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種倫理學方法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第二節 三種倫理學方法

一、 方法與原則（Methods and Principles）

儘管方法與原則是 ME 討論的核心，但 Sidgwick 對於方法和原則的描繪卻 是相當模糊（Crisp, 2015: 21; Schneewind, 2007: 194）。Sidgwick 指出，方法有兩 種類型：一種類似於康德的「假言令式」（Hypothetical Imperatives）（ME: 6）；在 這個方法下，倫理與應當的概念只是一種手段，用以達到某個目的，這個目的可 以是任何東西。然而 Sidgwick 是否認為，方法必定和倫理之原則並存？J.B.

Schneewind 指出原則不提供對於行為是否正確的思考過程，方法則不包括斷定 行為正確的原則，兩者相互需要；Schneewind 援引上述 ME 的的定義說明，「方 法」和倫理原則之關係是「邏輯上」相連的（2007: 195）。但 Sidgwick 真正對此 處談到的「假言令式」型方法之反駁，本文認為主要根據前述對「工具理性」的 不贊同。Sidgwick 認為倫理是理性運作之過程，理性並非其他目的之工具，所以

「假言令式」作為一種「方法」否定了倫理的價值。這裏 Sidgwick 已回答了前面 曾提到的問題，即正確與應當所運用的範圍，不包含工具性的觀點（假言令式）， 而是只有遵循某些原則而不考慮後果（直覺主義），以及行為是否達成某些最佳 後果，如社會福祉或集體的幸福（普世/個體的享樂主義）。

在邏輯上，「方法」勢必和某些終極目的（ultimate end）綁定在一起：而指 引如何達到目的之倫理原則有三種，但為何是此三者而沒有其他可能？

二、Sidgwick 的三個方法

Sidgwick 此處將會提到的三種倫理原則，若是以他前面的後設倫理學主張的 直覺主義角度觀察，得出的結論是：倫理方法是理性的思考，如何得到倫理原則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則不必然是理性的。然而這麼一來，可能有無限多的原則（ME: 8），對此 Sidgwick 首先回答：「若我們限縮我們的討論在那些人們的常識（common sense of mankind）

顯然願意接受的理性之終極目的（rational ultimate end），這個負擔便能減輕」（ME:

8）。依據這個標準，Sidgwick 首先提出兩個目的：一是幸福；二是完善（Perfection or Excellence）（ME: 9）。倫理方法若以幸福為目的來思索，又可以得到兩種不同 的倫理原則，第一個原則是將終極目的限縮在個人層次上：

我們不會如此輕率地忽視一個拒絕採取正確（right）的手段來獲致自己幸福的人。大部 分人（Most men）會認定此人拒絕追求自己的利益是不理性（irrational）的，且不贊同 他； 因 此 他 們 隱 約 的 同 意 了 Butler 的 陳 述 「 利 益 ， 個 人 之 幸 福 ， 顯 然 是 一 種 義 務

（obligation）」，換言之，他們會認為一個人應當去照看自己的幸福。「應當」一詞在這 裡便沒有相對的意涵了：幸福現在是個終極目的…一種由理性…所訂定的追求目標；

即沒有隱約的預設更進一步的目標。而這點也廣泛的被傳統的倫理學家接受，他們認可倫 理最終奠基在「理性自愛」（Rational Self-love）的基礎上…。（ME: 7）。

由此可知，第一種倫理方法就是以此原則為終極目的，理性的思考如何達成個人 幸福的過程。而另外一種則將「個人的」擴張為「集體的」（collective）幸福，此 即效益主義的原則：以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作為終極目的（ME: 7-8）。

倫理方法若是以個人完善來思索，則會走向第二種原則：直覺主義。Sidgwick 認為，完善雖然也可區分為個人或普世的，但是犧牲個人完善才有集體完善，或 是先有個人完善才能有集體完善，但這兩種區分都可以「完善」此目的來概括。

又，完善當中最重要的概念是美德（virtue）（ME: 11），這些美德又通常是一些人 們認為有無條件約束力的道德直覺，Sidgwick 將他們統稱為直覺主義。前述以幸 福做為目的之方法則是享樂主義（hedonism），針對個人與針對全體分別是兩種 原則：普世的享樂主義（universal hedonism）和個體的享樂主義（egoistic hedonism）， 前者即效益主義；後者為自利主義（ME: 11）。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關於直覺主義的區分，Irwin 提出了質疑。Irwin 將 Sidgwick 的提出的幾種倫 理原則以目的論（teleological）與義務論（deontological）兩種類型概括，享樂主 義屬於目的論，因為行為之正確與否主要看是否促進快樂。但直覺主義的部分就 十分複雜，他認為 Sidgwick 應該將直覺主義也當作目的論來看，以行為是否促 進美德來判斷其是否應做，但 Sidgwick 卻是以義務論的直覺主義去涵蓋目的論 的直覺主義（Irwin, 2009: 449）。Irwin 指出，直覺主義可以不預先設立目的而自 成一種倫理方法，但完善論則非如此，反而必然存在一個目的（即美德），所以 完善論可以是種目的論式的理論，而直覺主義則是義務論式的。如此一來就有五 種倫理方法：目的論普世／個人享樂主義（分別是效益主義／自利主義）；目的 論的普世／個人直覺主義（兩種皆屬於完善論）；最後還有一種義務論式的直覺 主義（Lazari-Radek & Singer, 2012: 23）。在 Irwin 的定義下，直覺主義的方法 思考的「對」（right）無關乎某個後果，而完善論方法的「對」則可以視某行為是 否符合特定目的（美德）來判斷，Sidgwick 將兩者等同的做法不具說服力（Irwin, 2009: 450）。Radek 和 Singer 認為 Sidgwick 有設想到此種回應，但他的反駁只有 將普世的完善論的可能消解掉，餘下的四種方法如何再化約，則沒有提到（Lazari-Radek & Singer, 2012: 23-24）。但本文認為，Irwin 對直覺主義的界定，和 Sidgwick 此處的界定不同。Sidgwick 談到完善論是一種直覺主義的方法時，提到：

…因為美德（Virtue）通常被視作人類完美（human Excellence）當中最具價值的元素—

—並且是一個本質上更加受到偏好的元素，其他作為替代的理性之選項而與其競爭之

元素皆不能超越之——所以任何以完善和個人完美當作終極目的的方法，都會與我界 定為直覺主義的方法顯而易見的在很大程度上重合（ME:11）。

以及：

…我認為將完善作為終極目的的觀點是為直覺主義的變體，因為關於正確的（right）行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為的界定，它參照的是一些直覺地被知曉的責任（ME: 83-84）。

從這兩個陳述我們可以發現，Sidgwick 談的直覺主義倫理方法是包含著目 的。Irwin 認為的義務論式直覺主義並不是 Sidgwick 談的倫理「方法」，而是前述 後設倫理學的直覺主義，即方法的方法。自然此種直覺主義可以涵蓋完善論，因 為它指的是個人完善「直覺地」被當作終極目的，而不是此處 Sidgwick 探討的 倫理方法本身。

而關於個人的與普世的之差異，Sidgwick 說：「至少在考量道德完善時，沒 有任何將完善當作終極目的的倫理學家會贊同這種犧牲（犧牲自己的完善成就集 體的完善）；也沒有人會指導個人只有在促進他人的美德與提升自己的美德一致 的情況下，才去如此行為」（ME: 11）。意即，Sidgwick 認為，個人與普世的完善 論之區別是荒謬的，因此認為只有一種完善論，並且是直覺主義的變體（ME: 11）。

但 Sidgwick 也意識到，人們一般並不認為只有這兩種終極目的，其他例如 神意（God’s Will）、自我實現（Self-realization）以及「根據自然而生活」（Life according to Nature）也會是人們行為的最終目的（ME: 78-79）。只是 Sidgwick 認 為這三者「混淆了理想與現實」（combine the ideal with the actual），和前述討論 的倫理學議題已相去甚遠，故此他認為此三者應屬於哲學領域而非倫理學（ME:

78-79）。以神意決定何謂正確的觀點，甚至會開始進入解讀神意的部分，此處已 經屬於神學的範疇。儘管 Sidgwick 對宗教的觀點並非全然排斥²⁷，但這不是 ME 要討論的重點。而且，神意可以作為其他目的的框架來討論，有人可說：「上帝 希望人獲得幸福」，繼而在神學的基礎之上運用效益主義的倫理方法。在這個意 義上，終極目的設定為神意和其他目的沒有太大區別，是故不討論此種目的（ME:

80）。而自我實現的觀點，Sidgwick 認為這是一種關乎個人完善的原則，而此種 看法已被他歸入直覺主義的原則之中。最後一種觀點則是將「順應自然」當作倫

27 此部分的討論參見下一章。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理的原則，Sidgwick 對此亦徹底的批判。這個觀點違反實然與應然的區隔，把「是」

（what is）當成「應當」（what ought to be）；Sidgwick 堅持，自然本身不提供任 何倫理上的指引，道德的一個主要功能是調解人性當中不同衝動之間的衝突，但 這些衝動都是「自然地」存在於我們心中，倚靠自然無法調解這些衝動，也就是 說他不能成為一種倫理原則（ME: 81）。又此種觀點認為習俗（custom）是倫理 原則的基礎，但習俗是特定地區的風俗習慣，道德原則是具有超越時間空間限制 的普世原則，前者和後者有著根本的區別，不可相提並論（ME: 83）。簡言之，

Sidgwick 對「根據自然而生活」此一觀點的反駁，建立在他斷定實然、應然不可 混淆的立場上。

R. Crisp 認為，Sidgwick 的書或許應該命名為「倫理學的終極原則」（the Ultimate Principles of Ethics）而非「倫理學方法」，如此可以免除許多模糊不清之 處（Crisp, 2015: 21）。但從本文的角度看來，倫理原則和倫理方法是截然不同的。

固然對於倫理原則的討論是 Sidgwick 著重的一部份，但以「方法」作為書名，代 表他的企圖，還有闡明了他所做的工作，不是整理原則或關注原則，而是展現常 人思考倫理問題的過程。雖然 Crisp 的論點並沒有精確掌握到 Sidgwick 的含義，

但似乎也無可厚非，因為 Sidgwick 對「方法」的定義僅輕輕帶過，僅以思考程序 一詞描述之。接著，在 Sidgwick 的書寫當中，又彷彿在討論三種倫理原則的內 容，這麼做自然會引起誤會。但如果仔細探究他的用詞：「一般而言…」、「大多 數人認為…」等等就可以發現方法的意義。若是要討論原則，用這種說法展開論 述或反駁論證稍嫌薄弱，甚至會感覺 Sidgwick 的作法點到為止，未深入探討；

但如同前述，這個做法是他模擬常民的思考過程，也就是倫理學「方法」的展現。

另外，對於 Sidgwick 的另一種誤解也可用相同方式化解。這種誤解指出，

ME 對除了效益主義之外的兩種方法做了激烈的攻擊，一方面對直覺主義

ME 對除了效益主義之外的兩種方法做了激烈的攻擊，一方面對直覺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