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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就顯得十分重要35。1960 年代左右已有鍾鐵民及黃春明等作家開始書寫農民，
但直到1972 年吳晟書寫《吾鄉印象》，以一整本詩集來建構溪州美麗與哀愁，農 民文學的輪廓才逐漸清晰，開啟了70 年代晚期大量的農民文學誕生，農民憂傷 及憤怒的表情也越來越顯而易見。
第二節、騷動香瓜
宋澤萊於1975 任教於彰化福興國中，隔年入伍服役，教書至退伍這段期間，
他寫下了一系列的農民文學，包括《打牛湳村》（1978）、《糶穀日記》（1979）、《變 遷中的牛眺灣》（1979）等書，並於退伍後完成《蓬萊誌異》（1980）等作品。他 於自述〈從打牛湳村到蓬萊誌異〉36中簡述自己為何書寫與農村有關的文學：宋 澤萊原本對於鄉土文學並不了解，恰好在彰化教書的時候，認識了居在東海花園 的楊逵，他想要學習楊逵及日本時代前輩的精神，於是開始書寫一些現實主義的 文本，即「打牛湳村系列」及「糶穀」、「牛眺灣」等作品。退伍後，他先嘗試創 作浪漫主義風格，後來又嘗試創作自然主義作品，於是書寫了《蓬萊誌異》等作 品。
雖然宋澤萊在自述時將自己1980 年代前的作品切成寫實、浪漫、自然三種 風格，但取材和關懷大部分還是聚焦在鄉村，也等於是他用了三種說故事的方法 來描繪他所熟悉的人物風土。他的作品樸實中帶有一點近似《阿Q正傳》的「黑 色幽默」，並且開始為底層社會塗抹上煩悶、荒謬及憤怒等色彩，將平淡的農村 社會妝點得熱鬧滾滾，但也帶著騷動不安的焦躁情緒，宋澤萊自己形容為「卓別 林式諷刺」37。如以黃春明〈溺死一隻老貓〉、王禎和〈嫁妝一牛車〉此二篇文 本比較，宋澤萊的小說風格更為更為直白地指出農村的「異象」所在，充滿1979 年美麗島事件前後台灣社會的不安與躍動情緒。
4-2-1「農民文學」或「鄉土文學」
宋澤萊中篇小說〈糶穀日記〉以日記的形式，書寫打牛湳村的人物與故事，
近似於一本民族誌，卻又同時呈現出荒謬與嚴肅的眾生相。小說的前半部書寫是 典型的「鄉土文學」筆法，而後半部開始呈現村民的生產型態，受到不平等結構 的欺瞞與剝削，開始顯露出農民文學的特色，因此筆者有意以此文本來區分戰後
35 例如吳豐山此書：《今日的台灣農村》台北，自立晚報（1970）。
36 此文為《宋澤萊作品集》之序言，出自此書：宋澤萊，（1988）《宋澤萊作品集 1：打牛湳村 系列》：台北，前衛。
37 轉引戴春足，（2004）《七○、八○年代洪醒夫、林雙不、宋澤萊農民小說研究》：彰師大國文 學系碩士論文，引陳映真〈試評《打牛湳村》〉（《現代文學》復刊號第五期，1978 年 10 月 10 日，
頁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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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土文學」與「農民文學」之間學術角度上的詮釋差異：具有民族主義色彩的 鄉土文學和現實主義意涵的農民文學是截然不同的兩種概念。前者努力鋪陳地方 色彩、營造我群認同以召喚集體記憶；而後者強調底層人物在不平等政治框架下 的逆境行動。這也是本文所刻意強調農民文學現實性，並企圖避開鄉土空間理論 的主要理由。
如第一章所論，1976 年鄉土文學論戰在辯證過程中，充滿統獨、左右的歧 異性，只是隱而未發，直到1980 年代初期陳映真在《夏潮》打出中國民族文學 旗幟之後，鄉土文學詮釋權逐漸被本土派佔有，並將階級性代換成「回歸台灣性」
的象徵。而當代評論者如范銘如38、陳惠齡39亦確認鄉土文學的主軸是「地方感 的營造」，因此圍繞著空間理論，加深「地方感」裡隱藏的「台灣性」，進而創造 出「後鄉土」、「新鄉土」等新興文學詞彙。林巾力在其博士論文《鄉土的搜索：
台灣文場域中的「鄉土」論述研究》中如此結論：
整體來說，鄉土論戰雖是由鄉土回歸風潮所激起的一股巨浪，但論戰對於台灣 文學的影響遠不及鄉土回歸運動，應該說，是鄉土回歸風潮來自各個面向的運 動建構了關於「台灣」的各種想像40。
直截地說，此段中的「鄉土回歸」應是「台灣主體性回歸」之迂迴說法，亦 即回歸的鄉土是獨立的台灣，絕非遙遠記憶中的中國。司馬中原或朱西甯（《狂 風沙》或《鐵漿》）等人所書寫的「鄉土」，雖然也是地方感的營造、也充滿對於 故鄉的追憶、甚至具有「寫實主義」風格，但終究不屬於「台灣性」範疇，因此 被排除在當代評論者的鄉土文學之外。林巾力更直言：
七〇年代到了後期，台灣文學史的輪廓業已鮮明，眾人在掘寶礦似的歷史挖深 中與「自我」相遇，並為下一個歷史轉折埋下伏筆，於是，在如此的過程當中，
我們又再度地看見了歷史的似曾相識，也就是，那個以「鄉土」之名召喚出「台 灣」實質內涵的驅力41。
雖然林巾力以台灣民族意識作結，但他卻無法處理1970 年代農村處於內部 殖民狀態的遺緒，以及尉天驄、王拓對於「現實主義」的呼籲。亦即如林巾力所 言「召喚台灣」的鄉土文學只有「回歸」，並沒有「現實」。打牛湳村的村民不是 因為地方空間被破壞，而是現實的生存空間被壓縮才感覺悲傷憤怒，並且這些農
38 范銘如，（2008）《文學地理：台灣小說的空間閱讀》：台北，麥田。
39 陳惠齡，（2010）《鄉土性、本土化、在地感：台灣新鄉土小說書寫風貌》：台北，萬卷樓。
40 林巾力，（2008）《鄉土的搜索：台灣文場域中的「鄉土」論述研究》：成大台文所博士論文。
頁339。
41《鄉土的搜索：台灣文場域中的「鄉土」論述研究》，頁 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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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不見得會因為抵抗而意識到自我主體性42。總言之，假若台灣民族主義的意識 型態（鄉土性），沒有辦法先處理底層人民受迫害的階級問題，那末，就會不斷 重複1920 年代末期文協所面對的，階級與民族主義孰先孰後難題。筆者認為，
鄉土文學並不能妥善解決農村內部殖民的情境，也說不出農民們在1960 年代就 遭遇無關乎民族認同而是階級壓迫問題。假若我們不能找到更貼近農民的角度來 詮釋文本，光是建構空間論述只會將我們和現實農村的距離越拉越遙遠。
因此筆者在分析〈糶穀日記〉文本時，發現與上述相同的困境，宋澤萊將農 村人物過度誇張化，例如他在〈花鼠仔立志的故事〉把花鼠仔導演成阿Q 一般，
到處插科說諢的打醬油角色，不知從什麼脈絡中冒出來，像鄉土連續劇裡的甘草 人物。〈糶穀日記〉前半部也有如此鄉野奇譚的肥皂劇味道，開頭以打牛湳村為 展演空間，鋪陳村中許多擁有特殊性格的角色。例如一出場就和妻子闊嘴鴦打架，
專門牽豬哥的萬福仔、理髮店的林鐸、胡亂跳童的花鼠仙、堅持不分家的大家長 李鐵道等等。如同宋澤萊在「五月十一日」這一天的日記寫下關於打牛湳村的一 些小插曲：
昨晚因雨落得較大，打年湳村外的一幢外地人建造的雞舍就進了水，早晨起來，
村裡的七姆八嬸都在大道公廟下買著一隻十塊錢殺好的雞。
闊嘴鴦仔從醫院裡回來了，臉色皙白，身上貼滿了藥膏，她逢人就罵著萬福仔 的惡心敗行，要打牛湳支持她來控告萬福仔，像競選時候選人在拉票伊般。
打牛湳的人算準落雨的晚上，巡警不會到村子來，所以公然地在理髮店樓頂上 賭通宵，還開酒席，一年來從未有這樣快樂過43。
這是一段非常精彩的農村影像片花：貪小便宜的村婦、吵架的刻薄夫婦、聚 賭的酒肉村民，作家以生花妙筆將打牛湳村描繪成是個充滿小奸小惡、小恩小愛 的平凡村莊，或許這是外界認為的鄉土本色，王哥柳哥、阿三哥大嬸婆的快樂舞 台（吧）。但現實上是，隨著第一季稻穀收割季節來臨，陰暗烏雲逐漸籠罩在打 牛湳村和農民的臉上，小說的後半段，宋澤萊的口吻也越來越嚴肅，從甘草的鄉 土人物轉向現實主義的沉悶表情。
4-2-2 糶穀：一場騙局
42 弔詭的是，台灣當代選舉現象，底層人民不見得會支持反對黨，反而花東原住民、桃竹苗的 客家族群習慣將選票投給代表既得利益階級的國民黨。除了資訊上的不對稱之外，和民進黨所操 演的台灣民族認同也有關係，民進黨可以獲得多數本土菁英的認同，卻無法獲得更廣大的底層人 民的信任。因此就算70 年代農村凋蔽問題嚴重，農民也不見得會因為被盤商剝削就將選票投給 黨外人士，台灣的確存在有階級和民族主義語言的差異問題。
43 節錄自宋澤萊，（1988）《宋澤萊作品集 1：打牛湳村系列》：台北，前衛。頁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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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返鄉務農的女青年林鳳尾，他和丈夫因為不景氣的關係，從城市回到 打牛湳來種稻米。原先眾人都覺得林鳳尾的稻子很有希望，但發現收割下來的稻 米，因為雨季太長影響授粉，經過「風鼓」過後只剩下六成44，眾人開始惶惶不 安。加上今年村裡稻米品質最好的秋霜嫂，販仔只願給她四百八的價格（每百斤）， 農村於是一片黯然之色：
四百八啊！四百八啊！
大家都呼喊著，連已枯死的大道公廟裡那兩棵木瓜樹都抖動了。45
過不久，縣長偕同農業專家一起來到打牛湳村，訪視水患過後農民的災情。
在公聽會上，有人建言要增加稻穀收購量、減少大小麥進口、鼓勵餘糧輸出。不 過此值1978 年，中美斷交前夕（《糶米日記》出版於 1979 年），國民政府忙著用 穀物進口和美國談條件，曾派出「赴美特別採購團」，向美國購買2.7 億美元的 農產品，以確保「中華民國」的國際地位。農民的心聲恰好和政策走向背道而馳，
最後公聽會亂成一團，有人建議縣政府撥款補助，但官員支吾半天無話可說：
「這……這……」
「伊娘咧！」新團仔又說：「要賦穀時就得我們乖乖一車車地運到農會去，硬度
「伊娘咧！」新團仔又說：「要賦穀時就得我們乖乖一車車地運到農會去，硬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