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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權和戰略地位沒有得到應有的尊重。因此中蘇的關係在史達林過世之後，雙 方對於史達林的歷史定位、意識型態的差以及對蘇聯老大哥心態的不滿，新仇加 上舊恨使得中蘇關係急轉直下，從「兄弟之邦」走向了最後的「兵戎相見」。
第二節 政策制定的結構因素：國家結構與國際環境
中共政權成立後的外交史，不能離開當時的國際背景去認識。15中共建政初 期，國內政治與國際環境尚不穩定。當時國內內戰結束不久、百廢待興，需要外 國的經濟援助；而國際上則是美蘇兩強的社會與資本主義之爭，在這樣的國際局 勢下中共勢必要作出選擇，選擇美國資本主義國家一邊，或者蘇聯社會主義國家 一邊。而最後中共決定選擇倒向蘇聯一邊，是國內外結構因素所起的作用。
一、國家結構因素
中共建政時的國家結構，在許多層面也影響著中共外交政策的制定。當時中 共國內政治的變化以及意識形態也對外交決策產生重要影響，建國初期中共在外 交上採取的「三大政策」16，就深受中共革命性質的影響，此也確立了中共建國 初登國際舞台時的國際陣營分野，況且在當時的歷史發展潮流中，在國際上不可 能有別的選擇。17當時中共在國內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和推翻三座大山18的政治 運動，這樣的立場很難軟化，而且明確倒向蘇聯一邊才能獲得蘇聯信賴，獲得經 濟援助以發展經濟。簡單來說，當時中共政權的國家結構上的因素，很大程度上 影響中共外交政策制定的偏好，比如「高度意識形態的國內氛圍」與「經濟窘迫 的國情」這兩點，均為中共在外交政策上選擇「一邊倒」倒向蘇聯的重要因素。
而就以中共國內政治環境的影響來看，政權初立的中共政權仍然具有高度的
15 謝益顯主編，中國當代外交史（1949-2009）（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9 年），頁 1。
16 分別是「一邊倒」、「另起爐灶」、「打掃乾淨屋子再請客」。
17 張歷歷，外交決策，頁 124。
18 「三座大山」分別是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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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性質，國內有著濃厚的意識形態氛圍。首先是在中共革命隊伍內部，經過多 年的思想動員與改造，已經在黨內基本上清除了恐美、崇美的思想。特別是在國 共內戰後期，黨內和軍內的愛國熱情空前高漲，以致中共中央經常需要採取有力 的措施，防止出現有可能引起國際衝突的行動，黨內和軍內的愛國熱情客觀上會 影響甚至推動中共中央選擇與美國對抗的政策。19中共政權成立時意識形態空前 高漲的國情，濃厚的政治氛圍鎖死了與美國交往的空間，中共難以違背高漲的意 識型態以及政治環境與美國交往，因此「倒」向蘇聯一邊為當時順應局勢的選擇。
而就以歷史與意識形態來看，中國共產黨與蘇聯的關係有著深遠的歷史淵 源。中國共產黨作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從成立之日起就一直站在蘇聯和蘇共 領導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行列裡，並得到蘇聯與共產國際的長期幫助，共同的 意識形態維繫了中共與蘇聯的關係。20中共與蘇聯共同的意識形態，讓中共一直 把自己領導的中國共產主義革命，視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不可分割的部分，而作 為共產主義的元老，蘇聯享有特殊地位，蘇聯的社會主義模式也得到國際共黨政 權的一致效法。21中共當時也認可並效法蘇聯社會主義模式，蘇聯的方向就是中 共未來要走的方向，因此就以當時中共的國情來看，倒向蘇聯一邊也是情勢使然。
至於中共建政初期經濟窘迫的國情，使得中共對於外援有著迫切的渴望，特 別是經過韓戰的痛苦教訓，中共深刻體會到中國的落後，尤其是重工業和國防工 業的落後。史達林也慷慨的答應援助中共實行第一個五年計畫，同意在未來的五 年期間提供 141 項重點工程的技術援助，毫無保留的提供工廠設備和技術指導，
也派了不少蘇聯顧問到中國協助技術轉移。22這一時期，蘇聯方面向派遣了大量 的專家，轉讓了蘇聯國內最先進的應用技術，有的甚至在世界上都名列前茅，當 時蘇聯每年派遣數百名專家來中國幫助工作，並接受近千名中國工人和工程技術
19 牛軍，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關係史概論（1949~2000），頁 53。
20 牛軍，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關係史概論（1949~2000）（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 年），頁 46。
21 張小明，「冷戰時期新中國的四次對外戰略抉擇」，頁 41~51。
22 陳永發，共產革命七十年，下卷（台北：聯經出版社，2001 年），頁 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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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學習。根據統計，在 1949 年至 1953 年間，蘇聯遣往中國工作的專家有 5000 多人，而在 1954 年至 1958 年間，人數達到 11000 名，23他們在管理體制和經濟 建設方面貢獻功不可沒。這一時期中共向蘇聯派遣 7000 餘名留學生和 5000 名實 習生，培養了大批技術和管理骨幹，推動了未來工業化能力的發展。24
與此同時，還供應成套的設備：第一批建設項目主要為煤炭、電力等能源工 業、鋼鐵、有色、化工等基礎工業和國防工業的項目共 50 項；第二批建設項目 主要為國防軍事工業及其有關的配套項目為重點共 91 項；第三批建設項目主要 是能源工業和原材料工業等項目共 15 項，這就是大家所熟知的「156 項」。之後 中共又與蘇聯簽定了幾項協議，使得蘇聯幫助中共建設的成套項目達到 306 項，
單獨車間和裝置 64 項。同時，中共與東歐各國先後簽定引進成套建設項目 116 項，單項設備 88 項，儘管這些成套設備後來因為中蘇關係惡化而有部分沒有兌 現，但已建成的項目使中共的基礎工業與國防工業生產能力大幅提高。1954 年 中共與蘇聯簽訂科學技術合作協定，稍後又與東歐分別簽定了科學技術合作協 定。到 1959 年，中共從蘇聯和東歐各國獲得了 4000 多項技術資料。25
簡單來說，當時中共政權初立，國家結構上的因素影響中共外交政策制定的 偏好，「高度意識形態的國內氛圍」與「經濟窘迫的國情」這兩點，使得中共在 外交政策上順其自然的選擇一面倒向蘇聯。中共政權成立時，整個國家結構仍有 高度的革命性質，這是歷史的延續，且當時國內意識形態極為濃厚，在這樣的國 內政治氛圍之下，順應國情選擇了「一邊倒」的外交決擇。雖然促成「一邊倒」
以意識形態因素居多，但不可否認也與當時國家利益密切相關，對於外來援助的 渴望也是重要因素，「一邊倒」讓中共得以從蘇聯獲取更多的經濟與技術援助，
23 沈志華，蘇聯專家在中國（北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2003 年），頁 410。轉引自楊公素、
張植榮，當代中國外交理論與實踐，頁 77。
24 楊公素、張植榮，當代中國外交理論與實踐，頁 77。
25 當代中國編輯部，當代中國的基本建設，上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 年），頁 52~56。轉引自許毅，「論中國共產黨『一邊倒』的外交政策」，當代中國史研究（北京），第一 期（1995 年），頁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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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經濟生產才獲得「蛻變」的機會，紮穩了初步的經濟與工業基礎建設。
二、國際環境因素
中共於 1949 年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時期的國際環境，正處於美蘇兩 強對峙的時期，也就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個陣營對抗的時期，當時的國際環 境當中，世界各國均要在美蘇兩個陣營之間做出選擇。近十年曾有學者提及當時 中共應在美蘇兩個陣營當中，利用矛盾，掌握主動，保持中間的立場以左右逢源，
但這樣的論述在許多學者看來是不可能的，當時的國際環境只能在美蘇當中做出 抉擇。26由此可見，當時的國際環境對中共有很大的影響，中共做出外交決策必 須考量國際環境背景。
中共採取「一邊倒」的外交政策是歷史的產物，並非臨時的決定，而是考慮 當時外交格局與國際背景後的結果，中共元老薄一波就曾在回憶錄中提及：
「一邊倒」的外交格局，是一個逐步形成的過程。它是歷史的產物，並不 是哪一個人心血來潮決定的。……我們黨要取得革命勝利，主要靠自力更生，
也離不開國際的援助，首先是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援助。「一邊倒」的外 交格局，就是在這種國際大背景下形成的。27
薄一波的回憶錄中表示，他認為當時中共外交政策的決定，不完全是某一個 人臨時的決定，而是在國際大背景下的選擇，當時國家發展需要經濟援助，而「一 邊倒」政策有助於中共從蘇聯取得經濟援助。
最早的時候，中共也曾希望與美國保持良好的友誼，但後來雙方因為在許多 地方上難以達成共識，因此不得不分道揚鑣。這樣的結果，中國大陸學者曲星曾
26 中共政權成立時的國際環境，中方必須在美蘇兩個陣營間做出選擇，不能左右逢源、兩面討 好。認為當時中共無法在美蘇間左右逢源的學者有裴堅章、王泰平、楊公素、張植榮、牛軍、謝 益顯、韓念龍、曲星、沈志華、張小明等人。
27 張歷歷，外交決策，頁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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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中國共產黨曾努力嘗試（與美國來往），但美國卻一次一次的表示了與 中國共產黨為敵的政策。因此，建國初期美國對中國的敵視並不是「一邊倒」戰 略的產物，而是美國敵視中國共產黨的產物。在這一點上，當時中國共產黨沒有 選擇餘地的」。28然而這樣的論述，在很大層面上是中共自己的認知，當時中共 早就清楚認識到美國長期支持國民黨政權，因此一開始便不對美國報以期望。簡 單來說，中共曾嘗試與美國來往，但很快的便打消了這個念頭，因為中共與美國
說到：「中國共產黨曾努力嘗試（與美國來往），但美國卻一次一次的表示了與 中國共產黨為敵的政策。因此，建國初期美國對中國的敵視並不是「一邊倒」戰 略的產物，而是美國敵視中國共產黨的產物。在這一點上，當時中國共產黨沒有 選擇餘地的」。28然而這樣的論述，在很大層面上是中共自己的認知，當時中共 早就清楚認識到美國長期支持國民黨政權，因此一開始便不對美國報以期望。簡 單來說，中共曾嘗試與美國來往，但很快的便打消了這個念頭，因為中共與美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