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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後半部〈從雨中的北源部落歸來─訪問「叢林人」李光輝的家屬與老友〉的 作者林佛兒本身是有名的作家；《叢林掙扎三十年》曾在《中國時報》連載，並 獲得不錯的迴響；182《劫後餘生》後半部的評論人都是當時各領域的一時之選；
林白出版社跟華欣文化都是知名的出版社；媒體曾刊載將軍出版社與華欣出版社 出版中村輝夫傳記的消息。183
除了這四本「傳記」外，《自立晚報》也曾在 1975 年 1 月 4 日到到 1 月 26 日之間，以「傳記」的形式連載〈叢林掙扎三十年〉，副標題為「一等兵李光輝 的故事」或「山胞李光輝的故事」。除了 1 月 12 日外，每天皆刊載一篇中村輝夫 的「傳記」。主筆是《自立晚報》記者杜文靖與林森鴻。184由此，我們可以看到，
幾乎各報都投入記者與版面在書寫與報導中村輝夫的一生。
從這幾點來看，這些「傳記」有著一定的知名度、閱讀群眾跟影響力。那麼，
進一步的問題是，這些「傳記」體現與傳播了何種台籍日本兵的集體記憶？這些 敘事又「喚醒」了哪些集體記憶？這即是下節的主題。
三、文化政策、歷史書寫與 1970 年代的台籍日本兵集體記憶
前兩節回顧了 1974 年底到 1975 年初之間大量湧現的中村輝夫新聞以及隨之 而來的四本「傳記」。對我而言，回顧這些新聞與「傳記」的意義在於，它們在 體現 1970 年代台籍日本兵集體記憶的同時，也再次建構並傳播了新的台籍日本 兵集體記憶。同時，這些台籍日本兵集體記憶也「喚醒」了不同族群與世代的集 體記憶。
在進入台籍日本兵集體記憶的探討之前，我想先回顧戰後台灣在文化政策與 歷史書寫上，與日本跟日本統治時期相關的部份，這些是 1970 年代台籍日本兵 集體記憶的重要背景。
在文化政策的部分，我們可以從《宣傳週報》略窺此時期的相關文化政策。
《宣傳週報》是「國民黨中央第四組的機關刊物」，也因而十足能代表黨的立場。
185此時期相關的文化政策有兩種，分別為日本痕跡的消除以及反奴化教育的推廣。
在當時，日本痕跡的消除可以說是橫跨了日常生活中的各種面向。當時相當注重 各種日據「遺毒」的消除，從日常生活中的稱謂、建築物、日本文字、歌曲等等，
182 周盛淵的〈叢林掙扎三十年〉於 1 月 2 日到 1 月 9 日連載於《中國時報》第 3 版；林佛兒的
〈從雨中的北源部落歸來──訪問「叢林人」李光輝的家屬與老友〉則於於 1 月 12 日到 1 月 17 日連載於《中國時報》，版次不定，照日期分別在 18、14、18、18、18、17 版。
183〈有人高價收買 李光輝回憶錄〉，《中國時報》，1975 年 1 月 3 日，第 5 版；〈將軍出版社願出 百萬 購買李光輝回憶錄〉，《自立晚報》，1975 年 1 月 2 日，第 2 版；〈李光輝的故事 出版劫後 餘生〉，《自立晚報》，1975 年 1 月 13 日，第 2 版。
184 〈叢林掙扎三十年〉，《自立晚報》，1975 年 1 月 4 日到 1 月 26 日，第 2 版。
185 林果顯，《1950 年代臺灣國際觀的塑造：以黨政宣傳媒體和外來中文刊物為中心》，(新北：
稻香出版社，2016)，頁 4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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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必須修改的對象。
首先來看日常生活中的稱謂，由於當時在稱呼上，仍時常沿用日本名稱，如
「姓張稱『翹桑』、稱兄為『膩桑』，無論都市鄉村甚至辦公廳中均可聽到」。而 當時的政府認為這種風氣應該要加以禁止，方法有落實員工國語補習班，186以及 在里民大會上宣導。187
除了稱謂之外，為了「健全同胞民族意識與國家觀念」，舉凡日本紀念物或 建築上的日文遺跡到日常生活中各處出現的日本文字當然都要被消除；188圖案也 是改革的目標。由於台灣各地仍遺有「日本文化意識之圖案，如富士山、神社門 等」，並需以「我國民族精神標誌」(如新生活標誌、梅花等)代之，希望藉此消 除殘餘的日本意識；再來則是建築物。為了要「滌除日本奴化政策之遺物」，要 改建或拆除遍布台灣各地的神社、神灯與鳥居。189
最後則是歌曲。從《宣傳週報》中可以看到，除了禁止在公開場合播放日本 歌曲(家庭可播放，但聲音不可傳出戶外)外，190連將日本歌詞轉譯為台語或以日 文曲調填詞都在當局禁止的範圍中。191
反奴化教育推廣的部份。在 1954 年 10 月底的《宣傳週報》中，曾提到台灣 光復九週年的宣傳要點。第二項宣傳要點是「舉出台灣在日據時代，由本黨同志 領導下臺灣同胞所發動的民族戰爭：反抗日人統治的可歌可泣的故事……」192這 樣的想法早已開始執行。如「日據時代反奴化教育而殉難者，皆以革命先烈及抗 敵殉難忠義烈士，分別建立紀念碑或入祀各縣市忠烈祠」。193
在一篇名為〈臺胞反奴化教育史話(上)、(下)〉的文章中，或許可以理解當 時《宣傳週報》撰寫者的想法，這可能也是當時黨的認知。在文章的開頭，作者 楊卻俗以韓國與台灣的差異為例，表示韓國街頭看不到日本字也聽不到任何一句 日本話，但台灣則充斥著大量的日本文化遺蹟──語言、料理店、藥品、雜誌、
腳踏車等，就連華文報紙都是日本調。同樣都從日本的奴化中「解放」，然而韓 國跟台灣卻有很大的不同。作者認為這種狀況必須改變，並以五十八年前臺胞反 奴化教育的輝煌史蹟為例(芝山岩事件)，說明臺灣同胞過往反奴化的輝煌歷史，
強調臺灣同胞自始自終都是反奴化的，並希望「臺灣同胞應該正視一下眼前的異 族文化之邊有殘留……堅決地，勇敢地，迅速地從不說日語做起，再繼續做一些
186 〈人倫稱謂 禁用日名〉，《宣傳週報》，3：21 (台北，1954.3.5)，頁 9。
187 〈糾正日語人倫稱呼 里民大會時應加強宣導〉，《宣傳週報》，5：23 (台北，1955.6.3)，頁 10。
188 〈清除日據時期 日本文物遺跡〉，《宣傳週報》，4：26 (台北，1954.6.3)，頁 10。
189 〈日本建築物 應酌予改造〉，《宣傳週報》，4：2 (台北，1954.12.24)，頁 15。
190 〈日本歌曲不能播出戶外〉，《宣傳週報》，6：19 (台北，1955.11.4)，頁 8。
191 〈日本歌曲改譯 台語仍不適用〉，《宣傳週報》，4：5 (台北，1954.7.30)，頁 15。
192 〈台灣光復九週年紀念日〉，《宣傳週報》，4：18 (台北，1954.10.29)，頁 2。
193 〈反奴化教育殉難者 立碑紀念入祠供奉〉，《宣傳週報》，3：10 (台北，1954.3.5)，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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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以自豪的洗刷世仇工作」。194
從《宣傳週報》中，可以看到當時所推廣的文化政策，就是洗刷日本時期的 一切殘留，並紀念反奴化教育的人們。正是這種文化政策的取向，造就了此時期 台籍殘留日本兵的相關書寫，他們「日本性」的一面被排除，出現的都是他們反 抗日本或是受到日本壓迫的部份。
再來，我們把焦點轉移到歷史書寫與歷史教科書。王汎森在〈教科書與歷史 記憶〉一文中曾提到教科書與國家意識形態之間的關聯。「在轉向現代國家的過 程中，國家的權力透過一些機制進入教育的領域，開始要規範(discipline)知識。『審 定』教科書便是國家支配知識的一個介面，國家的意識形態與歷史知識的教授在 此得以連接」195。同時，王汎森也提到：「歷史教科書是形塑一代人歷史記憶最 重要的讀物，所以教科書中所承擔的歷史記憶非常值得深入分析」196、「一般學 生也往往是從歷史教科書中習得政治、社會、倫理方面的觀念，這些觀念的內涵 也形成了塑造一代人普遍心態的資源」197。由此可見，教科書對於大眾心態與歷 史認知的重要性。
在早期的台灣史歷史書寫中的日本統治時期台灣史，著重的都是台人反抗的 歷史。知名歷史學者郭廷以在《台灣史事概說》中，以「悲壯之五十年」為標題 開始對日本統治時期的書寫：
台灣在荷蘭統治之下三十八年、在日本統治之下五十一年，這是中華民族 在台灣的兩個黑暗時代。日本的野心十百倍於荷蘭，它要以臺灣進而滿足 其大慾，所以它的政策手段的毒辣狠毒亦遠過於荷蘭。而台灣的鬪爭反抗 的壯烈，前仆後繼，亦遠過於先時……198
五十年間，日本之於臺灣人民，多方的迫害，凶狠的摧殘，而臺灣人民亦 繼續中華民族的傳統精神，堅決的反抗，不停的流血。他們的最後目標，
正如一九四四年(民國三十三年)臺灣革命同盟會宣言所說，即反對日本帝 國主義。199
在台灣省文獻委員會編撰的《臺灣史話》中，曾提到「日據時期」「七七事 變」以來，台灣人民的生活痛苦。200值得注意的是，此時就已經提到台灣人被迫 從軍的經驗：
194 〈臺胞反奴化教育史話(上)〉，《宣傳週報》，3：7(台北，1954.2.12)，頁 1-3；〈臺胞反奴化教 育史話(下\)〉，《宣傳週報》，3：8 (台北，1954.2.19)，頁 4-6。
195 王汎森，〈歷史教科書與歷史記憶〉，《思想》，9(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08)，頁 128。
196 王汎森，〈歷史教科書與歷史記憶〉，137。
197 王汎森，〈歷史教科書與歷史記憶〉，137。
198 郭廷以，《台灣史事概說》，(台北：中正書局，1956)，頁 232。
199 郭廷以，《台灣史事概說》，頁 244。
200 台灣省文獻委員會編撰，《臺灣史話》，(台北：編者，1964)，頁 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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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人的生活在這種重壓下本來已苦不堪言，軍伕、通譯、海軍工員等徵召 更愈加大規模，送往南洋、中國大陸前線及日本等地當他們的砲灰，做他 們的工具。當時又因為臺灣各地的軍事工程欠缺勞動力，更強迫徵用各地 住民，編組「勞務奉工隊」赴各工程地點，作「奉工作業」，就是作無報 酬的勞慟工作。201
值得注意的是，台灣省文獻委員會在 1975 年編了一套共四冊《台灣歷史圖畫》，
各冊分別探討「明鄭以前」、「清代」、「日據時期」與「台灣光復」。這冊書的出 版目標是「期望九年國民教育各年級的學生和相當程度的一般國民，對台灣歷史 能够作有系統的通盤瞭解」。202在探討「日據時期」的第三冊中，有一段臺灣人 被迫參加太平洋戰爭的敘述：
從侵華戰爭就開始徵召的軍伕、通譯、護士、海軍工員、學徒兵等，也隨 戰爭的擴大，更大規模的徵召，送往南洋、中國大陸前線和日本，做他們 的砲灰，做他們的工具。這時候又因臺灣各地的軍事工程欠缺勞動力，他 們便強迫徵用各地住民，編組所謂「勞務奉工隊」，驅赴各工程地點，作
「奉仕作業」，即沒有報酬的勞動工作。203
台灣省文獻委員會的編者們以本省人為主，其中較有名的是林衡道與王詩琅。目 前無法確定台灣省文獻委員會編撰的《臺灣史話》與《臺灣歷史圖畫》影響力如 何，不過在其他同時期的歷史書寫中，也出現了類似的敘事。如 1978 年出版的
台灣省文獻委員會的編者們以本省人為主，其中較有名的是林衡道與王詩琅。目 前無法確定台灣省文獻委員會編撰的《臺灣史話》與《臺灣歷史圖畫》影響力如 何，不過在其他同時期的歷史書寫中，也出現了類似的敘事。如 1978 年出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