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述的普遍运动，是对遥远未来的普遍主义秩序的一种预期，它在 可预见未来仍会呈现为国家间的博弈过程。但历史哲学的功用就在于通 过过去看到未来，基于对历史的理解，我们可以相信，对这个遥远未来 的想象并非无的放矢。
中国历史的精神现象学运动呈现出两个趋向。一个趋向是，就现实 的社会层面而言，微观的行为主体，其单位越来越向个体方向收敛：古 代的行为主体是诸侯公卿，中世的行为主体是州郡豪族，中世之后的行 为主体则是乡里宗族，近代以来的行为主体进一步收敛到核心家庭乃至 个体。另一个趋向是，就超越性的精神层面而言，其气质越来越朝理性 化的方向进展：汉儒重神秘主义的谶纬，宋明儒学重近于理性主义的理 学，清儒重近于实证主义的朴学和经世实学，到了近代则重自然与社会 科学。
这两个趋向在近代的发展，实乃中国历史的精神现象学运动的自然 逻辑结果；另一方面，它们又都是以对于西方文明的兼容吸收为途径而 展开。
自地理大发现以来，原来孤立发展的人类历史成为世界历史之后，
世界秩序便是西方秩序的外化。西方秩序在其演化过程当中，逐渐形成 了两种承诺：一是在形式正义基础上的个人普遍法权，法律承认个体作
为独立的责任主体；一是在实质正义层面的良心自由，从精神上承认个 体作为独立的道德主体。这两种承诺使得一种内蕴着自由的、具备高度 扩展性的自生秩序得以展开，中国逐渐卷入这一秩序当中，而中国的历 史运动所需要的要素，也刚好在此过程中到来了。
现代世界秩序在原则上来说是为全人类的，但西方的主导，又使得 其所承诺的形式正义不够“形式”，更使得西方的实质正义对其他文明的 实质正义形成一种压制。世界秩序的普世性一面需要被更深度展开，特 殊性一面则需要被制衡。中国卷入该秩序的同时，也因自身体量而重新 定义着该秩序，并将形成秩序内部的制衡机制。此一过程推动着世界秩 序、基督教秩序以及中国自身的多重自我超越，可称此过程为“让形式 正义成为真正的形式正义”，“让实质正义各得其正”。
这从更深刻的意义上，显示出人类历史的精神现象学运动的普遍性 特征。中国历史数千年的运动，以及每一次的循环，都不是简单的往 复，而是螺旋上升，向着东亚世界的普遍自觉不断前行，为世界历史的 展开做着准备。因此，中国历史在本质意义上是世界历史的一个环节，
同时，它能够作为担纲者之一，推动超越于自身的世界历史的实现——
实现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合题，实现各文明的合题，最终，我们看到的就 是世界历史中的“人”的自我实现。
整部人类历史，归根结底是人性的运动史，其中的高尚与卑下，皆 是人性的呈现而已。奇妙的是，人性的高尚，带来的结果不必然是善；
人性的卑下，带来的结果不必然是恶。这部人性的运动史，其方向是锁 定的，即自由的普遍实现。自由的普遍实现，不在于理念价值意义上，
而在于人类的自我意识的普遍实现上。
[1]《尚书》有云:“绝地天通。”《国语·楚语下》解之曰:古者“”民神不杂，天地有序，人各 司其正;因蚩尤之乱，以致“民神杂糅”，人人皆巫史，天下秩序大乱。是故，颛顼重新任命司天 司地之官，“”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
[2]“天子者，与天地参，故德配天地，兼利万物，与日月并明，明照四海而不遗微小。”参
见《礼记·经解》。
[14]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贺麟、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是对此辩证发展 的最精深阐释。
[15]［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第330页。
[16]转引自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朱诗鳌译，中国社会 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17页。
[17]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第21页。
[18]本书中会经常调用笔者所造的“东亚帝国”这个概念，所指的实际上就是中华帝国。笔者 使用“东亚帝国”这个自造概念，也是出于某种无奈。因为，中国的历史，实际上是包括农耕、
草原等多种经济G社会G生态区的整个东亚大陆的体系史，虽则这个体系并不总是作为一个一统 的帝国存在；但是，在通常的话语体系中，一谈到中华帝国，常常不自觉地将其等同于中原帝
国，而这样一种表述便会将我们的思维再次局限在中原中心主义的视野当中。为了时时提醒我 们中国作为一个体系史这样一个事实，笔者不得不自造了“东亚帝国”这样一个初看上去有些怪 异的概念。
[19]［英］哈·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林尔蔚、陈江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 51页。 关少数族群权利的自由主义理论》（杨立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该书主要是从内 政的角度谈论多元主义，但对我们思考外交问题也会很有启发。
[27]赵汀阳先生对中国文化所作的“旋涡模式”解释，在此颇有启发性。参见赵汀阳《惠此中 国》，中信出版社，201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