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东汉从中兴到瓦解
武帝之后，均衡点以更强的力度向自生秩序方向反弹，豪族越发势 大，小民投入豪族门下求庇，朝廷税基渐渐流失，西汉逐渐走到困境无 法自拔。王莽最终在众望所归当中受禅登基，力行托古改制，皇族刘歆 复以其谶纬之学为王莽的各种作为提供正当性。新莽一朝依照《周 礼》，宣布土地均属国有，名其为王田，不得自行买卖，奴婢亦不得私 自买卖，将盐铁、币制、山川林泽等收归国有，设五均六筦平抑物价，
力图以这一系列举措来抑制豪族。但这一系列政策的实际效果，不啻对 社会财富的一次大洗劫。
豪族不甘坐以待毙，遂奋起反抗。最后在出身南阳的豪族领袖刘秀 的带领下，推翻新莽，建立了东汉。刘秀的统治基础是这些豪族，所以 建立政权后并未脱离豪族的大本营以定都关中，而是定都在了洛阳，这 种选择符合当时的社会结构和权力分配结构。
看罢两汉，再考察后世隋唐帝都变化，可以说豪族社会下，帝国的 政治地理空间结构呈现为东西关系，两个焦点是长安与洛阳，会有主副 两条线索的呈现。其主线是，君主欲抗衡对自己有威胁的豪族，则与这 类豪族分处函谷关两边，西汉是据关中以制关东，隋炀、武周处关东以 远关中；副线是，君主与豪族合作，遂与豪族合流同守一处，东汉是守 关东，隋唐则是守关中。[22]一般来说，君主与豪族抗衡，会形成强朝 廷，君主与豪族合作，会形成弱朝廷；但帝国的强弱与否与朝廷的强弱 并无必然关联，帝国的强弱要基于更复杂的社会与历史结构才能获得解 释。[23]
东汉与西汉在一系列帝国战略上都有比较大的差异。西汉的政治、
军事重心在关中，经济重心在关东，两者并不重合。帝国内部存在着一 种张力，这种张力使得帝国有比较强的外向性格。而东汉的政治、军事 重心与经济重心大致重合，帝国的性格便比较内向，没有很强的扩张冲 动。比如，西汉对于西域的经营，是国家行为；东汉对于西域的经营，
更像是班超的个人行为。西汉北伐匈奴，是靠中原自己训练出来的骑
兵，奔突于大漠；东汉北伐匈奴，所用的军队，事实上以投奔汉朝而来 的南匈奴为主。南匈奴采用了巴菲尔德所说的“内部边疆战略”，一方面 对于北匈奴保持不败之地，一方面对于东汉始终保持战略选择自由。
东汉的这种内向性格，其根源在于豪族的强盛，他们使得帝国的集 权秩序受到极大制约，帝国本身的财政能力有限，同时帝国官僚体系又 在察举制当中被与豪族合流的士族所垄断，其对帝国的对外征战不会有 太多兴趣。因为豪族—士族知道，一方面，征战所需的财政费用会对豪 族本身构成压力；另一方面，对外征战并不简单地是一场战争，它同时 意味着国家内部一系列治理结构的调整以适合战争需要，这会导致皇权 变得强大。所以，他们都不会支持帝国的外向型取向。
倘若帝国的政治军事重心与经济重心不重合，则它更多地会是一个 征服帝国，君主带领附属于自己的力量，完成对于其他力量的征服，如 刘邦与其军功集团共同完成对其他力量的征服，之后又逐渐削平有反抗 能力的军功集团。君主以军力控制财富，就是控制富庶的经济地区，以 财富滋养军力，集权性的军事—财政制度是帝国治理的核心要素；这种 帝国同时会有更强的对外扩张的冲动与需求。如果帝国的政治军事重心 与经济重心大致重合，则它更多地会是个内敛帝国（姑且用这样一个有 些怪异的名字），君主联合有相当独立性的豪强力量，建立起一个整体 性的秩序，如刘秀与其他豪族联手，推翻王莽，实现国家结构与社会结 构的再匹配。君主与其盟友（亦即其统治基础）之间的合作关系是帝国 治理的核心要素。这种帝国会更加偏内敛，较少对外征战的冲动与需 求。因此，西汉定都关中，是皇帝权力相对强大的象征；东汉定都关 东，是豪族权力相对强大的象征。
由此，诸葛亮《出师表》所说的“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 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便可以获得解释。对于西 汉来说，甫一立国，刘邦的军功集团皆经历过战争考验的精英，自是贤 臣；到武帝时军功集团凋零已尽，社会上的豪族仍未形成势力，武帝可
以从民间拔擢异士茂才以为己所用，这些人没有强大的社会根基或豪强 背景，不会反过来对皇帝形成太强的制约，武帝尽可用之。因此，西汉 的皇帝显得比较亲贤臣。对于东汉来说，甫一立国，刘秀也有经历考验 的军功集团可用，也算贤臣，但这些人已经是累世豪族了；帝国承平日 久，豪族会更加发展，通过《白虎通》，儒家文化被建制化为帝国秩 序，豪族更加获得精神自觉而成为士族，这是一群有着深厚社会根基，
对皇帝有强大制约能力的人。官僚体系起于战国时期变法诸国，原本用 作君主的工具以便对抗传统贵族势力，汉武帝时期的官僚体系便深合此 道；随着士族逐渐掌握了官僚体系，它从君主的工具一变为对君主有更 强的体系化制约。
在这种情况下，皇帝若不想被士族所节制，只能努力扶植自己的内 臣或者说家臣的力量，所谓家臣便是外戚和宦官，这两种人尤其是宦官 的荣华富贵都依赖于君主的个人喜好，与其有私人性的关联，君主更加 信得过他们，以此来对抗士族所掌控的外廷力量。但是宦官与外戚的利 益并不重合，他们常有冲突，并且一旦一方被扶植起来经常还会反过来 劫持君主，所以东汉后期的诸多皇帝，交替地扶植宦官和外戚。士族面 对皇帝的对抗举措，会进一步强化自己以“天下为己任”之形象，试图通 过“天下”这一普遍性来压制皇帝的私人性，但这会反过来进一步强化皇 帝家臣之行为的非公共性质，他们便被还原为“小人”。历史上的呈现因 此必会是“亲小人，远贤臣”，至于贤臣是否真的贤，则是另一个问题 了。东汉的“党锢之祸”，也可在此结构下获得理解。党锢之祸中互相对 抗的，实际上不是宦官与士族，而是皇帝与士族，宦官只不过是皇帝私 人权力的某种延伸而已。
这样一种权力关系的冲突结构，是东汉社会结构所必然导致的，实 际上皇帝们若欲伸张自己的意志，也无从选择。因为皇权的制度性伸 张，以能够获得足够的中央财政为前提，并以此财政建立直属于皇权的 军队和官僚系统；但是在豪族兴起之后，中央的税基遭到严重侵蚀，皇 权无法进行制度性伸张，而只能以“亲小人”的非制度化方式，与豪族之
间进行权力争夺。
这种冲突过程会极大地败坏帝国的治理水准，适逢东汉末年小冰期 到来，连年天灾，民变四起。士族在朝堂上高谈阔论，民间的疾苦实则 无人能够应对。被儒家排斥为“淫祀”的各种民间信仰，构成自生秩序当 中的组织力量，犹如沉潜的地火，在不被朝堂注目的地方悄悄地完成了 对濒于崩溃的社会的组织。孕育多年之后，终于在连年天灾、皇帝被迫 屡次罪己之际，谶纬之说结合于民间淫祀爆发出来，黄巾军起而动摇天 下。朝廷无能为力，只能寄望于士族与地方豪强兴兵勤王，但豪强们各 怀鬼胎，逐鹿中原的诱惑迅即败坏人心。已无资格再担纲文明之道德理 想的大汉帝国冰消瓦解，天下大分裂的时代由此拉开序幕。
2. 庶族对抗士族、集权对抗反集权的绝望努力
乱世是比拼个人能力而非比拼家世的时代。“四世三公”的顶级豪族 袁绍，尽诛宦官，后又被个人能力超凡的曹操击败；刘备、孙氏家族也 完成类似曹操的功业，各自割据一方。曹操因其养祖父为宦官，不为士 族所认同，若欲成就霸业只能到士族以外去寻找自己的力量根基。他收 服了青州黄巾军，成为自己的武力根底，以此为基础最终击败了士族。
为了持续打压士族，曹操必须源源不断地从平民中拔擢人才，故曰“治 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士族的高贵家世在“月旦评”当中或有意义，
而乱世当中唯有事功才有价值，曹操以此打破士庶之分。实际上刘备及 其身后的诸葛亮与孙权也在各自割据之地做着非常类似的工作。
于此，庶族天然地是集权秩序的拥护者，士族则是反集权的力量。
曹刘孙的努力，相当于失衡帝国中集权秩序对抗反集权秩序（庶族对抗 士族）的最后努力。在技术变迁带来新的经济要素，从而形成新的财政 与军事组织方案之前，这种努力注定无法成功。所以曹操死后，曹丕篡 汉登基，其无乃父的卡里斯玛魅力，无法令青州兵听命以压制士族，甚 至青州兵险些哗变以致危及曹丕的权力。曹丕不得不接受陈群的建议，
行九品中正制，与士族联盟，为士族的回潮打开制度化的大门。但是对
于士族来说，毕竟曹家出身有瑕疵，且始终对士族有所警惕，并非适格 的皇族人选。最终士族的代表司马氏上台取代曹家。从汉武帝开始的豪 族社会最终全方位地将自己建制化为一个豪族帝国。
曹操虽然雄才大略，却也无法完全无视豪族。因为天下战乱日久，
曹操虽然雄才大略，却也无法完全无视豪族。因为天下战乱日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