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秩序均衡的脆弱性
西晋末年主道昏庸，臣下无道，胡族四起，天下大乱，百姓南迁。
仓促间，皇族当中名望并不重的一支司马睿，在南渡士族的支持下，即 位于建康，是为东晋。
东晋皇权对于与士族合作的需求更高于西晋，乃至司马睿登基时极 力要拉着南渡士族领袖王导与其共坐御床，时谓“王与马，共天下”。南 渡的诸侨姓士族彼此之间达成了一种默契，拥戴权力有限的司马氏为共 主，作为士族对于权力分割的共识基础；但是诸侨姓士族本身并不足以 抵御北族南侵的压力，也不足以压制本地吴姓士族的挑战，还需要有南 奔的流民编成军队以为倚仗。田余庆先生对此总结为，“东晋一朝，皇 帝垂拱，士族当权，流民出力，门阀政治才能维持”[32]。田余庆先生进 一步区分了士族当中的高等士族和次等士族，前者是真正在朝廷中当权 的豪门大族，代表人物有琅琊王氏、谯国桓氏等五族；后者的代表人物 有杨诠期、刘裕等人，他们只能各自统领流民军所组成的西府兵和北府 兵，供高等士族驱驰；还有孙恩、卢循等人，不满于高等士族的把持朝 政，而结合民间淫祀的组织力量，掀起叛乱，最终为刘裕所平。
东晋一朝的格局是，高等士族与皇权共天下，次等士族与流民共军 力，这意味着帝国的政治重心与军事重心在人事意义上并不重合。这种 不重合与征服帝国的政治军事重心分离于经济重心不同，后者的皇权能 够有效统领军队，以此压制经济重心并形成帝国的外向性格；而东晋实 则内敛帝国，政治与军事重心的分离，只能是蕴含着内乱的种子。故而 东晋一朝的秩序均衡点过度地远离了集权秩序一侧，落在多重均衡当中 稳定性非常差的一个点上。不断地有权臣试图取司马氏而代之，而流民 军有苏峻之乱等事，也不让人放心，天下惶惶不安。
最终，次等士族刘裕率其北府兵，击败了在建康僭位改号的高等士 族桓玄，不久又取司马氏而代之，建立了刘宋，历史进入南朝。此时，
帝国在人事意义上的政治重心与军事重心终于合一了，皇权较之东晋获 得了伸张，均衡点开始向集权秩序一侧回摆。但是由于具有政治意义的 技术进步仍未出现，豪族的大庄园经济不是南朝皇帝所能克服得了的，
所以南朝诸帝国的中央财政仍然很有限，还是必须与豪门士族之间形成 均衡、合作关系。
南朝的政治稳定性也并未变好太多。盖司马氏虽得天下过于诡 诈，[33]但其正统性历经百年已为人默认，而南朝诸帝由于多系篡僭上 台，依照传统的儒家观念来看，其正统性有严重问题；这激励了无数野 心家的想象力，人人皆觊觎神器，这还仅是对内的一面。对外的一面，
北朝已逐渐稳定下来，并且开始有了咄咄逼人的态势；南朝武力不济，
却又不能在与北朝的竞争当中认输，因此必须强化自己作为正朔所在的 特性，坚持儒家的观念，可这又会放大自己正统性缺失的问题。这种两 难困境，导致皇朝处在严重的不稳定当中。
2. 文化的重构与传播
南朝的皇帝无法化解现实的困境，所以在纠结中开始寻求新的普遍 理想的支持，这在萧梁一朝表现得极为明显。一方面，梁武帝极度佞 佛，曾四次舍身同泰寺，最后一次舍身时，梁武帝召集僧俗举办大法 会，不再回到皇宫，并大赦和改元。大赦、改元意味着万象更新与民同 庆，梁武帝不以儒家礼仪来行此礼，却以佛教的仪式来做。[34]这实际 上意味着梁武帝力图以另一种普遍理想刷新自己的统治正当性，刷新梁 朝的政治意涵，冀图以此来克服掉自己篡权上台的正当性缺陷，以绝贼 子之心。
另一方面，梁武帝极为鼓励中原传统文化的发展，一时江南衣冠礼 乐文风大盛，涌现出《文心雕龙》《昭明太子文选》等一系列对后世影 响极为深远的作品与文集，甚至跨海影响到朝鲜、日本。因为南朝在军 事上的竞争败于北朝，所以其主战场转移到文化正统之争。以至当时天 下军力最强的东魏实际控制人高欢恨恨地说：“江东复有一吴老翁萧 衍，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35]
南朝文化一时成为东亚世界居主流地位的文化，大量向百济、日本
传播。其传播路线主要有三条，即直接从长江口到日本，由华南经台湾 沿琉球到日本，以及经由百济到日本。[36]于是，东亚地区的草原—中 原—海洋三重结构的世界，其历史开始呈现为一种总体联动性的发展。
即草原—中原关系，发展为秩序的生成线，其载体是起自长城沿线的北 朝；中原—海洋关系，则发展成为秩序的传播线，其载体是南朝。南朝 之所以能够有如此动力向外传播文化，正是因为北方的压力。
五胡乱华之际，大量中原士人被迫南逃避难，江南才得以发展起 来；嗣后北朝强大的军事压力，使得南朝不得不在海外进行文化竞争。
咨诸历史，可以发现，每一次北族的南侵过程，在中原带来血腥与混 乱，同时却也带来江南开发的深入化。中华帝国对于南方的统治正是在 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发展起来的。普遍理想并不必然钟爱其中原的发明 者，而是恍若“自私的基因”，只会选择最有利于让理想本身得以光大的 路径。中原涂炭，反令普遍理想得到更大的传播，历史便如此前行。
3. 朝廷与帝国的强弱之辨
侯家驹先生发现，在南北朝当中，无论南朝还是北朝，都是出身士 族者占官吏总数的比例越高的国家，其国势越强；越向后的朝代，士族 在官僚中所占的比例越低。[37]他推想这或许是由于当时的社会基础不 是个人，而是家族，所以这一比例越高，表示政府受到强宗大姓的支持 越多，以致基础越巩固。尤可进一步推知，出身士族的官僚所占比例越 多，意味着帝国越无须分散精力来对付国内的士族力量；相反，士族自 身所具备的组织资源，可以为帝国所用，其国势必然强大。但这也意味 着皇权越受制于士族，不得伸张；越向后的朝代，士族比例越低，意味 着皇权与寒族官僚结盟以抗士族，皇权的伸张越强。但这只是带来强朝 廷，却破坏了帝国内部的组织资源，导致弱帝国。
这种说法仍太过粗糙，仔细比对可以发现，“南北朝的历史，就是 文化士族与军功贵族的历史；南北朝的竞争，就是文化士族与军功贵族
的竞争”[38]。而贵族与官僚的结构性关系，在南北朝有着较大差别。南 朝的官员，品、秩不一定对应，这意味着南朝官僚的贵族属性更强，官 员的身份并不由其官品决定，而基于其文化士族的身份；北朝的官员，
品、秩一体化，这意味着皇权的力量较强，军功贵族已经走在官僚化转 型的路上。同样，江东的文化远胜北方，但其学校不如北方之盛，甚至 还在五胡十六国时，北方的学校就胜过东晋。[39]之所以江东文化更 盛，在于江东君主起自贵族支持，君弱而臣强，贵族是主要的治国者，
文化是贵族的身份识别标志之一，江东对官僚的需求较弱，不太需要国 家学校；之所以北方学校更盛，在于北朝君主起自武功，相对于江东而 言，属君强而臣弱，君主需要官僚治国，以压制军事贵族的独立性，故 而要建国家学校培养人才。北方的法制更胜江东，也是同样的原因。
因此，对于南朝的国家来说，其朝廷能力的强弱与国家能力的强 弱，差不多是零和关系，互为代价，根本原因在于整个国家的建制已经 贵族化，国家是作为贵族合作的非集权秩序存在，寒族很难获得发展的 机会；这种情况下，南朝在多重均衡当中所落入的就是一个稳定性很差 的点，并且凭其自身基本无法走出来。北朝的国家，相较于南朝而言，
其朝廷能力的强弱与国家能力的强弱，不是零和关系，有可能互相扶 助，并且两种能力的强弱与贵族—士族占据官僚的比例成正比，因为其 贵族制度逐渐走向建制化，国家是作为君主主导下的集权治理秩序存 在，军事贵族的组织资源可直接转化为国家机器所需的组织资源。最 终，南北朝最后时段并存的北周、北齐、陈这三国中，来自北方、士族 占据官僚当中比例更高的北周及其后继者隋，完成了天下一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