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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首詩都著力刻畫山村中「刀矟森滿街，鋃鐺紛在握」的肅殺之氣與人煙稀少的 景象，如第三首前二句，雞犬相聞本為鄉村常態，然而如今卻反常的「雞犬靜」， 更襯出本該安寧的山村如今的恐怖氛圍。所謂「義師」，不過是富人、窮民皆不 放過的盜匪。他們搜刮民宅、搶奪錢財，甚且鞭笞無辜百姓，百姓無力抵抗，只 能竭力供應他們酒食。富人地主在戰爭時期本應較能生存，卻也因其有餘資而更 被兵士覬覦，不僅「膏腴既蕩盡」，連貧瘠的土地都得變賣，可見所受「追呼」
之慘，之二末句「人生兵革時，壽命有何樂」頗可概括其苦境。之三描繪的依然 是義兵闖入大宅佔地為主的跋扈畫面，此時詩人終於忍不住發聲，勸諭他們，村 中既無寇盜，何必駐留在鄉村，反使人民奔逃死傷殆盡？如果真是義軍，應當向 重要城邑進發、赴援戰事，而非駐留在山村欺凌民眾。詩末的「幸無見賊奔」暗 示若繼續滯留山村，只是坐誤軍機，然而從第一首中描寫這些義兵飽食雞豚、酒 食後「猶逐鳧雛射」，可見他們根本也無心剿賊除戎，甚且「村中無寇盜」，反而 成了寇盜本身。
綜上所述，錢澄之於南明時期所作的田家苦詩作，著重在披露義軍擾民的惡 行與由之造成的農村荒蕪的場景，對照錢澄之及其時人相關的記述與評論，更能 具體感受這些詩作中體現出的時代動盪。即使名義上這些義軍與南明政權皆是抗 清，他並不因此稍加假借，對於其傷害民生的行徑仍給予嚴厲的批判。從標題與 內容來看，這些詩作多半即事書寫，不避具體的地名、人物，指向性明確，更能 達到即時揭露、介入現實之效。由後世來看，這些詩作也保留了南明時期位於交 戰地區的農民生活之慘景，足為明清之際紛擾的歷史中具象的一頁。
本節以錢澄之作於歸里前的田家苦詩作為主要探討對象，可以看到錢澄之這 類田園詩中，作於明末者以批判天災連年的情況下仍加派稅餉的朝廷為主，作於 南明時期者則以指斥與盜匪無異、不守紀律的義軍、亂兵為主，由於所處時地不 同，描寫對象自然有異，然而共通點在於兩者皆以民生，尤其是農民的生計為中 心，其批判皆出於對勤苦農人的憐憫，因而此時期的詩作，相對於流寇、清兵的 暴虐，他更著重於敦促己方的自省，以照護農民生活作為鞏固己方的治本方針。
從這些田家苦的詩作中，亦可清晰見到在明清世變之際一般人民生活的具體情形 之一斑，與相關的歷史記載相得益彰。
三、歸里後的田家苦詩作
順治八年，錢澄之歸返家園／田園，雖然遠離了戰亂，然而生於清初統治下 的農民仍有好一部份過著辛苦的日子，因而其田家苦的詩作仍未絕跡。在收錄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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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里後詩作的《田間詩集》中，即使批判現實的作品數量較《藏山閣詩存》少，
但相對之下牽涉田家的比例較高，且可以發現大多收錄在《江上集》中，亦即作 於順治八年到康熙元年之間，其後的《客隱集》便鮮少有這類作品，誠如清水茂
〈錢澄之詩風三變〉一文所指出，《藏山閣集》、《江上集》、《客隱集》三部詩集
「時代愈下，社會性愈少」497。之所以有這樣的轉變，除與康熙年間對新朝的反 感較為淡化，詩作中也較少批判現實的內容外498，他於康熙元年開始展開客遊生 涯後，便較少居家，不再時常親炙田園生活，故較少書寫田家苦的詩作也可以想 見。
有了以上的認識，便可將焦點更集中在清初，尤其是順治年間的賦稅政策、
錢澄之的遺民情懷與其田園生活、躬耕體驗對於其歸里後田家苦詩作的影響。本 節論述分為兩部分，首先處理與其歸里前田家苦詩作內容相近，但歷史背景有異 的重稅擾民主題，對照順治年間丈量土地、懲治逃稅等相關農業的政策，揭示出 不同之處。接著，處理在其歸里前田家苦詩作較少書寫，在歸里後有較多著墨的 災荒傷民主題，結合第三章處理的田園生活之苦的課題，對此類作品的出現給予 更具體的詮釋。由此兩個面向出發，當能更加理解錢澄之以遺民之姿在田園生活 中開展的另一視野。
（一）歸里後田家苦詩的重稅批判
或許與《田間詩集》於清代付梓流傳，恐遭文禍有關，相對《藏山閣詩存》
中控訴重稅的詩作，大部分從字句當中便有足夠的資訊可供了解其指涉的具體歷 史背景或事件，錢澄之歸里後批判重稅的田家苦詩作，大多以刻畫好利官吏、農 民疾苦為主，較少直接指涉當時的政策或人事，故在此先介紹清初社會經濟的大 致情形，方能對其此類詩作有更具體的了解。清兵入關之後，雖立刻宣布取消明 末遼餉、剿餉、練餉等加派，且以明朝萬曆年間的賦稅額為賦稅標準，看似已解 紓民困，然而即使如此，萬曆年間的賦稅額本已因屢次增賦而遠超過明初，清廷 即使免去，也不過是不去徵求人民本就無力繳出、朝廷本就徵收不到的稅額，再
497 清水茂著：〈論錢澄之詩風三變〉，《東方文化》第 37 卷第 1 期（1999 年），頁 86。
498 關於錢澄之晚年遺民情緒淡化的情況，可參見張暉：〈晚年著述文體與錢澄之「遺民」身分的 自我建構〉，《易代之悲：錢澄之及其詩》，第六章，頁 112-122。《客隱集》的晚年作品中亦有少 數提及民生疾苦的詩句，除下文所引關於丈洲諸詩外，如〈劉泰齋初度同二鴻即席〉之四：「官 家課稅偏應重，胥吏侵凌莫漫愁。」〈宿州〉：「店留客熟逋初返，餉累官賠死未休。」等，參見
《田間詩集》，卷 15，頁 324；卷 21，頁 437。然而這類詩句數量不多，反倒是在三藩之亂之際，
尚有歌頌官員不擾民生的詩句，如〈日者楊公采索句送何崑復之建寧別駕〉：「民因吏虐常逋賦，
田被籓收久廢耕。此去釐清功不小，前程無俟問君平。」〈入永城界示家孺貽〉三首之一：「軍興 不擾緣均稅，吏道無多祇便民。」〈開州道上作寄孫曙東〉：「把鉏婦健畦當午，上集人囂麥有秋。
民物自安官不擾，征途早見吏才優。」〈贈趙雲巖糧儲〉：「緩檄幾曾虧額賦，寬刑偏是感頑民。」
除了的確康熙年間社會經濟回復較為顯著外，或許也與此一時期多贈答酬酢之詩，不免少了批判，
多了稱揚有關，參見《田間詩集》卷 18，頁；卷 21，頁 437、442-443；卷 26，頁 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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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為了因應順治年間對抗南明政權所需支應的龐大軍餉，清廷仍透過其他方式 增加稅收，此時許多地區甫經戰亂，逃荒人口眾多，在籍的土地與人口較少，卻 需負擔同等龐大的稅收，因而實際上的稅賦負擔可能還重於明末崇禎時期499。在 這樣的背景下，刻畫農民受重稅所苦的詩作也被大量創作，翻閱鄧之誠編的《清 詩紀事初編》可以見到許多，當中遺民詩人也有許多這類作品，如潘檉章〈吳農 嘆〉、任源祥〈熟荒嘆〉、陸世儀〈水沒頭歌〉、毛師柱〈田父詞〉、馮舒〈吳農嘆〉、 閻爾梅〈苦旱行〉、〈苦蝗行〉等500。
此外，明末以來仕紳階級強大，導致隱漏錢糧的問題十分嚴重，尤以江南士 人為然。入清之後，清廷採取一系列措施嚴加整治，以收服士人之心，其中與賦 稅相關者，一為哭廟案，一為奏銷案，兩者都是因江南仕紳有意抗糧，而遭到嚴 厲追索逃稅的官府懲罰，因此取消生籍、受辱者頗多。兩個事件雖皆爆發於順治 十八年501，然而在其前清廷即已陸續注意督查逋賦，且也非只有江南四府（蘇州、
松江、常州、鎮江）而已，亦包括安徽在內，正符合錢澄之《江上集》作品的創 作時間與地點。雖然江南仕紳確有逃稅之實，然清政府如此大動作整治，有清一 代對此事又有所隱晦，極少見於文字，應也部分如孟森所言：「整理賦稅，原屬 官吏職權，特當時以故明海上之師，積怒於南方人心之未盡帖服，假大獄以示威，
又牽連逆案以成獄。易世之後，言之尚有餘恫焉。」502除了成功追回仕紳逃稅補 充軍需外，這些案子更重大的意義在於摧抑了明末以來高張的江南士風503。目前 檢索錢澄之的詩文中似未有明確及於哭廟、奏銷等案的文字，然而其描述官吏催 科擾民的歌行之作，如〈催糧行〉、〈空倉雀〉等，恰好皆作於順治十七年至十八 年，錢澄之入清後雖不屬於仕紳，其描寫對象乍看之下也以農人為主，故不能肯 定有直接關聯，然而生逢其世，又長期處於田間，對於清廷嚴厲催稅的措施應不 會毫不知情，故不妨視作可能的隱形背景加以考慮。
錢澄之歸里後的詩作中多處提及對「催科」的躲避與對清廷減稅的期待，如：
499 以上說法參照張研：《清代經濟簡史》（臺北：雲龍出版社，2002 年），頁 1-19。
500 李志國先生尚舉出任源祥〈熟荒嘆〉、顧景星〈當石壕吏〉、〈當新安吏〉、顧文淵〈憂麥行〉、
〈水田謠〉、申涵光〈插稻謠〉等，參見李志國：〈遺民之志的詩歌體現──清代田園詩研究專題 之一〉，《山花》第 22 期（2013 年 12 月），頁 161-162。另按：此文中謂「如錢澄之有〈田家苦〉、
〈大水歎〉，批判清廷對災民的漠視」，〈大水歎〉為明末時作，其說誤。
501 由於順治於該年二月即病逝，事實上哭廟、奏銷二案都是在康熙治下發生，但督查逋賦於順 治統治時即已有所作為，康熙當時亦尚年幼，只是延續順治晚期的政策，故行文中仍以之為順治 時期。
502 孟森：〈奏銷案〉，《明清史論著集刊》（臺北：世界書局，1980 年），頁 434。
503 上述對於哭廟案、奏銷案的概括，參見孟森：〈奏銷案〉，《明清史論著集刊》，頁 434-452；
伍丹戈：〈論清初奏銷案的歷史意義〉，《中國經濟問題》1981 年第 1 期，頁 58-65；趙踐：〈清初 奏銷案發微──從清廷內閣中樞一個文件說起〉，《清史研究》，1991 年第 1 期，頁 109-113；歲
伍丹戈：〈論清初奏銷案的歷史意義〉，《中國經濟問題》1981 年第 1 期，頁 58-65；趙踐：〈清初 奏銷案發微──從清廷內閣中樞一個文件說起〉，《清史研究》，1991 年第 1 期，頁 109-113；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