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實踐理性二元論
第三節 二元論的當代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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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他人的笑容中找到自己的快樂，這是理想的情形。只是，Sidgwick 說，在可以 想見的情況下，一個效益主義者總會面臨用盡一切手段只能暫緩痛苦而非解除它 的情況，而越是同情卻只會越增加痛苦（ME: 503）。例如對戰爭中的難民之救助，
任何人都不可能立即的中止戰事並完美的復原受戰火侵擾的地區，只能就力所能 及之處實施人道救援。同情心的運作會促使一個效益主義者付出所有以緩解痛苦，
但戰爭的結束與戰後重建絕非一朝一夕達成，喪失財物與至親的痛絕非他所能完 全紓解，同情心只會讓他越是進行救助，越是感同身受難民的悲痛，從這樣利他 行為之中他滿足不了自利，甚至是背道而馳。最後 Sidgwick 認定，我們總是能 夠找到不計其數的例子，來說明同情沒辦法總是和個人利益一致（ME: 503）。
無論從直覺的角度推論，或是以制約的手法矯正，Sidgwick 都得出自利主義 永遠佔據著份量且無法被效益主義化約之結論，因此，或許一般人的確有著效益 主義的思考，自利主義也一樣確實地存在於大眾的倫理思考中。在 ME 第三冊第 十三章，Sidgwick 找到的兩個 PHI：審慎與仁慈，有一個先後的順序，審慎是從 個人生命的時間來看，每分每刻的快樂都應給予同等的重視，而應用同樣的邏輯 可以導出仁慈：從全體人類的角度來看，每個個體包含我在內的快樂都應給予同 等重視（ME: 381-382）。這個順序看似從自利主義的邏輯導出了效益主義，但值 得注意的是，這個邏輯之所以成立，是因為存在有個人和群體的差異，不可由此 認為自利主義隱含效益主義的思考（和 Sidgwick 證明直覺主義的方式不同）。儘 管這部分的論述 Sidgwick 視作一種針對自利主義者的證明，但兩個 PHI 並沒有 辦法重合，把個人和群體的分際消解是種違反大眾常識的作為。
第三節 二元論的當代詮釋
實踐理性二元論的存在是對倫理學的極大挑戰。ME 最後將這個問題拋 出，原本從「個人關照自身利益」推論出「個人應該關照全體利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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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tham 認為效益主義最不違反人性的特色（Gomberg, 1986: 441），到了 Sidgwick 版本的效益主義時，卻再次落入過於苛刻（too demanding）的批評當 中。當代對這個問題的回應是，致力於重新詮釋 Sidgwick 文本，並輔以分析哲 學的邏輯推論來化解兩者之對立，並且大多都站在對於效益主義的支持上，試 圖證明自利主義的不合理（Brink, 1988; Frankena, 1974; Parfit, 2011; Phillips, 1998, 2011）。對於自利主義和效益主義的對立，主要有三種不同的詮釋立場，
而三者差別的關鍵在於前述「理性」與「道德」的解讀上，實踐理性二元論按 照 Sidgwick 的說法是理性的對立，但是否同為道德的對立？就此當代學者展開 分析與批判，同時也藉此來化解此難題。本節將聚焦在這些當代詮釋之討論 上，對幾種詮釋提供簡略的介紹並指出本文的看法，如同前述（第一章），本文 傾向認為 Sidgwick 是支持道德與理性結合的觀點，就此去回應其他學者的主 張。
一、外在論（externalism）
首先要談的是外在論的看法，這種觀點認為，倫理或道德（morality or ethics）
與理性（reason or rationality）有所區別，兩者並非等同（Brink, 1988; Phillips, 2011）。持此觀點者引述的文本證據是 Sidgwick 談到個人對於自己利益與責任的 衝突時的反應：「人們從不問：『我為何相信我所見之視為真？』而是常常自問：
『我為何應做我認為是對的事？』」（ME: 5）此問題難以給予簡單的回答，且它 的一再重複出現，就代表著存在除了我們的道德原則之外，其他的東西在運作，
使我們儘管知曉道德卻難以實踐之（Frankena, 1974: 452）。Brink 認為，這個和 道德相衝的東西是理性，理性在此指某種最能適切的達成某種目的之手段，而道 德則給了我們不可迴避的義務。個人面臨利益和責任的衝突時，對盡責有所困惑 正是出於理性和道德的不一致。若道德和理性等同，則不會有此困惑。Brink 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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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在道德和理性等同的內在論觀點下，若某事已確定為道德（理性），那麼再 去質疑它只有兩種可能：第一，是因為行為者不同，我以為的理性和他人的理性 可能有不同，我可能質疑為什麼我要做其他人認為應做之事；第二，挑戰理性指 引的只是不理性的衝動，對於這些挑戰，一個認真思索道德難題，並渴望運用理 性尋求答案者不應重視此種衝動（Brink, 1988: 293）。Brink 認為關於道德問題，
我們可以先確認何謂道德義務，再去問我們是否有充分理由實踐它（Brink, 1988:
296），這也就是上述問句：「我為何應做我認為是對的事？」的真正意涵。
在這種外在論的解讀之下，自利主義會產生兩種版本，一種是沒有道德約束 力的「理性自利主義」（rational egoism）；另一則為「倫理自利主義」（ethical egoism）。 前者指若某行為有助於個人幸福之增加，則此人有理由（reason）去實踐之；後 者則指若某行為能增加個人的幸福，則此人有道德義務（moral obligation）去實 踐之（Brink, 1988: 295）。在 Brink 的觀點中，倫理自利主義為內在論所支持，他 認為只有內在論將倫理和理性等同才會得出此版本的自利主義；他支持的外在論 主張的是理性自利主義，自利主義並不是一種道德約束，效益主義才是。實踐理 性二元論也就成為（理性）自利主義與（道德）效益主義的對立，而 Brink 認為 在這個詮釋之下，實踐理性二元論才有更進一步化解的可能（Brink, 1988: 306）。
對於 Brink 的詮釋本文作出以下幾點回應。第一，Sidgwick 的文本當中有許 多他支持內在論的證據，從對於倫理方法之定義到關於理性和道德之界定，Brink 自己也承認這一點（Brink, 1988: 296-299），但他仍認定外在論才是 Sidgwick 真 正的意思原因在於上述所提出的質問，Brink 認為這問題隱含著「道德虛無主義 懷疑論」（Amoralist Scepticism）的意思（Brink, 1988: 303），只有外在論可以認 真的回應該質疑，如果是內在論則完全不理會此提問。並且 Brink 引述 Sidgwick 對「倫理自利主義」可能難以成為一種倫理學說之擔憂來駁斥根本不存在此種倫 理主張（Brink, 1988: 300-301）。首先，關於倫理學方法、理性和道德的定義已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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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章節描述過，47我們能夠找到充足的文本證據支持理性與道德等同的內在論 立場。再來，Sidgwick 正是因為將自利主義提高到倫理主張，而非只是一種理性，
才有了實踐理性二元論的困境；實踐理性二元論就是倫理道德的二元論。上述質 問中，另外在運作的「東西」同樣也是另外一種道德，「我為何應做我認為對的 事？」其實代表著個人認為應做的事不只一種，當其中一種有意識地被認知到時，
還有另一種的「應做」隱約地阻止我直接地去履行責任（ME: 6）。
第二，Brink 的理性自利主義已經將理性去除了道德規範層次，不是一種應 然的道德理論，故他也承認自利主義沒有規範性（Brink, 1988: 295）。因此，Brink 重述的二元論，是實然和應然的對立。而這恰巧是 Sidgwick 要分辨的一個核心 重點：實然導不出應然。Brink 重述的二元論對立也就毫無意義，因為實然如何，
並不影響應然如何，Brink 的做法再次搞混了此分際，也就回到 Sidgwick 批判 Bentham 和 Mill 的部分，Brink 並未真正掌握 Sidgwick 的意思。
最後，若用同樣的分類，效益主義應該也可區分出理性效益主義與倫理效 益主義兩種，但若按照 Brink 的界定，他們的內涵分別是：1. 理性效益主義指 若某行為有助於促進最大多數最大幸福，則某人有充分的理由實踐之；2. 倫理 的效益主義指若某行為有助於促進最大多數最大幸福，則某人有道德義務實踐 之。但 Brink 並沒有做出這個區分，他從一開始就認定效益主義是種倫理的而 非理性的指引，如果按照外在論的邏輯，我們可以質疑的是為何二元論不是理 性自利主義和理性效益主義的對立？Brink 並沒有給我們很好解釋，反而是 Phillips 在他的著作 Sidgwickian ethics 當中討論了這個問題，他將二元論區分為 三種（Phillips, 2011: 118）：
1. 互斥型的二元論：某人必須偏好自己而非他人的善／某人必須偏好他人的利 益而非自己的善；
2. 包容性的二元論：某人應做那些最能促進自己的善的事／某人應做那些最能
47 參見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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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近全體的善的事；
3. 做最能促進自己的善的事情是理性的／做最能促進全體的善的事情是理性 的。
前兩者中，效益原則和自利原則是種要求（requirement），我們在行為時必須遵 循之，第三種二元論則是種許可（permission），我們不必總是遵循兩者行事。
這第三個分類也就是 Brink 的理性自利主義和理性效益主義之對立，Phillips 同 樣也是採取一種外在論的視角觀察二元論，並擴增了 Brink 的分類得出第三個 維度，並且認為此種允許論最貼近 Sidgwick 的觀點，並且能夠使得二元論不再 是個困難。
二、未決論（indeterminacy view）
Phillips 將 自 己 的 詮 釋 稱 之 為 未 決 論 （ indeterminacy view ） 或 允 許 論
（permission view），在此觀點下，自利主義與效益主義的原則賦予人們的道德責 任僅當理性上允許時再滿足即可，不如內在論的觀點認定道德和理性要求人們履 行責任（Phillips, 1998: 59）。未決論事實上也就是一種修正了的外在論：首先，
理性與道德不等同，責任是否需履行仍端看理性。Phillips（2011: 120-126）重構 Sidgwick 對於效益主義和自利主義證明的論證企圖指出，Sidgwick 看似建立了 無解的二元論，但實際上他對兩者的證明並沒有強到會產生二元論的結果。
Phillips 將效益主義的直覺：「仁慈」重構如下（Phillips, 2011: 121）：
（U）: 任意某個人的善從普世的觀點來看，並沒有比起其他人而言有更大的比 重。
（R）: 作為一個理性人，我應該關照的是善的全部，而不是其中某一部份。
此二者合起來就成為了效益主義的形式原則（formal principles）。如何證明他們
此二者合起來就成為了效益主義的形式原則（formal principles）。如何證明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