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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農村政治經濟背景
第一節、帝國殖民經濟的建立
2-1-1 清末台灣經濟型態
台灣由於國際貿易區位、地形、氣候等等地理因素，很早就發展出農業商品 經濟。1870 年左右，嘉南平原之蔗糖、北部山區之樟腦與茶葉等經濟作物，即 以出口貿易為生產目的。
出口貿易提供大量工作機會。林滿紅在《茶、糖、樟腦業與台灣社會經濟變 遷（1860-1895）》1一書裡分析試算出，台灣糖業從業人口（農民加上後端加工 工人）在日本殖民統治初期（1903 年）是 15 萬人；茶葉從業人工約在 30 萬人 左右；樟腦較少，為1.3 萬人左右。而 1905 年台灣總人口為 305 萬人2，筆者推 估可工作人口約莫在150 萬到 200 萬人之間。可見當時茶、糖、樟腦三大出口貿 易產業，提供了將近四分之一的就業機會，使得台灣在平原土地開發飽和之後，
人口還得以繼續增長。
惟遺憾之處，在於台灣貿易出超之利潤，竟多流向洋商販賣之鴉片。根據林 滿紅引用數據，1868 年 1881 年，鴉片佔台灣進口總值的 60%至 80%，也就是說，
將近八成的盈餘，是用來購買造成社會問題之「嗜好品」，而非增進效率之生產 資材。於是台灣雖在19 世紀末，即有近四分之一的產業與國際貿易聯結，並帶 來大量出超利潤，但可惜無法轉換為促進農工業發展之資材，錯失資本積累之有 利條件3。
在日本殖民統治前夕，台灣還是以小佃農為主的傳統型農業社會。根據涂照 彥的說法：
（清領時期）台灣商品貨幣經濟的進展和發達，並未成為促進資本主義化的因 素。那是因為，台灣為適應商品經濟的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將舊有土地所有關 係及經濟結構加以改變，但結果還是推動了台灣特有的、落後社會經濟關係的
1 參考：林滿紅，（1997）《茶、糖、樟腦業與台灣社會經濟變遷（1860-1895）》：台北，聯經。
2 轉引林滿紅引連雅堂，其《台灣通史》推估清末台灣已有 320 萬人口（林滿紅，1997。頁 152）。
惟待1905 年日本實施第一次人口普查後，方得出總人口之精確數據。
3 林滿紅指出，相對於清末台灣，大量出超，資本卻未能積累之狀況，19 世紀末的瑞典即以木 材出口換取工業資材，建立起初步的工業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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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形成4。
換言之，在清末土地買賣與出口貿易的市場機制下，台灣農村雖然已經具有 部分規模的商品經濟模式，但資本無法積累、生產方式並未改善，且「地主、佃 農」的地權關係仍然存續，緊密影響農業生產。此時商品經濟雖已活絡，但距離 資本主義的經濟型態仍有一段距離，台灣社會普遍還是貧窮的佃農居多5。
2-1-2 帝國主義下的資本積累
1895 年日本帝國統治台灣後，最先推動的基礎建設，就是整理土地所有權，
釐清納稅的義務，並推行國家資本主義的基礎建設。矢內原忠雄提到，在日本殖 民台灣之初所面臨最嚴重的問題，就是超額的財政負擔，故存在所謂「可以一億 圓將台灣賣給中國或外國」的論調6。但當時日本為了向西方列強展現自身早已 具備殖民帝國的能力，於是不顧效益成本，堅持保留台灣此一殖民地。
但日本帝國首先面對的問題是：台灣舊有的土地制度下，產權責任不清楚，
許多的地主、豪族有不必納稅的隱田，並不方便統治者聚斂資本（之前唯一清查 土地稅賦的統治者，就是亟欲募集財源的劉銘傳，但沒有完成），再加上錯綜複 雜的漢人地方社會，國家力量難以介入。因此以總督府的觀點看來，若要剝削台 灣的農村資源，非得要整理地佃關係，清查並集中土地不可。
另外，總督府看見了台灣糖業以及林業貿易出口的潛力，於是進行大規模的 土地集中化政策，以方便大規模開發生產。至1925 年為止，總督府在農地集中 化的成果如下：
各新式製糖會社的支配土地，所有地為7,8601 甲，佃權取得地 2,5237 甲，共 10,3838 甲，佔台灣耕地總面積的八分之一強。……屬於日本人支配的土地，已 有12,0000 甲，為全耕地面積的百分之十五7。
日本政府聲稱土地集中化是「政府不干涉的自由買賣」，但還是會透過警察 及保甲制度，威脅利誘農民交出所有權。楊逵在〈送報伕〉一文中，將會社收購
4 涂照彥，頁 26。（括號文字為筆者所加）
5 清末無法取得詳細地主／佃農比例資料，而日本在 1921 年，進行租佃關係普查，方統計出自 耕與佃耕的農田比例：1921 年，自耕與佃耕地比例約為 41：58。往後普查，佃耕地比例逐年下 降，至1949 年為 41%。（參考自吳田泉（1993），《台灣農業史》：台北，自立晚報。）而吳田泉 也引用羅明哲（1977）〈台灣土地所有權變遷之研究〉指出：台灣地主地位從日本統治以來有弱 化傾向。
6 矢內原忠雄（2003），頁 8。
7 矢內原忠雄（2003），頁 29。一甲大約等於一公頃，十分為一甲，300 坪為一分，一坪 為三平方公尺。日本統治台灣方才30 年，即聚斂了如此廣大的土地，使人不甚訝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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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的過程描述地十分清楚。在殖民的專政體制之下，農民被迫在契約上蓋章，
不同意的人，就會被警察叫去官廳「問話」。最終農民還要回過頭來向會社租田，
成為被貸款、租金綁住的農民工。或者亦如〈送報伕〉主角一般，因為農民淪為 無產階級，只好到城市工作換取溫飽，卻成為了資本家的生產工具，在城市裡受 到層層剝削。
林野地的集中化程度更甚於農地，由於舊時台灣林野並未歸管納冊，山林的 業的主權多是「自由心證」，森林沒有地主，或是產權不清，於是任何人都可進 山取用自然資源，近似於公共財概念。而總督府巧妙地將這類土地訂為「官有地」， 畫出5,6961 甲民有地，加上高達 91,6775 甲地的官有地。縱使農民可以繼續在官 有林地上，進行「心照不宣」的採集活動，但總督府和與農民舊有的「緣故關係」
概念並不相同，於是1912 年總督府將現今竹山、斗六與嘉義一帶的 1,5000 甲官 有林地交予三菱製紙會社設廠時，與當地賴竹林維生的農民產生了激烈衝突，爆 發「林圯埔事件」。
日本帝國初步完成了土地的集中化之後。總督府為了更進一步地加速資本積 累，成立了台灣銀行，提供財團大量日本國內資本。矢內原忠雄對其描述如下：
日本資本是隨日本國旗而來台灣，驅逐外國資本，造成自己的勢力：依賴日本 國內的投資與本島人資本的動員，發展資本家的企業，終於形成帝國的即地方 的獨佔，使台灣事業界的一切，都掌握在日本人大資本家的支配之下8。 簡而言之，總督府先驅逐外國資本，再以台灣銀行大量的融資、補貼與關稅 保護政策，扶植了三菱、三井、藤山、鈴木等少數財團，造成不僅糖業（前三者 佔了台灣糖業資本的四分之三），台灣其他產業都由特定財團寡佔的現象。
舉例而言，台灣銀行除了提供總督府資本（購買總督府公債），還要充當殖 民地資本積累的大水庫。台灣銀行的使命就是「伸張國運、發揚國威」，因而在 此之下，台灣銀行曾經過渡放款給鈴木商店，當世界性的經濟大恐慌發生之後，
台銀被鈴木商店倒了將近三億的帳目。而這筆錢最後還是由日本政府出面攤還
（但損及利益最深的，還是繳稅的國民）。總督府給予嘉南大圳組合的補助，全 數也才四千八百萬圓，台灣銀行竟然肯為鈴木商店放款三億圓，這並非表示鈴木 信用十分雄厚，而是代表日本大資本家和帝國的利益是相連的，殖民地的建設就 是一連串資本集中化的過程。
2-1-3 蔗農哀歌
日本透過土地及資本集中化，完成最初階的資本積累。但以糖業為代表的台
8 矢內原忠雄（2003），頁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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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殖民產業並不成熟，日本資本家也尚未站穩腳跟。於是總督府開始推行新式糖 廠的計畫。首先以補貼新式糖廠、合併改良糖廓、原料採集區內禁止設立舊式糖 廓等方式，搶奪蔗農及地主的生產工具。1905 年制訂的原料採集區制度，更使 得甘蔗的市場機制消失，蔗農失去議價能力，變成依附於資本家貸款與佃耕契約 的無產勞動者。1926 年的二林事件，即是因為二林的蔗農不滿當地林本源製糖 會社的收購價，比鄰近的明治製糖會社低，卻又必須依照契約賣給林本源製糖的 關係，於是爆發了與警察、會社工人之間的衝突。
根據柯志明指出，台灣不若東南亞及拉美的情形，殖民者得以將土地全數集 中化，經營大型粗放農場並雇用廉價勞動力9。台灣總督府的土地集中化有其限 制，此問題就出在：（一）台灣農民固有佃耕關係、土地意識，使得推動土地集 中化時，總督府與資本家受到很大的阻礙。（二）根據Chayanov的「家庭式農場」
理論，台灣農村以家庭為勞動單位，家庭內勞動力是無償付出的，具有「自我剝 削」以便壓低勞動成本的優勢。於是會社樂於和農民簽訂甘蔗契作，並藉由政府 的保護政策（原料採集區制、進口關稅），賺取甘蔗原料到蔗糖成品之間的差價。
台灣糖業帝國的新式工廠也因而從1902 的每年生產 350 英噸蔗糖，增產到 1926 年的3,5206 英噸。
至於農民無法在稻米和甘蔗間比價取捨，是因為會社切斷了原料甘蔗與成品 蔗糖的價格關連，縱使國際糖價走高，甘蔗收購價仍然偏低，維持與米價同樣水 準。於是雖然「米糖相剋」，但「米蔗」卻是相連。但若是米價走高，例如1924 年蓬萊米種的引進導致米價上揚，則以「補助金」的方式提高蔗農種蔗意願。
更精確來分析，若土地掌握在農民手中，農民是否可依市場價格，決定種經 濟作物的甘蔗還是糧食作物的稻米？其一，甘蔗生長期至少一年半，這期間內農 民除了用小片土地間種蔬菜，沒有其他收入。因此需要和會社貸款以維持家計。
更精確來分析，若土地掌握在農民手中，農民是否可依市場價格，決定種經 濟作物的甘蔗還是糧食作物的稻米？其一，甘蔗生長期至少一年半，這期間內農 民除了用小片土地間種蔬菜，沒有其他收入。因此需要和會社貸款以維持家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