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从奉天承运的天子到普遍均质的人民
在前两轮大循环当中，中原的普遍精神秩序所面对的他者之冲击，
或者是来自北族，其武功超凡却无法在文化上挑战中原；或者是来自西 域，其在文化上冲击中原却了无军事能力。中原遭遇的挑战始终不是全 方位的，从而总能找到办法应对，以某种方式将构成挑战的他者吸收为 自己的一部分，同时也重构中原自身，最终使得起自中原的普遍理想超 脱中原本身，成就为东亚大陆的普遍秩序。但是西方的这次冲击全然不 同了，它从精神与物质两个层面，对东亚大陆帝国的普遍理想与秩序提 出了全方位的、最为根本的挑战，以至于这个普遍帝国从本质上被还原 为特殊性的存在。诚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这一冲击，促动了一系列全新精神的萌发。明末遗民顾炎武有 云：“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 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 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
矣。”[24]对传统中华文明而言，国家兴亡，肉食者谋之，匹夫无责；天 下兴亡，方为匹夫有责。但是，随着由于中华文明被西方冲击而全方位 地特殊化，国人陡然发现，过去以为是超越于国家、由儒家文明所表达 的“天下”，实际上与中华国家是一体的，于是国家兴亡与天下兴亡便成 为一回事。“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由是而倏然进入国人的精神世界，
以至康有为组织强国会，其宗旨是“保国、保种、保教”，国、种、教被 前所未有地联系在了一起。肉食者与匹夫的差别不再存在，唯有同种同 源的人民。对普遍均质人民的打造，成为这个普遍帝国面临的全新历史 使命。普遍均质人民必定包含着对于个体法权的普遍承认，否则人与人 之间无法获得均质化身份。正是在西方的压力下，中国历史的精神现象 学运动中，原本还只是潜在蕴含的对法权体系的需求，开始成为国人的 一种主动追求。
此种追求在清末国人的诸多努力中皆归于失败，大清遂终结于革 命。帝国的终结，很可能会导致不可逆的瓦解，奥斯曼帝国、奥匈帝国 皆如此。但大清的终结，虽将始自清末的分裂倾向变为现实，人们却迅 即开始了重建统一的努力。盖因始自春秋时代的“大一统”理念，虽在进 入古代平民社会之前，经常无法成为现实，但自元朝起被确立为正统性 之不言自明的前提，[25]至民国时已历六百余年，完全内化为人们的潜 意识，规定着人们的信念取向。由于人们醒觉到过去所想象的“天
下”与“国家”实际上是一体的，“大一统”便进一步被收敛为“中华国家”的 统一，“统一”成为值得追求的中华民族之历史本体。
这样一种变化，使得中国的自我意识从天下观念进入到“国家理 性”（Raison d'Etat），“大一统”的“王者无外”之伦理意涵被淡忘了，其 纯粹政治性意涵凸现出来，国家的政治统一与独立进而压倒了其他的非
政治性伦理考量。在此过程中锻造出来的普遍均质人民，将重述道统，
重建法统，取代奉天承运的天子，成为历史的担纲者，将自己的意志外 化为一个现代国家。
国家统一与现代化，由是成为同一追求目标的两个面相，其最终应 达致，在一个法治国（Rechtsstaat）中，每一个体都被承认为一个独立 的道德主体和法权主体，普遍性与特殊性达到统一。倘不能达到这一 点，则意味着现代化仍未完成，历史的精神现象学运动将会继续下去。
对个体作为独立道德主体的承认，就是承认，个体有道德能力，能够在 诸多彼此竞争的普遍理想中，进行自主抉择，这意味着现实的政治秩序 与普遍理想之间形成分立关系，日常的政治将其活动领域自我节制在世 俗层面，从精神层面退出。普遍理想的外化，不再呈现为现实的政治秩 序，而呈现为个体的道德抉择；到了这一刻，在前三轮大循环中，普遍 理想因为现实化—建制化而不断遭遇异化的命运，才获得最终突破。
在恶劣的国际环境下，普遍均质人民的打造，需要一个高强度的动 员与组织过程，于是列宁主义进入了中国的历史进程。列宁主义包含两 个方面：一是一种普遍主义意识形态的世界观与历史哲学，一是高效率 的动员组织。在列宁主义带来的高强度社会动员过程中，五四运动开启 的国民自我意识，迅速地向下贯穿到一般民众心中。
在共产国际支持下完成改组的国民党，仅取列宁主义的组织技术，
将其作为实现民族主义目标最强有力的工具，并成功实现北伐，却又迅 即遭遇到民族主义来自内外两个方面的反噬。就内部来说，民族主义应 该表达为中华民族主义，但中华民族主义未能完成其理论叙述，在实践 中它表现为汉民族主义，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反被刺激出民族主义诉 求。这是因为，现代中国继承的是个古老的帝国，而民族主义本身正是 要肢解大帝国的，用民族主义来实现帝国的内部动员，其效果很可能是 饮鸩止渴，南京国民政府某种程度上失去了对于满蒙回藏诸地区的实际 控制。就外部来说，中国的规模太大，大到成为国际秩序当中的自变
量，无论是强是弱，其存在本身都可以某种方式定义国际秩序，从而中 国无法以民族主义的方式获得可欲的国际环境。在强的时候，这里会成 为一个权力高地，其一举一动都会有巨大的外部性效应，民族主义将伤 及世界并反伤自身。在弱的时候，这里会成为一个权力洼地，成为全世 界的野心与贪婪的汇聚点。无论中国是弱还是强，民族主义都会将它还 原为一个特殊性的存在，而始终无法获得其普遍性意义。民族主义唤起 了中国人的激情，但又使得国人无法如其所是地理解世界与自身。
这些都意味着，中国需要有一种超越民族主义的民族主义。它需要 民族主义，以便实现国家的动员与组织，应对险恶的国际环境；又必须 能超越民族主义，以便打开世界视野，从世界历史的意义来理解中国的 位置，使中国作为自变量参与到普遍均质世界的生成当中去。所谓对民 族主义的超越，还需要在两个层次上完成：一是对汉民族主义的超越，
这样才能达成中华民族主义，将传统帝国完整地转型成为现代国家；一 是对中华民族主义的超越，这样才能打开世界视野，实践中国的世界历 史使命，悠久的帝国历史使得中国也内在地有着一种精神冲动，要从世 界历史的普遍主义格局出发来思考问题。
因此，中国的国家统一与现代转型，需要同时完成三个任务，但这 些任务在相当意义上又是彼此矛盾的，国民党的民族主义已注定不堪重 负。它对汉民族主义的执念，使得其无法真正整合边疆；它对民族主义 的执念，又使其惑于激情而无法有效理解国际权力结构，以致在革命外 交的鼓动中，驱逐易于驱逐的英法利益，之后不得不独自面对日俄两支 更加可怕的力量；普遍主义格局的欠缺，使得它无法真正理解《开罗宣 言》与抗战胜利的世界历史意义，从而无法通过国际上的胜利来吸收掉 国内各种反对力量与特殊性利益，以巩固自己的正当性。
中国需要的是一种包含着巨大内在张力的“普世民族主义”，它必须 既是民族的，又是普世的，才能撑起一个古老帝国进行现代转型所必需 的精神容量。于是共产主义成为中国达致“普世民族主义”的必要精神
介质。进一步，抗日战争使得中国共产党的各种努力与民族救亡嵌合在 一起。
在此过程中，共产主义—列宁主义逐渐内在化于中国的政治进程与 社会进程当中，并要同时完成那三个彼此矛盾的任务。超强的动员与组 织效率，使它能够高效率担纲民族主义所要实现的动员与组织国家的任 务；它将一切民族差异都转化为阶级差异，超越了汉民族主义，将各少 数民族与汉民族在阶级话语下实现了统一；它又始终将自己的斗争与全 世界的阶级斗争联系在一起来思考，一种超越于中华民族的普遍主义视 野豁然展开。共产主义因此成为具有多重历史任务的“中华普世民族主 义”的一个必要介质，通过它，共产党人内心深处的民族主义激情也获 得释放；整个民族由此被彻底动员起来，开始获得精神自觉。精神自觉 产生的前提是人与其所处的环境之间形成某种撕裂关系，撕裂使得人在 痛苦当中意识到他者的存在，自我意识于是形成，有了精神自觉。精神 自觉并不必然会导向建设性的方向，但它会带来对于未来的想象与规 划，历史就此进入一种有意识的运动当中，而不再是无目的的漂流。
共产主义革命的正当性叙事，基于其对终极历史发展方向的掌握这 样一种信念；在传统的天命史观看来，此一信念是反历史的，但由此展 开的努力恰恰延续了中国传统史观的基础信念——大一统（其又转化 为“统一”）。一个极富辩证色彩的转化就此浮现，作为信仰的历史，其 名被抛弃，其实则长存。古代传统史观下的历史必须死，因为中华民族 必须生！这个必须生的中华民族，就是那具有超越性之中国历史的道成
共产主义革命的正当性叙事，基于其对终极历史发展方向的掌握这 样一种信念；在传统的天命史观看来，此一信念是反历史的，但由此展 开的努力恰恰延续了中国传统史观的基础信念——大一统（其又转化 为“统一”）。一个极富辩证色彩的转化就此浮现，作为信仰的历史，其 名被抛弃，其实则长存。古代传统史观下的历史必须死，因为中华民族 必须生！这个必须生的中华民族，就是那具有超越性之中国历史的道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