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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的威權體制，會在任何時候以合法、符合「經濟效益」的面貌出現，成為社會 分配不均的共犯，最重要的，還是關注在這種傾斜的社會階級持續分化的結構，
找出秦得參之所以落入底層社會的原因。最後，雖然〈一桿秤仔〉是殖民者欺壓 被殖民者的族群問題，但追根究底，本地的地主卻是共犯之一，因此我們也不能 單純將此文當成反帝國主義的文本看待，而是既得利益者與被壓迫者之間的衝 突。
可另外說明的，這一篇〈一桿秤仔〉，或許足以解釋本篇論文定義為「農民 文學」，而非「農村文學」的原因。本文所關注的，是整體結構與單體農民交會 的文學文本中，可以分析、批評進而理解的社會現象。比方說〈一桿秤仔〉這個 故事表面上是在小鎮上發生的，而主角也是個「盤商」，應該和農村、農民都沒 有關係。但事實上賴和所談的〈一桿秤仔〉只是一種過程加上一個概念：過程是 台灣農民從「自主」走向「無產」，進而在城市裡受到欺壓的過程，也就是說，
空間場景的轉換只是過程，真正的重點「概念」是農民的權力與尊嚴從土地上被 抽離，農民一詞被置換為邊緣瘦弱的他者。即如秦得參在故事終末所說：
「人不像個人，畜生，誰願意做。這是什麼世間？活著倒不若死了快樂。7」
職此筆者認為，農民文學「理論上」應強調農村作為一種空間的意義生產來 源，但事實上，這些生產出的符號並不是要解釋這個空間，而是要回應「人」的 處境、表達人的價值在體制下如何逐漸生長或毀壞。〈一桿秤仔〉背景雖然並非 田園，也非水牛與稻田的農村書寫，卻是一篇典型關於農民處境的現實主義作品。
這也是本文在農民與非農民的流動身份間、農村與非農村的地理移動間，所要闢 清並強調的旨要：唯有回到社會背景與人互動的故事本身，小農命運及其結構壓 迫，或許才能理解作者所意圖搭建的人道居所。
第一節、 1960 年代以前的農民文學
3-1-1 知識份子書寫的難題
平行於政治經濟的巨大變化，文學界也出現改革之聲。1920 年，《台灣青年》
在東京創刊，雜誌肩負殖民地啟蒙的任務，創刊號陳炘即以〈文學與職務〉一文 來勉勵台人以白話文創作，投出了台灣新文學第一顆問路之石。張我軍更進一步 在1924 年引燃戰火，於《台灣民報》刊登〈至台灣青年的一封信〉與〈糟糕的 台灣文學界〉等數篇，抨擊古典詩文作家只知吟詩結社，不知新現實、新理想的 世界潮流。於是關心社會現實的知識份子，開始嘗試以淺顯的白話文來創作，書 寫具有人道主義關懷的小說。
7 《賴和全集（一）・小說卷》，頁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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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和為此時期代表，他著作許多白話文學，皆與社會現實有關，除了〈一桿 秤仔〉及後論的〈豐作〉之外，也創作了歌詩〈種田人〉（未刊稿）、〈覺悟下的 犧牲（寄二林的同志）〉（1925）、〈流離曲 8〉（1930）、〈新樂府〉（1930）、〈農民 謠〉（1931）、〈冬到新穀收〉（1932）等等，但因文本眾多，故取其〈豐作〉論。
賴和〈豐作〉於1932 年《台灣新民報》上刊登，講述一位蔗農，因為深信會社 及專家的說法，認為自己不但可以豐收，而且可以獲得一筆獎勵金。但收成後運 甘蔗去會社過磅，發現不但收成不如預期（或磅秤上數字不如預期），結果結算 之後反而發現一整年下來幾乎做了白工。
在這篇文章裡面賴和以反面的手法，「觀看」農民對於製糖會社壓迫的態度。
例如當農民代表和會社交涉失敗時，有農民當場說出：
「講起來攏是組合的人不好，都無奈人何，偏要出來弄鬼。險惹出事來，像二 林那一年，不知害著多少人。」欠訓練的民眾，尤其是無理解的農民，講話卻 似乎真有情理9。
賴和描述農民的方式，似乎透露出對於農民「無理解」的態度有些失望。再 以「三個大人二十七斤」這個典型會社偷斤減兩的例子來看：
兩個甘蔗委員，和一個警察大人，便同時立到磅台上去，警察大人看到所量的 結果，自己也好笑起來，三個人共得二十七斤。……各個蔗農所談論的一樣是 今年的甘蔗，怎會這樣無重量的問題，講個人雖然都曉得講，卻無一個人要去 根究牠無重量的原因10。
各個蔗農並沒有關心到底磅秤為何出了差錯，甚至只是抱怨著換了磅秤之後 要重新排隊這一事實。感覺上，農民實在目光短淺，連眼前如此嚴重的壓迫都感 受不到，甚至就主角添福而言，還一直幻想著自己可以販售到極好的價錢，「他 是極信著會社」，賴和如此描述。對照稍後添福察覺自己受騙上當後的「伊娘咧！
會社搶人！」，誇張的反差中充滿辛酸與諷刺，也表現出賴和心中對於盲目大眾 的無奈之情。
這顯示出台灣農民文學一道十分難解的命題：「農民文學作家並非農民，他 們如何得知農民的處境、心情，又如何去講述農民的生命故事呢？」
我們必須承認作家（知識份子）與農民（大眾）間存在有寬深的鴻溝：賴和
8 〈流離曲〉講述的背景是總督府為了節省開支，將「國有地」分給退職官吏的事件。可參考本 文「2-1-2 帝國主義下的資本積累」中關於林野地收回的歷史脈絡。
9 《賴和全集（一）・小說卷》，頁 176。
10《賴和全集（一）・小說卷》，頁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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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醫生，他擁有穩定且合理的收入，也有充分的學識，得以讓他吸收資訊，或在 報紙上投書發聲；然而蔗農一年一獲，大半時間都在和天氣與會社制度對賭，收 入不穩定，職業替代性很高，也沒有其他社會資本可以利用，資訊來源更是封閉。
在這種情形下，要求蔗農理解整體壓迫結構，並且冒著受罰的風險（可能事關全 家大小的未來生計），對制度提出異議，似乎是一件過於浪漫的想像11。簡而言 之，賴和與農民的生存心態天差地遠，於是產生了這種相互「無理解」的兩種情 緒。
更何況，〈豐作〉是刊登在《台灣新民報》上，所有讀者幾乎都是知識份子。
農民似乎不可能主動每個月花幾圓的寄金訂閱報紙，糖廠更不可能提供《新民報》
給農民看。因此賴和訴求的對象也並非農民，而是和他一樣具有啟蒙意識的知識 份子，於是農民文學成為了一種啟蒙與啟蒙之間，充滿高度自我意識的對話話語，
企圖建立起屬於「我群」的認同與價值觀，進而聯絡溝通所謂的「反殖民」精神。
在此意識下，農民文學最大的目的並非再現或者藝術本身，而是提醒知識份子彼 此：對於認識「他者」的處境應具有敏銳度以及深刻的同情心。這不單只是賴和 的難題，也並非日本時代知識份子才有的困境，而是整體台灣農民文學的基礎調 性，無論戰前賴和、楊逵，戰後黃春明、宋澤萊皆是如此。雖然作家們希望能站 在農民的主體性格書寫，但無論如何，主客觀的本質差異是無法被填補的。
總之，農民文學是一道十分主觀的知識份子習題，為了認識農民、溝通彼此，
知識份子必須採用寫實且同情的筆調書寫。但事實上，在書寫內容所出現的農村 環境，並不等同於真實農民自身所理解的農村環境，而是帶有激情化、浪漫化以 及自我認同下的種種想像。在這習題之中，知識份子著眼的是如何將農民他者帶 進；至於真實農民思考的，還是如何餵飽他的家人，以及安置妥當以自身社會關 係作為半徑的生命網路，這是最實際，也是最嚴肅的生存課題12。
3-1-2 農民文學及裸命
楊守愚（1905-1959）二十幾歲時曾加入屬於無政府主義的「台灣黑色青年 聯盟」，他的作品也有著人道主義與社會現實的關懷。其中〈凶年不免於死亡〉
11 縱使是成功領導農民運動的中國共產黨，其領導人幾乎都是知識份子。毛澤東尤其擅長以「階 級仇恨」來煽動農民情緒。這並非是農民本身的被動、保守性格所致，而是知識份子和農民的生 存心態本來就不同，如要共同發動一場革命，或許最終還是「各取所需」的合作關係。除非知識 份子脫離自身社會環境，以他者的生存方式來重新建構世界觀，比方下鄉勞改等等。
12 不過，農民有無辦法跳脫思考限制，成為普世關懷型的職業農夫呢？筆者認為在整體農業環 境改善，社會對於「農民」的歧視消失後，農民應會出現許多普世型的社會工作者。事實上，農 民如果收入提升之後，加上傳播媒介的流通，其參與社會的意願也會大幅上升。近年陸續出現的，
以友善農法耕種的農民，他們在滿足自身生活條件之後，也試圖逐步擴大自己對整體社會的理解。
比方彰化縣溪州鄉的鄉立托兒所，與農民合作的「在地營養午餐」計劃廣受好評，而農民擴展的 關懷，是計劃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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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 年創作）這篇小說，描述一位貧農叫做至貧，因為流年不利，稻子全染 上了「稻熱病」死亡，至貧付不出高額的地租，加上地主和官差又嚴厲相逼，到 最後沒辦法，只好賣掉自己的女兒來清償債務。楊守愚用《孟子》〈梁惠王上第 七章〉中一段「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為題來諷刺時政。
〈移溪〉（1936）也是相同的凶年情節，故事主角農民阿得的稻田被一場大 水沖壞了，他去向地主請求減免地租失敗，只好賣掉家產僅剩的一頭牛。而村民 們向水利組合申訴，也得不到正面回應。最後村民們只好舉行一場法會，希望請 神明來幫助村民「移溪」，結果就在法會進行時，村民們被溪水沖走，阿得也因 此淹沒在溪水中。
楊守愚在〈誰害了她〉（1929）中，描述一位父親在工廠工作時，因過勞疲 憊不慎弄斷了腳，只好讓女兒到農場工作。但農場的工頭不斷騷擾女孩，使得女
楊守愚在〈誰害了她〉（1929）中，描述一位父親在工廠工作時，因過勞疲 憊不慎弄斷了腳，只好讓女兒到農場工作。但農場的工頭不斷騷擾女孩，使得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