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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對現當代錢澄之研究成果之回顧可以看到，雖然在相關錢澄之生平、
詩歌與詩論已有一定數量的研究，奠定本論文的研究基礎，然而在總體的質與量 兩方面皆尚有努力空間，即使是相對數量較多的錢澄之詩歌研究亦然。癥結點在 於，一者，較少專題式而篇幅足夠的錢澄之詩歌研究，這使得許多論述流於平面 或概括；二者，較少結合作者生命史、歷史、思想史與文化史等外緣背景對文本 進行更具脈絡的分析。本論文有鑑於此，因而將「文本」、「作者」與「時代背景」
作為錢澄之田園詩研究的三項主要因素，期望能為錢澄之詩歌研究帶來更加立體 化的研究成果。
五、研究方法
研究錢澄之的田園詩，即使是屬於文學研究的範疇，但絕非止步於分析錢澄 之的田園詩作而已。錢澄之的成就不僅僅在於詩歌創作上，其注釋論著就包含詩 經學、易學、莊學與楚辭學，從《所知錄》等史學著作更可看到他對明末清初政 治、社會局勢的了解，這些都是不能忽略的。明末清初整個社會、思想的重大動 盪，尤其是遺民的思想與生活，更是研究錢澄之所不能遺漏的重要環節。英國文 化研究學者理查‧霍加特（Richard Hoggart）對於文學作品主要因素的分析或可 作為本論文的借鏡：
文學作品中旰三個主要因素：審美因素、心理因素和文化因素。簡而言之，
審美因素是指那些為審美需要、以及形式結構等等因素所決定的特徵。心 理因素是指那些顯然是為特定作品的創作個人所決定的特徵。文化因素則 主要是由某個時期特定社會中產生某部作品的背景所決定的特徵。當然，
前兩個因素在某種程度上是取決於文化條伔的，而且彼此間密切相關。118 文學研究既要具體分析作品的形式結構與其達致的審美效果，也要了解作品作者 的心理因素及其帶給作品的特徵，而這兩者又一定程度取決於作者所在、並由之 產生作品的文化條件。在理查‧霍加特看來，文學研究應該要將這三個條件都納 入討論，並注意三者之間的相通性，其說法既不脫離文學的具體文本，亦不忽視 外緣背景，可謂十分全面。本論文參考此一說法，因應研究對象，預計綜合「文 本」、「作者」、「時代、文化背景」等三個角度作為本論文的主要切入視角。
（一）文本研究
本論文既然以錢澄之的田園詩為研究對象，自然要精讀文本，因而「文本」
118 理查‧霍加特著，周憲譯：〈當代文化研究：文學與社會研究的一種新途徑〉，周憲等編：《當 代西方藝術文化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8 年），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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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度應是開展論述最為基礎也最為重要的層次。本論文將細緻的閱讀錢澄之目 前可見之所有詩作，從中選出符合本論文對於田園詩之義界的作品，並不遺漏有 助於說明其田園詩創作背景、旨意的詩作。解讀文本旨意時，從文本的基礎字詞 意義出發，輔以錢澄之的文集、經學（《田間易學》、《田間詩學》）、子學（《莊屈 合詁》）、史學著作（《所知錄》）、生平經歷、交游與時代背景，釐定詩作是何時、
何地、為何而作，由此紮實的掌握本論文研究的基礎材料。此外，本論文也要探 討錢澄之的田園詩在田園詩史上有何藝術成就。除了具體賞析錢澄之田園詩的重 要作品外，一方面需要研讀中國古代田園詩的相關研究，包含田園詩的內容、藝 術特色與歷代的變創等，由此觀照錢澄之田園詩在內容、風格上對於前人的田園 詩有何承襲與發展；二方面要結合錢澄之尚真、尚自然的詩論，觀察其詩歌風格 與詩論的關係，希望藉此更凸顯出錢澄之田園詩的特色與價值。
（二）作者研究
閱讀文本之後，便需進入「作者」的層次，亦即探究錢澄之個人的生命史對 其田園詩創作的影響，配合文本閱讀，以期使錢澄之田園詩的個人性更加顯豁。
從錢澄之詩歌本身來看，處於明清之際時代變動中的個己所思所感是他的詩歌重 要的內容，從其詩論亦可知他極強調詩要為書寫自己性情而作119。在〈生還集自 序〉中他以「詩史」自我期許：「其間遭遇之坎壈，行役之崎嶇，以至山川之勝 概，風俗之殊態，天時人事之變移，一覽可見。披斯籍者，以作予年譜可也。詩 史云乎哉！」120這原是錢澄之對於自己詩集《生還集》所收之詩作內容的說明，
他認為《生還集》所錄詩作記載了自己在清兵入關後先是到隆武行朝，隆武敗亡 後又奔向永曆行在的歷程，誠如張暉先生所概括：「這批詩歌，錢澄之既將之視 為個人的年譜，也將之視為整個時代的歷史。」121《藏山閣詩存》的校點者湯華 泉先生將這句話擴大解釋到整本《藏山閣詩存》的作品：「實際十四卷《詩存》
正起到年譜和詩史的作用。」122實則不僅《藏山閣詩存》如此，《田間詩集》也 不例外。錢澄之既以詩為「年譜」，研究者亦能、亦應按其生平經歷，更深刻的 了解其詩作，故與其生平相關資料如《錢公飲光府君年譜》、《藏山閣文存》、
《田間文集》，以至於能反映其人生思想的《田間易學》、《莊屈合詁》等著作 皆須參考。
（三）時付、文化背景研究
119 參見本文第四節「文獻回顧」中回顧錢澄之詩論研究成果的部分。
120 錢澄之：〈生還集自序〉，《藏山閣文存》，卷 3，《藏山閣集》，頁 400。
121 張暉：〈詩與史的交涉──錢澄之《所知錄》「以詩為史」的書寫樣態〉，《中國「詩史」傳統》， 頁 203。
122 錢澄之：《藏山閣集》，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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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述及其詩除能作其個人年譜看外，尚有記錄時代歷史之「詩史」意涵，
實際上個人與社會本就難以輕易分割，尤其是在明清易代之際，錢澄之深深涉入 世變之軌跡，要理解其詩、其經歷，自然需要了解其時代背景。在〈田間集自序〉
中他說：
夫詩言志，子謂我遭遇如此，欲不悲，得乎？吾學《易》者也，嘗謂詩通 於《易》。《易》無驞，以感為驞；詩旰音，感而成音。彼無所感而吟者，
無情之音，不足聽也。是以論詩者當論其世也，論其地也，亦曰觀其所感 而已。123
錢澄之這段話旨在回應其友人想將其歸隱家園十年中所作之詩「刪其過悲者」後 出版的願望，從而引出對於讀者應當如何理解他的詩作的主張。他將《易》學所 言的人對萬物、人事的感通放置在詩的創作起源上，而這「感」的對象在於「世」
與「地」，亦即詩人所處之時代與地方。他既認為自己的詩作是為了抒發個人的 志意而生，所以要理解他詩中傳達的悲感，就需要理解他所處之時代境況。這種 說法應是出自《孟子》的「以意逆志」124和「知人論世」125之說。此處限於篇幅，
不能詳論此二說，簡略而言，「以意逆志」之說主張解讀詩作應該要以作者的志 意為主，而「知人論世」的目的原在於尚友古人，到了漢代時，漢儒將兩者結合 來箋釋《詩經》、《楚辭》，遂使解讀文本中的作者情志是詮釋的目的，而「知 人論世」轉為去了解作者所處的時代背景，以作為解釋作者意圖的依據，從此深 遠的影響了中國的批評傳統126。由此可見，〈田間集自序〉中的「論其世」、「論 其地」之說，便是期許讀者一方面要透過其詩作「觀其所感」，另一方面也要對 其所感之時代背景有所了解，方能更透徹的了解他透過詩作所欲傳達的情志。其 詩兼具個人生命史與大歷史的特點也具體體現在錢澄之對自己詩歌的編排上，不 僅是《藏山閣詩存》，錢澄之晚年出版《田間詩集》也不忘以年繫詩、分卷，可 見其非常重視詩歌的創作年份，不僅為他的每首詩安好在其生命中的位子，以達 到「年譜」之效外，也提示後世讀者可對照詩作產生的時代境況，推敲詩人的心
123 錢澄之：《田間文集》，卷 15，頁 292。
124 「以意逆志」之說出於《孟子‧萬章上》：「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 逆志，是為得之。」參見［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孟子集注‧萬章上》（臺北：大安出版社，
2007 年），頁 428。
125 「知人論世」之說出於《孟子‧萬章下》：「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 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思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
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參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孟子集注‧
萬章下》，頁 452。
126 關於「以意逆志」和「知人論世」的原意與在後代在詩歌詮釋方法上的合流，張伯偉先生有 非常詳盡的探討，參見張伯偉：〈以意逆志論〉，《中國古代文學批評方法研究》（北京：中華書局，
2002 年），第 1 章，頁 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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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所在127。
嚴志雄先生談論研究明清文學性文本（literary text）之迷人與挑戰之處，在 於同時需要注意文本世界、生成文本的歷史世界，以及在不同世界之間行動、介 入的作者。易言之，內在研究與外緣研究需相互為用，彼此融通128。由此引發本 論文的研究方法，除了閱讀錢澄之的全部詩作外，尚需了解其生命遭遇；要了解 其生命遭遇，也不能忽略當時歷史、社會、思想、文化等方面的重大課題，如明 末清初數場重大戰爭的影響、朝廷對待農民、士人的政策、遺民的處境、感懷……
等，因此便需要結合明末清初時期的歷史、思想史、遺民文學與文化等不同領域 的研究成果，才能更具脈絡的理解、更為立體的詮釋錢澄之在田園詩歌中的所思 所感。
127 另外，錢澄之之子錢撝祿所纂輯的《錢公飲光府君年譜》，雖然並未明言錢澄之的參與程度如 何，但此份年譜記錄錢澄之出處時事十分詳盡，應可信錢澄之自己提供不少，蕭穆推測「蓋趨庭 之餘，多得之先生口授；或先生少時曾有日記，足備採錄也」，可見無論如何，錢澄之除了在詩
127 另外，錢澄之之子錢撝祿所纂輯的《錢公飲光府君年譜》，雖然並未明言錢澄之的參與程度如 何，但此份年譜記錄錢澄之出處時事十分詳盡，應可信錢澄之自己提供不少，蕭穆推測「蓋趨庭 之餘，多得之先生口授；或先生少時曾有日記，足備採錄也」，可見無論如何，錢澄之除了在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