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自我意识的充实与成熟，要在一个时间结构当中逐渐地实 现。对自身作为一个体系的理解，对自身与世界之相互关系的理解，是 中国的自我意识得以充实与成熟的前提。
东亚世界走出封建、形成帝国之初，以中原为核心。[21]帝国会自 视为一个普遍秩序，其正当性首先在于对一种普世文明之道德理想的追 求与认同，以一个世界历史的使命作为自己存在的意义与理由。帝国的 吸引力不在于其威慑，而在于其文明；帝国遂行的武力统治，从原则上 来说，不过是其承载之文明使命的手段与外化。
儒学将中原农耕世界的传统发展为一套普遍主义的伦理表达，规范 着东亚帝国的正统与天命。起自中原的农耕“普遍帝国”，在面对草原游 牧帝国，及至后来面对海洋贸易帝国时，被还原为一个特殊帝国；但儒 家的普遍性理想会力图超越这种特殊性的现实，内在地要求一种超越中 原区域的普遍治理秩序。苟利天下，成功不必在我，但能得志行于中 国，虽夷狄亦可为圣人；[22]东亚帝国的担纲者在中原、草原间流转，
此一流转过程构成中国历史时间结构的重要刻度。
只有负载着轴心文明的民族，其精神中才会有这样一种外化为普遍 帝国的需求，并会努力将其文明向外传播；而受惠于轴心文明之传播，
无此负载的民族，诸如日本、朝鲜、越南等，其精神中则无此需求。所 以，在东亚，只有中国才天然地追求成为一个普遍帝国，其他国家则是 要努力将自己区别于帝国，通过从帝国吸收的精神资源，反过来构建属 于自己的独立主体性。这形成了中国与其他东亚国家在精神现象学历程 上的本质区别。
在这样一种视野下，中国的历史浮现出如下辩证发展的时间结构：
——在混沌抑或混乱当中，逐渐浮现出普遍的理想。
普遍理想内生于精神的汪洋恣肆，未受现实物质条件的规训，会有 各种天马行空的想象与恢宏磅礴的气度。当然，此时不会有定于一尊的 精神霸权，霸权本身是非精神的；而是会有多种奔流于天际的理想在自 由地言说，同时纷纷努力将自己外化为现实秩序。此时它们仍是抽象 的、单纯的理想，却使得具体的、喧嚣的欲望黯然失色；但往往正是各 种欲望主体的彼此对抗，才为精神撑起自由想象的外部空间。
——普遍的理想外化为一个特殊的现实，即外化为一个现实的中原 帝国。
在中原大地上彼此对抗的各种欲望主体中，精明练达者顺势而为，
调动起足够多的支持力量，击败对手，建立起秩序。之后则必须通过某 种普遍理想来吸收掉各种特殊性，实现超越特殊群体的普遍认同，才能 达成与对手的和解及融合，使秩序能够持久。于是普遍理想外化为现实 的制度，法统就此建立起来。获得现实化的理想会意识到自己遭遇异 化，遂从法统叙事中脱出，仍然忠诚于精神本身的自由逻辑，重构着道 统叙事；未能获得现实化的那些竞争性理想，将继续自己的精神运动，
可能会破坏既存法统，也可能会参与到未来的道统叙事的重构。
中原帝国的崛起，会同时促成草原帝国的崛起[23]，中原帝国被还 原为特殊帝国，因此需要再自我超越，以实现普遍性。其过程可能体现 为，由于超越中原—草原的普遍治理的欠缺，中原帝国将面对来自草原 的、表现为战争或迁徙等各种形式的压力，最终导致中原帝国的崩溃，
也导致草原帝国的瓦解。现实秩序瓦解了，但获得自由的普遍理想及其 为人们提供的对于世界的整体理解图景，正孕育着更大的辉煌。
——特殊的现实自我超越为一个普遍的现实，即建立起超越于中原
—草原之上的普遍帝国。
普遍的理想真正地外化为现实的普遍帝国秩序。这个普遍帝国会带 来一个远超中原—草原对峙的更宏大的世界视野，这反而让它在更大的 时间空间尺度上发现自我的特殊性。大于普遍帝国的时空尺度，意味着 对于其他轴心文明的实质性认知。此前曾经片段性地传过来的异域知 识，可能只是作为猎奇性的对象存在；此刻这些知识铺展为一个宏大的 整体宇宙论和世界观，东亚帝国的普遍理想从精神层面上被还原为特殊 性。相较于之前因特殊帝国而导致的理想异化，这一次是更为深刻的、
真正的精神危机。被还原为特殊性的理想必须重新出发，再去寻找超越 于自身与其他轴心文明的理想之上的更大普遍性。在这种精神重构完成 之前，原有的普遍理想及其勾勒的世界理解图景，无法再获得人们的无 条件接受，普遍帝国的精神凝聚力坍塌，各种特殊性小共同体会更加予 人以认同。于是，普遍秩序崩溃，再度进入混沌或混乱状态，等待并孕 育着理想与现实两个层面的重生。
——进入再下一轮，在更高一阶的层次上重复前面的循环。
由此，中国历史的运动过程又呈现为小循环和大循环两种层阶：
小循环是在“普遍的理想－特殊的现实－普遍的现实”过程中的每一 次自我超越，这些超越都不涉及普遍理想的真正精神危机，也不涉及社 会结构的变化，而主要是涉及国体及治理方案的调整。三次自我超越构 成一个大循环当中的三个环节，普遍理想在小循环的过程中，为对抗异 化而不断进行着量变性的自我扬弃。
大循环则是由于普遍理想遭遇真正的精神危机，以及社会结构的根 本变化（导致担纲者阶层发生根本的变化），进而突破上一轮的三段小 循环所构成的一阶大循环，进入更高一阶的层次，开启新一轮的三段小 循环。普遍理想在大循环过程中，会发生质变性的自我扬弃。每一轮大 循环都大致地对应着一种社会结构，不同的社会结构则为各种治理方案 划出了可能性边界，在可能性边界内部，治理方案的各种变化与重构，
会对应着三段小循环；种种变化与重构的过程，同步伴随该社会结构渐 趋均质化的过程，也意味着发生进一步变化的可能性边界被压缩的过 程，这使得特定社会结构下的三段小循环是不可逆的。因此，勾勒大循 环的时候，本书便用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作为基准。
每一轮大循环的最后环节，孕育着混乱，也孕育着新生，与下一轮 大循环的最初环节重叠而至。从另一角度看，重叠期也是过渡阶段，其 中充满着不确定性，直到过渡完成，新的秩序才会进入相对稳定的阶 段，为下一轮的自我超越积蓄力量。
咨诸中国历史，会发现其经历过三轮半大循环：
第一轮，是商周的封建社会的大循环；
第二轮，是由汉至唐的豪族社会的大循环；
第三轮，是由宋至晚清的古代平民社会的大循环；
进行中的第四轮，是由晚清开启的现代平民社会的大循环，它还在 循环进程中，仍未完结，所以其面向未来是开放的，有着多种可能性。
实际的历史过程不会如几何般精确地符合前述时间结构，精神的自 由本性也不会允许这样一种几何公式般的历史，这个时间结构只能是一 种总体框架性的勾勒，无法否认大量反例的存在。但反例并不会使得总 体结构归于无效，相反它更证明了结构的意义（包括反例自身也以结构 为基准而获得新的意义），因为结构是要为我们提供一种全新的理解图 景，帮助我们重新确立用以理解历史、建构自我意识的精神坐标系。
在这个时间结构当中再来梳理一番中国历史，便可获得一种全新的 理解。
在轴心时代，诸侯封建，无有大一统的政治压力，精神遂得以在中
原大地自由流淌，绽放出一系列伟大的普遍理想，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 是儒家、法家、道家。人性的欲望遵循着其自身的逻辑，诸侯争霸的野 心动力很快被吸附于法家，天下一统于秦，封建结束。法家诸国的基本 生存法则是，汲取他者资源以滋养自身；天下一统之后，再无他者可供 汲取，秦廷只能以黎民作为汲取对象，君主遂沦为对抗于天下的特殊存 在。故而汉代通过整合秦之制、楚之勇、齐之文，综合儒法，霸王道杂 之，而超越了秦，达成一普遍帝国。
中原帝国一统之际，北边原本处在无定型状态的草原地区，会倏然 崛起一草原帝国。中原帝国遂被还原为特殊存在，其需要自我超越成为 横跨中原—草原的普遍帝国。倘不能实现超越，则两边君主的野心会拖 垮帝国。汉武帝频频北击匈奴，为筹军费，征敛日重，中原小民不堪其 扰，寻求豪族庇护，豪族社会始兴。两汉去古未远，儒术犹重谶纬；豪 族在东汉《白虎通》当中获得精神自觉，升华而来的士族逐渐成为帝国 秩序的担纲者，其以谶纬之说约制君主的任性妄为。士族在东汉末年的 天灾人祸中很快异化堕落，激扬出魏晋风流，却也终致神州陆沉。五胡 一时大盛，经过诸胡政权的不断失败不断摸索，最终在北朝找到了整合 中原—草原的多元治理办法。游牧者主导帝国军事秩序，定居者主导帝 国的财富秩序；以前者作为普遍帝国的政治担纲者，以后者为普遍帝国 提供赖以凝聚的精神。此秩序一出，迅速外扩，终成为恢宏磅礴、气象
中原帝国一统之际，北边原本处在无定型状态的草原地区，会倏然 崛起一草原帝国。中原帝国遂被还原为特殊存在，其需要自我超越成为 横跨中原—草原的普遍帝国。倘不能实现超越，则两边君主的野心会拖 垮帝国。汉武帝频频北击匈奴，为筹军费，征敛日重，中原小民不堪其 扰，寻求豪族庇护，豪族社会始兴。两汉去古未远，儒术犹重谶纬；豪 族在东汉《白虎通》当中获得精神自觉，升华而来的士族逐渐成为帝国 秩序的担纲者，其以谶纬之说约制君主的任性妄为。士族在东汉末年的 天灾人祸中很快异化堕落，激扬出魏晋风流，却也终致神州陆沉。五胡 一时大盛，经过诸胡政权的不断失败不断摸索，最终在北朝找到了整合 中原—草原的多元治理办法。游牧者主导帝国军事秩序，定居者主导帝 国的财富秩序；以前者作为普遍帝国的政治担纲者，以后者为普遍帝国 提供赖以凝聚的精神。此秩序一出，迅速外扩，终成为恢宏磅礴、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