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社会结构中，诸利益主体的谋划选择空间可能会有巨大的差 别；而历史所发生的地理空间，又会约束社会结构的演化路径。精神现 象学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之合题，正是在历史的空间结构中具体展开。
演绎着中国历史的这片土地，占据了欧亚大陆的东部和中部的部分 地区，其地理结构属于整个欧亚大陆地理结构的次级部分，与其他部分 空间相连，一个地方的震荡会通过各种方式一直扩散出去，成为远方的 涟漪或巨澜。世界历史以及各个文明地区的历史，其记录与叙述者都是 轴心文明的创立者；我们对中国历史的理解，通常也都是依赖于中原文 明留下的历史叙述，也会不自觉地接受了其中的种种偏见。诸轴心文明 分散在欧亚大陆相距遥远的地区，都有着对于人类普遍秩序的构想与思 考，但这些文明区基本都是定居性的（只有定居文明才能积累起巨大的 财富，滋养不事劳作而仰望星空的思考者），在古代无从与其他文明直 接形成有效的交流，于是其在现实当中又沦为特殊性的存在，其理想当 中的普遍性视野只有通过不愿定居、流动于整个欧亚大陆的游牧者及贸 易者才能真正打开。所以，中原史只是中国史的一半，还有另外一半发 生在草原、绿洲、海洋等地区，倘若在历史叙述中未将这些地区纳入视 野，则将是一部残缺的中国史。
在这种视野下，基于自然地理与气候，欧亚大陆自北向南、由陆及 海的若干层生态—经济—社会空间，也会浮现出各自不同的世界历史意 义。
欧亚大陆的最北部分，是广袤的森林，从远东西伯利亚向西横贯整 个俄国，一直延伸到德国平原。西伯利亚的森林地带人烟极为稀少，难 有构成共同记忆的历史。
森林地带的南部是草原地带，从远东通古斯地区向西横越蒙古高
原、中亚，一直延伸到东欧的匈牙利，草原中间或有些沙漠。蒙古与俄 国的分界大致就是沿着这个草原—森林的界线。游牧者驰骋在这横贯欧 亚大陆的草原地带。他们不固着于特定的地方，草原对他们来说就像海 洋一样，一些重要的生态过渡地带的城市，如宣府（今张家口）、大 同、北京等地则是港口，多种商品与文化，还有疫病，从港口起航，搭 上游牧者的航船远播到他处，大陆各处的定居轴心文明因此而被连通起 来；草原港口有的时候也会变成血腥战争的场所。贸易和战争共同构成 文化与物资传播的方式。
草原地带向东，越过大兴安岭，便来到中国的东北地区。白山黑水 之间，气候湿润，森林茂密，土地肥沃，人口稀疏，古代的诸多渔猎民 族曾经在这里生活，凛冽的气候涵育着他们野蛮的武勇与淳朴的民情。
这片土地的北部与呼伦贝尔大草原相连接，听得到草原游牧者的呼啸；
南部则多次接受来自中原的农耕力量的统治，得以一窥礼制的文明，同 时由于辽西走廊的狭窄，东北地区受中原农耕地区的影响又总是断续 的，构成独立的地理—生态空间；再东向，这里还与朝鲜半岛、日本山 水相连或隔海相望。草原、农耕、海洋三种生态—地理要素汇聚于中国 东北，构成了东亚秩序的一个地缘轴心。
由草原继续向南，则跨过了游牧生态区与农耕生态区的分界线。这 条界线在东亚地区大致上与长城的路径相重合，到了中亚地区，则是沿 着天山、锡尔河这一条线继续西行，过里海、高加索山脉，直达黑海。
这条线以北的降水量过少，在古代，一般情况下不足以支撑定居的农耕 生活，只能游牧；这条线以南则依据气候特征，形成不同的定居—农耕 生活。
长城以南的华北地区，是范围广阔且地形平坦的黄土地带。最早提 出“丝绸之路”概念的德国学者李希霍芬观察到，黄土的高孔隙性和强毛 细管吸收力，使得深层土壤中的无机质能上升到顶层，对农作物具有 了“自行肥效”的能力。[16]这使得华北地区的黄河流域成为中国古代最容
易开发的农耕地区，平坦的地形形成了连绵成片的农作区域，滋养了数 量庞大的人口与财富，成为孕育中原文明最初的核心地带。
越过淮河一线进入长江中下游流域，气候转为潮湿溽热，平坦的大 地上水网纵横，这里进行农耕的首要需求是排除沼湿地区与湖泊中多余 的积水，[17]开发的难度大于黄河流域。直到北方的几次战乱驱赶着黄 河流域人口南迁，长江中下游平原才真正开发出来。这里潜力巨大，一 旦开发，迅速成为东亚帝国[18]的经济重心所在。
再向南，则是多半为东北－西南走向的江南丘陵、浙闽丘陵与两广 丘陵。丘陵地区土地细碎交通不便，中央的统治力量难以深入，家族力 量得以长期保存，成为型构地方秩序的基本组织资源。浙闽丘陵和两广 丘陵，更是将浙东南、福建、两广地区与中原内地形成地理区隔，并发 展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区。随着因各种原因而来此的中原移民日渐增多，
以及本地人口的增殖，这些地方逐渐变得地狭人稠，越来越多的人到海 上讨生活。他们的远航逐渐推动发展起一个环东亚海域的贸易世界，形 成了不同于中原地区的乐于冒险、勇于创新的观念意识。这个海洋贸易 世界将北至日本、朝鲜，中经琉球、苏禄，南至中南半岛、南洋群岛的 广大地域联成一个经济—生态圈，在古代构成了中原文明向东亚其他地 区的传播途径，同时也是印度人、阿拉伯人等进入东方的另一通道；在 近代，则是西方文明到来的最重要通道。
从华北向西，越过黄土高原，艰难地穿过河西走廊，便进入了中 亚。以帕米尔高原为轴，大中亚又可以区分为东西两个亚区域，东部是 新疆地区，西部是今天中亚的几个斯坦国以及阿富汗等地。以天山－锡 尔河一线为界，以北地区是大片的草原，是欧亚游牧生态区的一部分；
以南地区是一系列不连续的绿洲地区，其中有一系列历史名城。中亚是 欧亚大陆各个轴心文明区赖以形成联系的重要通道与必须中介。珍珠般 散落在沙漠中的绿洲，构成一个个贸易和信息的中转站，绿洲居民是欧 亚大陆古代历史上最重要的商人群体与文化中介群体；伴随着贸易的流
动，各大轴心文明的技术与观念也进行了扩散与传播。通常的情况是，
内亚的游牧者为商人提供保护，商人则为游牧者提供必要的财政支持以 及帮助其谋划对外的征服。战争与贸易，共同促成了人类世界从彼此隔 离发展到彼此联系的状态，草原民族与绿洲民族分别是其担纲者，两者 行为的边界也并不总是能够清晰划分的。
中亚南缘的青藏高原，向东延伸为云贵一带的横断山脉，向西延伸 至阿富汗一带的兴都库什山脉，并与北边的天山山脉在帕米尔高原一带 相连，这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地区。海拔令其成为一个独立的生态—经 济区；由于诸多难以通行的高大山脉的存在，既阻挡着海洋水汽的运 动，决定了中亚地区的自然生态及政治—社会—经济样态，也将东亚的 定居地区与欧亚大陆的其他定居区更加深刻地隔离开来。
中亚的西界—南界直接联系的定居轴心文明地区，是西亚两河流域 的文明和印度文明，它们与更远的古埃及文明、两希文明等等，彼此之 间没有难以逾越的高山，联系与交流很多。丰富的交流使得这些地方在 历史早期的文化演化与技术进步的速度，要快于相对孤立的中原地区和 西欧地区，并能够通过草原、绿洲与海洋几种途径向这两个方向传播文 化与技术。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些地方的财富和文化吸引力很大，周边 都对其垂涎欲滴，当地的诸多王朝普遍难以长期稳定地存续。随着战争 规模的扩大，中东的文化积累开始遭遇困境，到10世纪，过了阿巴斯王 朝的巅峰期之后，反不如东西两边的积累更加有持续性。
从上古时代起，途径内亚传来的西亚肥沃新月地带的物产、技术 等，陆陆续续进入中原地区。因地利之便而率先接触到这些技术的周 人、秦人，在中原的王朝更替中占尽了优势。嗣后的历史中，来自印度 和波斯乃至地中海东岸地区的宗教，如佛教、摩尼教、祆教、景教等，
也陆陆续续通过中亚传播到中原以及长城以北的草原地区，形成了新的 精神凝聚力要素。佛教对中原的原生文化构成挑战，景教和摩尼教以及 再后来的藏传佛教则改变了草原上的信仰，这些都带来东亚的精神和政
治转型。8世纪中期之后，伊斯兰教缓慢进入中亚，带来更加复杂的精 神世界，其影响直到今天。
欧亚大陆更远方的西部欧洲，不会面对来自北方的游牧帝国的压 力，但是麦金德注意到，“在一千年内，一系列从亚洲兴起的骑马民 族，穿过乌拉尔山和里海之间的宽广空隙，踏过俄罗斯南部开阔的原 野，取得了欧洲半岛的中心匈牙利；由于反对他们这一需要，于是形成 了周围的每一个伟大民族——俄罗斯人、日耳曼人、法兰西人、意大利 人和拜占庭希腊人的历史”[19]。这些来自骑马民族的大规模西迁，其动 力源很多时候来自中原地区。
欧亚大陆更远方的西部欧洲，不会面对来自北方的游牧帝国的压 力，但是麦金德注意到，“在一千年内，一系列从亚洲兴起的骑马民 族，穿过乌拉尔山和里海之间的宽广空隙，踏过俄罗斯南部开阔的原 野，取得了欧洲半岛的中心匈牙利；由于反对他们这一需要，于是形成 了周围的每一个伟大民族——俄罗斯人、日耳曼人、法兰西人、意大利 人和拜占庭希腊人的历史”[19]。这些来自骑马民族的大规模西迁，其动 力源很多时候来自中原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