策層次」。具體的操作方法,將從結構層次 與個人層次來綜合分析,結構層次為國際結構與國內結構的影響與限制;個人決 策層次則為毛對當時世界格局的判斷與扮演的角色與作為。

本文研究的主要基礎,是從中共本身的背景與外交決策出發,研究的標的主 要為當時中共與蘇聯、美國之間的關係。至於當時中共與世界其他國家的關係,

比如歐洲、日本與第三世界國家,雖然略有提及但並非本文所論述的主要重點。

二、研究限制

如前所述,中共外交的研究的有九種研究途徑,分別為歷史文化、意識形態、

國家利益、決策領袖個人、戰略三角、國際體系結構、派系政治、決策系統及多 元因素。本文主要扣緊國際體系結構與決策者個人,並涉及到一些歷史文化、意 識形態與國家利益部分,至於戰略三角、派系政治與決策系統等研究途徑,礙於 篇幅本文將無法列入,此為本文所未提及並處理的研究途徑。

本論文同時納入「結構」與「個人」兩個層次,結構層次包括國際環境、國 內國情,個人層次則包括決策者個人的特質與角色,期望能透過雙層次的研究方 法,填補學界中單一層次方法的缺陷,避免陷入「瞎子摸象、坐井觀天」的研究 盲點。然而本文也存在的許多缺陷,比如在文獻的堆砌上,雖然採用了許多「毛

48 韓念龍,當代中國外交,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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澤東外交文選」、「毛澤東選集」與「歷屆黨代表大會政治報告」等一手史料,但 因為礙於篇幅,有些珍貴的史料並未引用,或者引用史料解釋時可以再深入到其 他方面,而不是就單一史料僅說明一個現象,因為許多史料的背後可以有更多不 同面向的解釋。

其次,外交政策的制定過程當中,由於國內外結構與決策者個人這兩者之間 的關係,盤根錯節且相互影響,不能完全僅簡單歸納為國內外結構或毛澤東的個 人決策的影響。許多地方並不能僅簡單的歸結為「結構層次」的影響,或者僅為

「個人層次」的影響,因為這兩個影響因素不僅交互作用,也同時對中共外交政 策的制定有促發作用。比如中共採取「一邊倒」的外交政策,雖然更多的是國內 外結構的限制影響,但也符合毛澤東的個人政治取向,因此不能僅歸結為結構層 次的因素。與此同時,中共外交政策的決定也會給予國際反饋,進而影響國際局 勢。毛澤東對於國際格局的判斷隨著時間不斷改變,結構層次與個人層次兩者之 間也交互影響,不能單獨僅從某一方面觀察中共外交政策的制定。最後,本文受 筆者本身的學術薰陶背景限制,做出的結論可能也會有所偏好。

筆者認為未來要做中共外交的研究時,可以將中共的官方文件做更有系統的 梳理,結合官方文件的內容進行分析,進而了解中共對於國際形勢的評判。與此 同時,本文將毛澤東個人視為一個整體,並未納入毛澤東性格因應時間的轉變,

這是本文所未能處理的,未來研究者可以將決策者毛澤東的性格分期,如此在決 策者個人這個層次將可以有更深入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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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結構與個人層次的解析與影響

國際關係學者肯尼思・沃爾茲(Kenneth Neal Waltz)曾把有關戰爭原因的國 際關係理論,以三個層次來對國際關係現狀進行分析:一、個人層次:從人類本 性以及行為的角度進行分析;二、國家層次:由國家內部結構進行解釋;三、國 際體系層次:從特定的國際系統和環境中尋求解答。1而大陸旅美學者趙全勝,

又將這三種單層次研究方法做了以下表格整理:

表二:中共外交研究單層次分析方法

輸入 輸出

A 類型 國際制約(結構和體系) 外交政策 B 類型 國內決定因素(社會和體系) 外交政策 C 類型 決策者的影響(心理和意識形態因素) 外交政策

資料來源:趙全勝,解讀中國外交政策:微觀、宏觀相結合的研究方法,頁 40。

A 類型把國際環境看作是政策輸入的主要來源,B 類型把國內的決定因素看 作主要因素,而 C 類型則認為決策者是關鍵。人們或許可以根據上述理論模式 來各取所需,選擇對自己實用的分析方法最為有用的輸入因素:國際舞台上國家 之間的相互作用對於第一種方法;研究外交政策的國內原因對於第二種方法;而 決策者心理和意識形態的動力對於第三種方法最為有用。2而這些研究途徑套用 在中國外交研究上,採取任何一種研究層次時,也清楚知道國際關係是多層次 的,他們可能只是闡述其中一個方面,比如:

採用中共外交政策的國際侷限(A 類型方法)的學者,強調中共外交政策制 定下國際制約的重要性。尤其強調國際環境,特別是超級大國為標誌的兩極世界

1 詳情可參閱 Kenneth Neal Waltz, Man, the State, and War: A Theoretical Analysis (New York :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c2001).

2 趙全勝,解讀中國外交政策:微觀、宏觀相結合的研究方法(台北:月旦出版社,1999 年), 頁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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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限制了中共外交政策的選擇,這一派學者認為,中共政治的內部因素不是 中共外交政策的主要因素。按照這一分析方法,中共的外交政策問題和對外行動 都被看作是對國際環境變化的反應。3

而贊成採用(B 類型方法)的學者,側重於中共外交政策的國內決定因素,

更多地認為國內政治對外交政策的影響,有學者聲稱國內因素在形成中共外交政 策方面比國際因素有更大的影響力。這一派學術研究強調,國內因素對於每一個 國家的外交政策都很重要,其中中共的國內因素又特別重要。4美國的中國問題 專家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便認為,中共國內的每一次政治運動——如 1957 年「反右鬥爭」(Anti-Rightist Campaign)、1958 年的「大躍進」(Great Leap Forward)

以及 1966 至 1969 年的「文化大革命」(Cultural Revolution)等都表示中共以直 接或間接的方式,表達其對於對待世界其他部分的態度與方式。5

至於採用(C 類型方法)的學者,認為中共外交政策最終是在個人決策的層 次上決定的,並把它當作分析中共外交政策的主要層次。文化(政治)心理學、

理性選擇和團組理論是這一理論流派最欣賞的觀點,它為政治領袖及意識形態、

戰略、戰術、個人風格,或心理文化觀點對中共外交政策方向的決定性影響辯護。

而這一研究方法最引人注目的例子是「毛澤東統帥一切」模式。這一分析方法在 60 年代和 70 年代當毛澤東在政治舞台上仍是最高領導人時特別流行,它假設中 共國內政策和外交政策「反應了一位政黨主席的態度變化,此人牢牢地控制著他 的國家的事務」。6

綜而言之,這三種研究方法都能解釋中共外交政策的制定,但它們全部都存 有解釋不足的問題,若僅從單一研究方法來看整個中共外交政策的制定,研究上

3 同上註,頁 41~43。

4 同上註,頁 43~44。

5 Kenneth Lieberthal, “Domestic Politics and Foreign Policy,” in Harry Harding ed.,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in the 1980s (New Harven, Connecticut :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43. 轉引自黃一 正,「中共外交政策中國家利益與意識型態硏究途徑之分析與比較」,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碩士論 文(2000 年),頁 124。

6 趙全勝,解讀中國外交政策:微觀、宏觀相結合的研究方法,頁 4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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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有陷入「瞎子摸象」問題的可能,會有視角上的盲點與不足。因此本文認為研 究中國外交政策,不能單從「國際」、「國內」或者「個人」來進行研究,必須要

將有陷入「瞎子摸象」問題的可能,會有視角上的盲點與不足。因此本文認為研 究中國外交政策,不能單從「國際」、「國內」或者「個人」來進行研究,必須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