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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中共的對外政策，是長期全局性的宏觀考量，因此大陸不少文章，就以對外 戰略或國際戰略為標題，其所講的實質上就是對外政策。1本文以中共外交戰略 演變為標題，其內容亦主要扣緊中共的外交政策。
中共前外長喬冠華對中共政權成立後三十年的外交政策，曾做了一個簡潔扼 要的分析，他說：「50 年代聯蘇制美，60 年代反兩霸，70 年代聯美制蘇」。2承上 所述，中共於毛澤東時期的外交政策，可以分為三個階段，分別是「一邊倒」的 倒向蘇聯時期、「兩條線」的反美反蘇時期、「一條線、一大片」的聯美反蘇時期。
中共的外交作為若不深入瞭解原由，往往會讓人感到難以理解，因為中共的 外交政策，從表面上來看許多地方顯得自相矛盾：「中國曾是蘇聯最堅定的盟友，
後來又成為最不妥協的對手；中國曾與美日不共戴天，後來又聯手對付蘇聯；中 國在自己經濟最困難的時候向第三世界提供超過自己承受能力的援助，而當中國 經濟好轉的時候這種援助卻減少了。」3就從這些角度來看，研究中共外交時若 沒有深入的理解，便會對這些看似矛盾的外交政策感到匪夷所思，因此本文便擬 從結構與個人決策兩個層次作為視角，解析這段時期外交政策演變的原因，進而 得知中共為何採取這些今日看來自相矛盾的外交政策。
中共建國初期意識形態上相當高漲，外交政策上採取「一邊倒」的倒向蘇聯，
認為並沒有第三條道路，爾後由於與蘇聯關係惡化，在當時意識形態主導一切的 前提下，甚至勇於同時與世界兩大強國美蘇同時對抗，採取「兩條線」反美反蘇 的外交政策。然而由於當代世界兩大強國便是美國與蘇聯，同時反美反蘇使得國
1 尹慶耀，中共外交研究（台北：作者自行出版，2001 年），頁 127。
2 尹慶耀，中共對外關係史料，上冊（台北：作者自行出版，2000 年），頁 65。
3 曲星，中國外交五十年（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 年），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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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空間狹窄，外交上飽受孤立之苦。隨後到了 1970 年代，中共已認識到同時反 美反蘇是不智的，此舉不僅使外交空間狹隘，也妨礙國家的正常發展。基於「聯 合次要敵人、打擊主要敵人」的原則，透過 1971 年乒乓外交與 1972 年季辛吉訪 問北京的機會，中共與美國達成共同反蘇的共識，與美國交好並採取「一條線、
一大片」的聯美反蘇政策。
就以結構層次來看毛澤東時期的中共外交，建國初期採取「一邊倒」外交政 策，是當時整個國際環境與國內氛圍的必然結果，無論當時中共的領導人是誰，
都僅能採取這樣的外交政策。隨後中蘇因為國家發展階段與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 認知不同，對資本主義陣營的外交策略以及意識形態的認知產生分歧，中蘇矛盾 逐漸擴大甚至兵戎相見，採取了「兩條線」反美反蘇的外交政策。吾人將視角往 國際結構觀察，在「兩條線」反美反蘇的險惡國際環境之下，有爆發大規模戰爭 的可能，中共必然得改變這樣的狀況，於是修正既有的反美反蘇政策，改為採取
「一大片」外交政策聯美制蘇。中共改變原有濃厚意識形態的外交政策，是因應 同時反美反蘇的險惡國際環境所產生的，為了避免可能隨後而來的大規模戰爭，
中共不能不考量國際環境結構，採取新的外交決策。
而就以決策者領導人的角度層面來看，建國初期採取「一邊倒」的左派路線，
是由於毛澤東認為「不是倒向社會主義一邊，就是倒向帝國主義一邊」。而之後
「兩條線」反美反蘇的外交政策的起因，一方面是毛澤東對蘇聯老大哥心態的不 滿，一方面也是毛澤東對國際共運的路線取向與蘇聯不同。若再將視角往後觀 察，中共採取「一大片」外交政策與美國達成戰略合作，是因為毛澤東認為蘇修 比「美帝」對中國更具威脅。雖然毛澤東解釋改變外交政策與美國組成戰略同盟 的必要性，不過聯合美國畢竟與當時國內意識形態相違，但毛澤東卻能以個人的 影響力做出巨大改變，讓中美在戰略上達成聯盟，這一點明確彰顯了毛澤東個人 在外交政策上的影響力。
而本文選定時間為 1949 年至 1976 年的原因，是從中共 1949 年建國，對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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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正式由黨的外交改變為國家的外交，這是中共外交政策上的一個轉捩點，這 段時間當中，也都主要是由毛澤東個人決定外交政策。至於為何選定 1976 年結 束，是因為毛澤東於這年過世，他的具體影響力也從此時開始弱化。
細分毛澤東時期外交政策中「國內外結構」與「決策者個人」的影響，中共
「一邊倒」政策雖與毛澤東的決定有關，但主要為國內外結構層次的影響，因為 當時中共領導人僅能做出這樣的選擇；而中共「一大片」的外交政策，雖然是因 應險惡的國際結構所制定，但如果沒有毛澤東個人的果斷決定，中共也不可能馬 上扭轉過去的外交策略，與美國結成戰略同盟抵制蘇聯。從這兩點上來看，「結 構」與「個人」同時影響中共外交的制定，只是不同階段的影響程度不同而已。
本文試圖以「國內外結構」與「決策者個人」兩個層面，分析毛澤東時期「一 邊倒」、「兩條線」至「一大片」外交政策的演變過程中，如何影響中共外交政策 的制定與選擇。「國內外結構」層次包括國際環境因素與國內因素，「決策者個人」
層次則為毛澤東的判斷以及扮演的角色，透過結構與個人層次的雙層解析，希望 能得知「一邊倒」、「兩條線」與「一大片」這三個時期的外交政策演變過程中，
結構與個人層次所分別佔有的影響力。
本篇論文的研究目的可分為以下兩點：
一、探討「一邊倒」、「兩條線」與「一大片」政策的演變過程：簡介 1949 年至 1976 年時中共外交政策制定的過程與背景，梳理結構層次與決策者個人的 兩個層面間的關聯，在中共三個外交政策時期的過程裡，結構層次與個人層次在 外交政策演變中各自佔有的比重。
二、說明國家發展階段對外交政策改變的影響：本文推論剛建立的年輕國家 具有高度革命性質與高漲的意識形態，然而隨著時間的推行，意識形態將逐漸弱 化，發現國家發展才是首要目標，國家的實質利益應置於意識形態之上，是以中 共後來也步入過去指責蘇聯的修正主義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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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受筆者目前現階段研究能力的限制，本篇論文之研究目的並不在於提出 一個創新的見解或理論概念，而是整理並彙整過去的文獻，從中梳理結構與個人 兩個層次間所佔的比重，進而了解當時外交政策演變的過程，並以此作為筆者日 後研究中共外交政策的開端。筆者認為未來如能將西方理論與歷史研究相結合，
將可深化中共外交領域的研究成果，此也應是吾人所要共同達成的最高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