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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受筆者目前現階段研究能力的限制，本篇論文之研究目的並不在於提出 一個創新的見解或理論概念，而是整理並彙整過去的文獻，從中梳理結構與個人 兩個層次間所佔的比重，進而了解當時外交政策演變的過程，並以此作為筆者日 後研究中共外交政策的開端。筆者認為未來如能將西方理論與歷史研究相結合，
將可深化中共外交領域的研究成果，此也應是吾人所要共同達成的最高目標。
第二節 文獻回顧
對於中共外交決策演變的研究，學界目前有兩種切入視角，第一種是以結構 層面切入：認為當時國內外環境不斷改變，外交決策應配合當時國際環境，屬於 被動的回應者；第二種是以個人決策層面切入：認為中共外交方針改變的依據是 毛澤東因應國際局勢的結果，毛澤東主導當時中共對國際情勢的定調，屬於主動 的施力者。事實上，任何以單一模式來解釋中共對外行為的做法都存在以偏概全 的錯誤。4本文認為，應該從結構與個人決策兩個層次來綜合分析，就中共外交 而言，結構層次因素主要為國內外結構的影響；個人決策層次因素則為毛澤東對 世界格局的判斷及其扮演的角色與作為。
東西方學者發展出許多研究途徑來探討中共外交政策，從有關中英文著作分 析，中共外交政策主要研究途徑有九種：歷史文化、意識形態、國家利益、決策 領袖個人、戰略三角、國際體系結構、派系政治、決策系統及多元因素等。5這 些研究途徑各有優缺點，對中共外交研究都頗具解釋力，在中共外交政策方面，
提供了極具價值的研究方法。然而若僅採用某一種研究途徑不免有失偏頗，因此 在 1980 年代以後，許多學者不再僅採用歷史研究途徑研究中共外交，而開始採 用西方理論或複合型研究途徑，此可彌補僅採用某一種研究途徑的局限。6
4 楊曉萍，「中國外交中的觀念因素」，中共中央黨校博士論文（2009 年），頁 4。
5 許志嘉，「中共外交研究途徑」，問題與研究（台北），第 36 卷第 6 期（1997 年 4 月），頁 47。
6 關於中共外交的研究方法，詳情可參酌 邱坤玄、張登及，「台灣中共外交研究的回顧：新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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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將過去的文獻，依照結構層次與個人決策層次區分為兩個部分，結構層 次分為「內政的延伸」與「國際局勢的變動」；個人決策層次則為「領導人的角 色」與「毛澤東的內蘊影響」。說明中共外交方針的制定，並非單從國內外結構 影響或毛澤東的個人決策便能解釋，最後解析本文觀點與過去研究的視角差別。
一、國內外結構層次
許多學者認為，結構因素往往是影響對外決策的因素中，潛移默化的最大影 響因素，中共外交政策的制定雖然可以有很多種不同的解釋，但最後均可以歸結 為結構層次的影響。比如：中共建國初期對外政策雖由毛澤東主導，但毛澤東本 人也受到國際結構的限制，無法改變與美國對立的事實，必須倒向蘇聯的社會主 義陣營一邊；其次，中共為了抵禦蘇聯的威脅，改變外交政策與美國達成戰略同 盟，這也是因應險惡國際環境的結果，因為中共不能同時與美蘇聯兩大強權抗衡。
(一) 外交是內政的延伸
中共前國務院副總理兼外交部長錢其琛曾說：「外交是內政的延伸」，許多學 者也相當認同此觀點。學者高放曾言：「各國的對外方針無不受到國家的性質、
狀況以及世界格局的影響。一般說來，對外方針是內政方針的延續，是國際形勢 與環境的產物」。7說明了中共外交政策的制定，除了是因應國際形勢的產物之 外，也與內政有不可分割的關係，不可忽略當時內政對外交關係的影響。
另外，中共的外交方針除了受內政影響之外，外交也一樣可以影響內政，美 國學者黎安友（Andrew J. Nathan）與陸伯彬（Robert S. Ross）除了提到：「中美 與中蘇的歷次危機中，國內政治決定了中國採取的對策」，也說明了中共在外交
新挑戰與新願景」，發表於政治學的回顧與前瞻學術研討會（台北：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
國科會人社處政治學門主辦，2012 年 8 月 6 日至 7 日）。
7 高放，「中國國際戰略的演變」，世界經濟與政治（北京），第 9 期（1998 年），頁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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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的兩難處境促發了國內政治衝突，同時外交政策又為國內政治衝突所促成。
外交與內政兩者之間是一種相輔相成、相互影響的關係。8因此我們觀察中共的 對外方針時，除了要注意內政對於外交政策的影響，也要注意外交政策同時影響 國家內政，兩者之間存在相互影響的互動狀態。
(二) 因應國際局勢變動
國際因素在諸多方面均會影響外交方針，因為外交決策正是因應國際環境的 變化而制定的，因此要分析外交決策，自然不能忽略國際環境這個因素。事實上，
相較起從內政為切入點著手，更多學者認為國際因素的影響更大。
柳建輝認為任何政黨、國家在發展對外關系時對自己的國際戰略有一個較長 期的、全局性的宏觀考慮，中共也用了很大的精力去分析、觀察世界形勢的變化，
探索自己的外交戰略方針。9此說明了中共的外交戰略方針，雖然對時代的認識 上相當曲折，但是中共會去分析並觀察世界形勢的變化，因為國際環境因應著外 交戰略的調整。
裴堅章與王泰平認為中共外交政策的制定，與毛澤東的決定離不開關係，但 毛澤東做出外交決策時，必須考慮當時的國際環境，比如蘇聯、東歐、美國、歐 洲等世界各國與中共的關係，都是毛澤東必須考慮在內的。10是以雖然毛澤東是 當時中共外交政策的決策者，但毛澤東的外交政策必須考慮當時的國際環境，也 不是任意恣意妄為的做出外交決策。
8 黎安友（Andrew J. Nathan）、陸伯彬（Robert S. Ross）著，何大明譯，長城與空城計——中國 尋求安全的戰略（The Great Wall and The Empty Fortfess－China's Search for Security）（台北：麥 田出版，1998 年）。
9 柳建輝，「從『戰爭與革命』到『和平與發展』——60 年代到 80 年代中國共產黨關於時代特 徵問題認識的演變」，中共黨史研究（北京），第 3 期（1995 年），頁 72~77。
10 裴堅章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第一卷（1949-1956）（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 年）； 王泰平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第二卷（1957-1969）（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8 年）；
王泰平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第三卷（1970-1978）（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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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寶俊認為中共外交政策的制定，是因應國際環境變化而相應制定的，同時 除了國際環境因素之外，國內左傾思潮與領導人的外交思想也有影響，「一邊倒」
戰略抉擇是國際客觀形勢使然，也符合當時國家領導人的外交思想；之後順時達 變的「一大片」戰略調整，是蘇聯威脅國家安全和中美關系改善的結果。11說明 了毛澤東時期，中共的外交政策雖然更多是因應國際環境的結果，但也不能忽略 毛澤東個人決策與國內左傾思潮。
(三) 既是國內政治延伸也是因應國際局勢變動
上述文獻除了將外交視為內政的延伸之外，也說明了外交政策因應國際環境 的變化而不斷調整。然而有學者認為，中共外交政策不能僅單獨從國內政治的延 伸或國際環境來觀察，此兩者之間有相輔相成的關係。
曲星認為雖然毛澤東對於外交決策有著重大影響，但許多外交決策乃是國際 政治與國內政治的邏輯結果。12曲星補充中共外交的特點在於堅持自己基本原則 的同時，也會根據國際形勢的變化調整戰略和策略，也就是說，中共會因應國際 局勢的變動，重新認識世界主題而改變對外政策。13韓念龍認為中共建政至鄧小 平繼任期間，雖然會依據毛澤東的戰略觀去分析國際形勢並制定對外政策，但更 多的是隨著世界舞台所處的地位和國內中心任務的變化，以及外交實踐經驗的不 斷總結，改變中共的對外關係。14這兩位學者的看法同時納入國際環境與國內政 治，更完整的說明了中共外交決策的影響因素。
綜觀以結構層次為視角觀察中共外交政策的研究，認為中共對外政策與行為 就是對不斷變化的外部形勢做出的反應，或者提到中共外交政策是因應國內政治
11 李寶俊，「歷史的抉擇：中國 50 年外交政策的戰略性調整」，教學與研究（北京），第 6 期
（1999 年），頁 5~11。
12 同上註，頁 9~59。
13 曲星，中國外交 50 年（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 年），頁 440~441。
14 韓念龍主編，當代中國外交（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 年），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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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勢的變動，中共國內政策的調整或政治鬥爭也會給外交決策影響。然而由於中 共外交政策的制定與思想基礎，與毛澤東對世界格局的判斷與決策密切相關，探 究中共外交政策的制定並不能單以結構層次觀察，研究毛澤東時期的中共外交必 須考量領導人的決策因素，此為中共外交研究值得深入探究的地方，可填補學界 既有成果的缺陷。
二、決策者個人層次
中共外交方針的決策因素中，除了國內外的結構因素之外，也有許多學者認 為是個人決策的結果，因為中共的外交決策往往是由少數的領導人所決定。中共 外交部訂定的《當代中國外交》一書中，首先說明中共政權建立時，毛澤東定調 了中共對外的三大方針。15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教授鮑大可（A．Doak Barnet）
認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人與外交政策有絕對的關係，對外政策的處理常操諸少數 領導人之手，在很多場合往往由一個人做最後決定。16此說明可以推斷中共建政
認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人與外交政策有絕對的關係，對外政策的處理常操諸少數 領導人之手，在很多場合往往由一個人做最後決定。16此說明可以推斷中共建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