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历史的精神现象学过程
历史是个运动的过程，人性的激情是其根本动力。
人性当中既有追求普遍性的激情，又有追求特殊性的激情。对普遍 性的追求，使人类获得存在的意义；它通过理性而转化为一整套思想体 系，姑且称之为理想。对特殊性的追求，使人类获得存在的载体；它通 过理性而转化为一个个具体的谋划，在其未获得反思性的精神自觉时，
姑且称其为欲望，获得精神自觉时，则呈现出个体的道德主体性。
普遍性的理想使人成其为人，超越于时间承载着永恒，但它在彼岸 世界，倘不落实在此岸世界，将永远处于虚空；特殊性的欲望使人获得 现实的存在，但倘不通过理想而获得意义，则在历史中转瞬即逝，不留 痕迹。理想与欲望，都要求将自身现实化，呈现为人类激情的涌动，无 数人的激情不断彼此冲突、互动的过程，最终外化为现实的制度，制度 是联系普遍性与特殊性的中介机制。对中国的精神世界来说，作为普遍 性的天道，通过制度而表达为现实的秩序安排，作为特殊性的世俗利 益，通过制度而获得稳定的规则保障。
人类多向度的激情，推动着人类秩序的辩证发展，这便是人类历史 的精神现象学过程，自我意识在此过程中逐渐产生并获得充实。
在欲望所推动的对利益的本能追求与竞争中，人类会因欲望无法被 满足而意识到他者的存在，通过他者，人们会反过来意识到自我的存 在，自我意识的特殊性一面便浮现出来。反思会告诉人们，没有对他者 的认识便不会有对自我的认识，自我与他者实际上是互为条件的共在，
特殊的自我不过是这个共在关系当中的一个必要环节，自我意识的普遍 性一面便浮现出来。于是，人类的精神开始超越本能而形成自觉，特殊 性也超越单纯的欲望，升华为个体的道德主体性。共在关系在精神当中 会发展成为一个共同体，对共同体的自觉，实际上已经设定了非共同体 之他者的存在，于是自我意识会发现共同体不过是更大的共在关系当中 的一个特殊存在，前述循环便在更高层次上又发生一轮。
自我意识在这个过程中一步步充实起来，它以欲望对特殊性的本能 追求而起始，以精神对普遍性的自觉意识而告终。这中间会经历辩证发 展的多个阶段，最终达到对特殊性最本质的体认，即认识到，每一个体 作为区别于他者的独立道德主体与法权主体的存在；达到对普遍性最根 本的自觉，即理解到，承载着普遍理想的制度安排，超越于所有单个主 体之上，是个体的道德实践与法权实践的根本条件。自我意识因此是普 遍性与特殊性的合题。[14]
相对于普遍性的理想而言，制度是特殊性的存在，因为任何现实的 东西都是特殊的。理想一旦外化为制度，它就被建制化，被制度的物质 载体所绑架，丧失了其他的可能性；理想成为现实，却因此遭遇异化，
丧失普遍性而沦为特殊存在。但理想的本质特征在于对普遍性的绝对追 求，一旦开始异化，理想便会寻求自我超越，不惜以今日之我攻昨日之 我，摆脱具体制度与载体的束缚，自由地再次启航，继续其追求普遍性 的努力。于是道统与法统发生分离。
相对于历史中现实活动的个体而言，制度又是普遍性的存在，原则 上，它要普遍约束制度下所有的人，不得有法外之人。制度为欲望提供 了稳定且可预期的活动空间，但欲望对特殊的现实利益的追求，其短期
结果可能会损害制度的公共性，其长期结果则可能会改变制度所依凭的 社会基础。于是欲望的活动会发生自我否定，因为它在侵蚀自己赖以稳 定活动的制度前提。从另一方面来看，制度为欲望所提供的发展空间，
正孕育着制度的自我否定，它终将因无法再满足欲望所需，而走向瓦 解，并有待来日在新的理想与欲望的共同推动下实现重构。
因此可以说，制度是历史的固化呈现，是理想的现实化，同时又是 欲望获得可预期性的条件。个体欲望的合力，在短时段上会带来现行制 度下的繁荣与发展，在长时段上则会在未来引发混乱乃至新秩序的出 现；自由的理想会让现行制度获得正当性，但又会超脱现实之外，通过 对于道统、法统的再叙述，而推动、引导新秩序的构建，并且让新秩序 获得精神自觉。制度的保守性与激情的运动性，两者之间的张力推动着 历史的演化，在中国呈现为不断更迭的王朝史。
激情之所以有不尽的运动性，在于人性是自由的。人类自由地追求 超越性理想，也自由地追逐现实性利益。这种自由内在于人性本身，不 是谁设计出来的，也不是谁能改变得了的。激情展开的过程，很多时候 并不是和平与令人赞赏的，它更可能充斥着欲望的贪婪与暴力的血污，
但人性并不会因此而彻底沉沦。贪婪与血污的现实初看上去全无意义，
但会逼迫人们去反思现实与普遍理想的关系，使得人的精神世界与人的 现实存在相分离，反倒令人类对他者形成更深刻的认识，令自我意识得 到充实，令自由变得更加饱满。一如黑格尔所说，亚当、夏娃吃了智慧 果，便有了原罪，但正是原罪使得人成其为人，“罪恶生于自觉，这是 一个深刻的真理：因为禽兽是无所谓善或者恶的，单纯的自然人也是无 所谓善或者恶的”[15]。
只有能够作恶，才能够为善，因为此时才是一个能够用“善恶”来衡 量的人；动物只服从本能，无精神自觉，从而无法作恶，也无法为善。
道德自由是专属于人的一种天赋，只有人能够不被物质所决定，自主地 进行道德抉择；这并不意味着个体不会作恶，而只意味着我们可以判断
其自主行为为恶，但我们无法判断一只斑鬣狗的本能行为为恶。判断标 准的出现，以人类拥有自由选择的能力为前提。人类追寻理想的激情，
使自由得以在贪婪与血污当中被淬炼出来；相反，以对欲望的否弃为前 提的理想，往往会带来更大的贪婪与血污。因为，不经欲望之试炼的理 想，并不内含着自由，不是真正的道德，因它没有给人以自主抉择的机 会，也就让人放弃了对于责任的担当，这会在更本质的意义上败坏人 性。在某些时候，贪婪与血污反倒是滋养出真正的道德理想的必须肥 料。
因此，人类的激情现实化为制度，这制度不仅仅出于理想，同样也 出于欲望。制度倘若不是出于理想，则无法获得认同，因其无法承载人 们对于普遍性的追求；制度倘若不是出于欲望，则无法获得存续的动 力，因其否定了人们对特殊性的追求。
在历史行进的过程中，其大的历史逻辑，往往不是局中人能看清 的。局中人依照自己内心的价值排序，并进行现实的考量，在特定的情 势下自主地做着抉择。有可能历史大势滚滚而来不可遏抑，人们都能直 观感受到，既有的秩序已注定走向终结，新的秩序该是什么样子，一切 都未定乃至未知。大多数人都会在现实的压力或吸引下，随波逐流乃至 兴风作浪；只有极少数人会基于内心的道德确信，自主抉择逆流而上，
其在道德上比那些识时务的利益追逐者更高，其抗争命运的勇气，也更 具有悲剧色彩。虽然如此，历史大势往往是在“识时务者”手中获得现实 化，因为在秩序未定一片混乱之际，只有那些对于利益关系的变化足够 敏感者，才能够清楚地把握特殊性，懂得如何调动起足够多的人群的欲 望，进而顺势成事。
但是这种特殊性的成功，倘若不能经过普遍性的洗礼，获得自觉意 识，使利益的既得者转变为秩序的担纲者，则其动员起来的欲望会反噬 自身，短暂建立的秩序会转瞬即逝，诸如黄巢、李自成之辈的作为皆是 如此。相反，逆流而上的失败者，其道德勇气表达着对于精神普遍性的
坚持，死亡反倒成就其不朽。他们在生前抉择的具体原因在此已无关紧 要；死亡消除了一切特殊性，后人在对其死亡的言说中可以自行萃取出 其中的普遍性。这种普遍性，不啻是死者留给生者的伟大遗产，可以在 构建新秩序的精神自觉中继承下来。
人们至今仍生活在大汉帝国留下的遗产当中，但少有人会从道德意 义上缅怀汉高祖背弃鸿沟之约进攻楚霸王的作为，尽管这个不光明的手 段带来了恢宏的帝国；人们经常吟咏的反倒是“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 东”，因为这里面蕴含着对于尊严的执着与对于责任的承诺。至于项羽 失败的实际原因，在此已无关紧要，死亡成就了他的普遍性，他已经不 再是他，而升华为一个道德理想的象征符号。
所以，历史是在真正的意义上由成功者与失败者共同铸造的。成功 者缔造其特殊性的一面，使得具体的秩序得以成立；失败者铸成其普遍 性的一面，使得秩序获得其赖以维系的精神价值。
秩序的存续与活力，需要理想、财富、武德这三种要素。理想使秩 序得以自觉，财富使秩序得以自养，武德使秩序得以自立。三种要素的 担纲群体不一定重合，倘若分立的三者能和衷共济，秩序会充满活力；
倘若三者之间发生冲突乃至分裂，秩序将失衡、瓦解。朝代建立之初，
倘若三者之间发生冲突乃至分裂，秩序将失衡、瓦解。朝代建立之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