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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將農村剩餘資本壓榨至其他部門，進行不均等徵集與分配的「內部殖民」
模式。
以1959 年為例，農村流出的米穀，國民政府將 50%挪為軍公教配給之用、
20%進行平抑米價、30%外銷 51（與日本交換廉價化肥）。在此種內部不均等發展 的情形下，農業部門日益萎縮，農村勞動人口流失以及社會關係產生巨大轉變，
農民更是淪為次等的文化群體。加上因為輕工業快速發展，社會階級迅速分化，
造成了台灣經濟奇蹟下，壓迫農民而造就新興中產階級，倫理學意義上的危機。
以致於1970 年代，所謂「鄉土文學時期」的農民文學作家們，在這種社會背景 下，開始望向了日漸衰頹的農村，寫下了關於農民種種且哀且怨的血淚紀實。
第三節、七零年代後農業部門的式微
2-3-1 農業政策轉型
七零年代初期，是台灣農村的分水嶺。基於農業部門的持續衰退，國家的農 業政策方向，由部門間的資源挪移，變成了「維持」農業生產水平的保護性措施。
1972 年，行政院長蔣經國提出「加速農村建設九大重要措施」。其中最重要 的，就是廢除「肥料換穀」制度、取消「教育捐」，卸下了農民二十多年來肩頭 上的重擔。1973 年，工業部門比例超越農業部門，蔣經國繼續頒佈《農業發展 條例》52，以促進農業生產效率為目標，鼓勵小農轉型為大規模的農企業經營模 式。另外，為了因應取消肥料換穀後，公糧收購短缺的問題，1974 年糧食局成 立30 億「糧食平準基金」，無限制保價收購稻穀，大幅提高稻農生產意願，於是 在1976 年創造出一年 371.3 萬公噸稻米生產紀錄，惟 1977 年後，政府決議改成 計劃收購，稻米產量於是下滑。1979 年推出「農民所得加強農村建設方案」，將 農地重劃、生產機械化訂為首要目標。
從種種的政策轉變來看，似乎顯示了國民政府已經注意到農村問題，開始「以 工業照顧農業」。但實際上，國府還是「有條件地」掌控著農村發展，一方面避 免農村衰敗帶來糧食危機與社會問題；一方面又不希望投注太多資源在農業部門、
將其他部門的既得利益重分配給農民。因此在國府端出眾多政策後，不公平的體 制仍然沒有消失，農業社會也持續崩解中。蕭國和指出：
從近十年中政府的農業政策內容而論，著實找不出有任何一項農業政策足以扭
51 謝國斌，（1998）《台灣農業政策與農民權力》：台大政治所碩士論文。頁 49。
52 《農業發展條例》號稱「二次土地改革」，重要內容有「設置農業發展基金」、「劃定農業專區」、
「委託經營不以租佃論」、「鼓勵擴大經營規模」，另外還有「提議」設置農民保險。參考自林柏 伶，（2010）《台灣農村發展與治理制度變遷之研究》：台北大學都市計畫所碩士論文。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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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轉台省農業經營生產中的困境。……從農貸政策、稻田轉作計畫、農民健康保 險的試辦等三項農業政策，其功能與農民所需要的差距是如此巨大，農業存在 的危機焉能挽救得了？53
蕭國和指稱的現象，以下列〔表3〕為證，可以瞭解到 1972 年之後的政策 轉型，並沒有為農業產值、農村人口、以及農民收益等各項農村指標帶來任何正 向發展。反而以將近三成到五成的速度下降。可見1972 年之前的農業政策已經 造成無可逆轉的破壞，而蔣經國的新政策也仍舊保留黨國資本主義下，地理空間 發展不均與資源榨取的特色，並沒有改善農業生產的體質。甚至以農業作為外交、
政治交易的籌碼。
〔表3〕1970 與 1980 年農業部門發展比較54
農業部門佔總部門比例 農戶數佔總戶數比例 農戶純農業收入 1970 36.7% 33.6% 48.7%
1980 19.5% 23.8% 26.4%
減幅 46% 29% 45%
總體而論，農村衰敗是「果」而不是「因」，70 年代農工部門的產值交叉成 長，並不是因為農業部門失去競爭力的「原因」，而是國家政策有意識的調控，
將農業部門的勞力擠壓到工業部門的「結果」。如果政府沒有刻意榨取農村剩餘 資本，工業勞動力也不會成長如此快速。換言之，台灣戰後是「計畫經濟」主導，
不存在「資本主義的自由市場」，所以與其說70 年代是「經濟轉型」，不如說是
「政策轉型」；與其說是工業投資擴大，不如說是農業資本挪移的結果。
2-3-2 國際政治角力下的犧牲籌碼
1971 年「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1972 年台日斷交，1978 年台美斷交，蔣 家政權接連遭遇重大的合法性挑戰。為了維持台美之間的親善關係，國民政府派 出採購團，赴美購買過剩農產品（請參考1-4-1 小節）。在美國廉價農產品傾銷台 灣的情形下，國民政府一方面「調整」稻田面積，一方面試圖改變國人飲食習慣，
希望可以藉由國內農產品市場的「退讓」，保持與美國的「友好」關係。1970 年 台灣農業貿易逆差達到6600 萬美元，1984 更達 17.億美元之譜 55。農產品進口 最大的後果，就是嚴重打擊台灣的稻農，吳音寧描述了一幕前景溫馨，但背景卻
53 蕭國和（1987），頁 49。
54 表格內容整理自：林柏伶（2010），頁碼 4-6 至 4-8。
55 吳田泉（1993），頁 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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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稻價低賤，稻農血本無歸的「鄉土劇」：
（一九六五年），省政府宣布島嶼的營養午餐，全面改為吃麵包……詩人，民眾 劇場工作者鍾喬，記起營養午餐剛開辦的時候，他在台中念小學，老師在講台 上教小朋友們如何吃麵包，「不可以把麵包整塊塞入嘴巴咬喔，」老師說，要用 手，斯文而有禮貌的、把麵包一片一片撕下來吃，「因為，美國人都這樣吃！56」 雖然稻米是台灣人的主食、雖然大部分農民都生產稻米，但基於台美友好關 係，美國政府「贈送」小麥供給台灣辦理「營養午餐計劃」，1954 年於 268 間國 小辦理麵食類營養午餐，自1966 年度共計供應 25 萬份小麥午餐。美國贈送小麥 目的是要改變台灣人的飲食習慣，進而打開後續更多的小麥、雜糧進口空間。從 結果論來看，美國的「善行」的確改變了台灣人的飲食習慣，從原本不吃飯就吃 不飽的習慣，改變成吃麵可以「改善營養，增進國民健康」觀念57。
過去國民政府處心積慮要收奪農村的米穀，但政策轉型之後，糧食產業已成 為棘手的社會安定問題，造成外交談判空間的掣肘，於是國民政府只能持續退讓，
以補貼、休耕、價格支持等方式安撫農民。雖然1978 年因為稻米增產，政府曾 經試圖推廣稻米外銷，但在美國的政治壓力下，1984 年國府簽訂了「中美食米 外銷協定」，限制台灣稻米外銷的數量及地區。同年推行「稻米生產與稻田轉作 六年計畫」，兩期共十二年，實行稻田轉作實物補貼58。更在1997 年為了因應 WTO入會削減補貼，實施「水旱田利用調整計畫」，進行整體水稻雜糧的減產、
休耕。這一系列的政策演進，顯示了國民政府在政策轉型之後，放棄發展糧食作 物的心態。
台灣除了稻米之外陸續，1980 年代陸續開放水果、菸葉等進口農產品，原 因在於美國以「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之名，強力要求台灣開放市場。
1979 年英國的首相柴契爾（Margaret Thatcher）59，及1981 年美國總統雷根（Ronald Reagan）執政。為了因應社會福利過高的支出，英美兩國皆放棄擴大政府供給的 凱因斯體系，回到古典經濟學所主張的（亞當斯密Adam Smith的《國富論》）：減 縮國家介入，鬆綁金融管制，市場機制交由「看不見的手」調控，並根據「比較
56 吳音寧《江湖在哪裡》，頁 110。
57 改變國民飲食習慣的過程，可以參考劉志偉，（2012）《美援年代的鳥事並不如煙》：台北，啟 動文化。其中一章〈吃麵讓你頭好壯壯〉有對麵食推廣做詳細描述。
58 參考自蔡培慧，（2009）《農業結構轉型下的農民分化》：台大生傳所博士論文。頁，55。每公 頃補貼1000 到 1500 公斤的稻穀。
59 經濟學上的新自由主義是 Neo-liberalism，和哲學上，約翰・羅爾斯（，《正義論》作者）提 倡的Newliberalism 不同。Neo 的含意有「復古」的意味，因此經濟學上的新自由主義有返回古 典經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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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原則進行國際間的「自由貿易」。並且在海耶克自由主義思想主導下，認 為國家控制經濟會造成集權及奴役（社會主義國家），因此在柏林圍牆倒塌之後，
嶄新的全球化的貿易體系快速發展。柴契爾打壓工會，出售國營企業，以「競爭 力」之名進行產業政策重整，造成了英國在戰後新的經濟成長，卻也帶來了極度 不平等的貧富差距問題。
台灣農業對於台灣的自由派經濟學者來說，在古典經濟學的「比較利益原則」
之下，已經是「沒有效率」的產業，因此在80 年代之後，台灣政府集中投資「高 科技產業」，以寬鬆的管制、廉價的水、電、土地及產學合作為配套，希望拉高 半導體、光電產業的競爭力，作為國際交換的籌碼。直到2002 年台灣正式加入 WTO，每年被迫向外國購買 14 萬公噸的稻米，且稻米必須供作內需，不得轉作 他用（約佔稻米年消費量的8%）。對於稻米的生產國而言，WTO 的入會條件「政 府必須放棄對稻米價格的直接補貼」猶可接受、轉圜，但強迫購買大量稻米，則 嚴重破壞了稻米的市場價格。由於擔心大量的進口稻米會導致量價崩盤，因此進 口米皆大量囤積在政府、民間的倉庫之中，卻也相對了減低了稻農的議價能力，
稻米縱使減產也難以提高價格；加上台灣稻米消費量逐漸降低，稻農存在的意義 已非1950 年代具有軍事及社會安全的穩定功能，變成了「聊備一格」的附屬他 者。
2-3-3 人文與水土的崩壞
1970 年代後，政府喊出「家庭即工廠」口號，提倡勞力密集的輕工業，希 望可以打破土地的空間限制，提高生產力。於是農村低廉且豐富的土地、勞動力 及環境成本，吸引高污染的小型加工廠進駐。許多資本家將廠房設置於農村以及 沿海地帶。農村吸收了其高無比的環境成本，工業盈餘卻從未回流農村。為了說 明農村十分嚴重的污染問題，本文以近二十年來不斷發生的「鎘污染」為例，來
1970 年代後，政府喊出「家庭即工廠」口號，提倡勞力密集的輕工業，希 望可以打破土地的空間限制，提高生產力。於是農村低廉且豐富的土地、勞動力 及環境成本，吸引高污染的小型加工廠進駐。許多資本家將廠房設置於農村以及 沿海地帶。農村吸收了其高無比的環境成本，工業盈餘卻從未回流農村。為了說 明農村十分嚴重的污染問題，本文以近二十年來不斷發生的「鎘污染」為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