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結論
第二節 《倫理學方法》的保守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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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細緻的利他思考涵蓋，但後者的審慎卻是一個利己的道德規範，不是粗糙的自 利考量。而審慎的概念似乎也有可能被利他的概念吸納。也就是說，效益主義的 利他思考可以包涵自利主義，此種道德規範並不如最後 Sidgwick 所說的難以解 決。
那麼，為何 Sidgwick 最後還是給我們留下二元論的衝突？本文以為，這關 乎他如何看待「常識」，以及在 ME 中涉及的兩種身份：哲人與常民的不同思考 方式。Sidgwick 認為，自己「先是一個（普通）人，然後才成為哲學家」，與常 民百姓共享的道德價值是哲學的根基，哲人的思考必然是從這層常民思維出發，
然後才得出哲學原理。尤其關於倫理學的研究，既存的常識道德應該被視為自然 的壯麗造物，經由長久的人類互動累積而成，沒有任何哲學家可以重構一個相似 的完美結構，哲學的任務在於，在這個常識體系出現差錯時予以修正，而非企圖 取代之。ME 中相當重視「常識」與許多地方都以「一般而言…」的用詞去闡述 或回應哲學原則也是出於此因。更甚者，本文以為 Sidgwick 對於道德哲學的作 用是有所保留的，只有輔助既存道德之功能而不是建構全新的道德觀，意即，
Sidgwick 對於哲學的作用之觀點，隱含著保守主義的色彩。
第二節 《倫理學方法》的保守詮釋
效益主義者注重以法律來進行社會改造，例如 Bentham 的《道德與立法原 理》提供一套原則作為建構法律的基礎，並相信如此能夠改善社會問題；Mill 的
《效益主義》也是提供改進社會的思考，但 Sidgwick 的《倫理學方法》卻不如兩 位前輩具有如此鮮明的改進色彩，相反的，從開頭他就提出較之於兩位前輩而言 保守許多的目標：觀察常人思考道德問題的方法，與檢視其中矛盾與不一致。繼 續閱讀後，隱約能感受到 Sidgwick 想要說明效益主義才是最一致且不矛盾的倫 理方法，並且產生指引人們思考道德問題方式的感受，然而，讀到後半部對常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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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關於效益主義的討論時，開始發現 ME 對於道德改造的企圖越來越淡，最後 甚至沒提出單一的倫理方法。本文重新檢視 ME 的論證，指出 Sidgwick 透露出 的保守傾向，主要顯示在兩個方面：
首先，在關於效益主義的規範性上，Sidgwick 提供的則是一個不同於 Bentham 與 Mill 的思考方向。Bentham 對快樂的量的比較，到 Mill 提出品質的 差異，直至 Sidgwick 則徹底將快樂比較複雜化，他一方面否認快樂的質量之說 法，認為那難以進行比較，而是混淆直覺主義與享樂主義。但另一方面卻又提出 一種快樂縱深的觀點，將快樂與理性概念連結，從對個人的角度出發，要求仔細 的通盤考量才是「理性的自利」，也就是個人真正的快樂，然後又以類似方式，
擴張此種真正快樂到普世層次，而給出了效益主義所追求的「普世幸福」。此種 對於快樂的解讀，相當強調理性在個人判斷何謂快樂與何為應然上扮演的角色，
而這個理性之運用，最主要的特徵是 Sidgwick 強調的通盤考量：以不偏頗的角 度去看待個體或者群體之利益。就個體而言，不偏不倚的觀察我的整體利益很有 可能通往全體利益之關懷，將個人也放入整體之下「從普世的角度觀察」（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universe）而沒有更多的比重。56Sidgwick 卻不認為理性的運 作應該消弭這層個體／集體的分際，儘管 ME 關於理性之自利的論述潛藏著與集 體利益之重合可能，以及自利主義之證成本身的不完整，Sidgwick 卻仍然不斷強 調個人與集體之差異，最後更以實踐理性的二元論作結，點出存在雙重且互斥之 二元理性，拒絕取消個體考量的一元理性。
本文最後認為 ME 的結論是 Sidgwick 有意替個人的判斷留下空間。他極力 在道德判斷過程中，劃分出一塊不可為集體利益吸收的個人自利考量。倫理規範 並非單一，個人的行為上，永遠都有面向自我利益或集體利益兩種不同的思考。
Sidgwick 讓我們看到的效益主義，並沒有企圖將個體判斷運用至全體，從理論中
56 Irwin 詳盡檢視了 ME 初版至七版關於審慎與效益主義的關聯，指出在較初期的版本中有壓抑 自利主義並由自利主義推論出效益主義的段落，可見原本 Sidgwick 的確認為效益主義可以取代 自利主義（2008:492-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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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做出此邏輯推論，但他所做的，正是不斷藉由強化自利主義來帶出個人主義 之份量。
第二部分則是 Sidgwick 對於常識之重視。因為常識不僅因其為長久累積的 自然造物而受尊崇，更在於它們是「常民」的判斷，而不是哲人刻意為之的產物。
這部分的論述，Sidgwick 展現出另一種對於理性的克制，ME 中相當看重常識此 人類生活的道德積澱，效益主義的作用被限縮在輔助功能；哲學家提供的道德原 則並不能取代民眾一般性的道德思考，而是作為當常識出錯時的修正，並且，道 德原則也必須透過常識來得到證成，和常識的兩面交互檢視目的使哲學家貼近常 民的倫理思考，理性的作用受傳統的限制。因此，Sidgwick 的效益主義不具備如 Bentham 及 Mill 所展現出的強烈社會改造企圖，而是呈現出近乎支持現狀的保 守氣息。
然而，Sidgwick 並非一位保守主義者，相對於 Hume 對於「理性」的懷疑，
致力劃清理性之運作界線而企圖保存「人性」的空間（曾國祥，2010，頁 71-120）， 而對於單一的理性原則之否定，Sidgwick 的立場則是搖擺的：從 ME 以及相關的 論述我們可以發現他似乎對於哲學之作用也抱持著近似於 Hume 的看法，但他畢 生追求的，卻仍然是一套單一的系統性倫理原則。他認為理性能夠作為我們行為 終極的指引，而將理性與應該的概念等同。從 ME 的文本我們也能觀察到效益主 義其實有可能成為這個單一的系統性道德來取代常識與自利主義，然而，
Sidgwick 卻未以此作為結論，而是反過來承認自利主義具有與效益原則同等的規 範性，以此推導出兩種責任（實踐理性）的衝突。最後告訴我們，如果認定了道 德必須如同科學一般具有堅實的基礎，二元論的存在則會使我們對整個道德哲學 與體系產生懷疑（ME: 509）。Sidgwick 最後告訴我們，實踐理性二元論的存在使 得人類行為最終由非理性因素決定（ME: 508）。不若 Hume 在寫作《人性論》時，
自始自終保持著一位道德科學家的信念，描繪人類的道德心理狀態（陳建綱，2011，
頁 26-27），Sidgwick 創作 ME 時的角度是搖擺的，在開頭他信誓旦旦地提出一個 科學檢視的目標，結論卻試圖統合三種倫理方法為一。這個追求三種方法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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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卻走到懷疑主義的結論。如同前述，有些學者們會認為這是對倫理學的挑 戰，而努力去化解二元論，繼續追求一致的單一系統化倫理學。但本文以為，或 許可以轉換角度來看待此結論，儘管 Sidgwick 的努力失敗了，其實是源自他略 帶保守的出發點，即對於哲學家角色的保留和常民身份的注重，才得到二元論的 結論。也或許因為此種思考方式，使得《倫理學方法》一書讀來讓人時而感到困 惑，不知 Sidgwick 到底是想要給我們一個倫理指引，抑或是科學地考察維多利 亞時期民眾的道德常識？本文最後的理解是，Sidgwick 渴望追尋單一的終極倫理 方法，卻對於理性之作用有所限縮，才造成他特殊的書寫方式，並且無法達到自 己設定的目標，在理性的邊界上搖擺。然而，本文將這個結論詮釋為 Sidgwick 試 圖保障個體性或個人自由的努力，他試圖斷開 Bentham 與 Mill 提出將個人與集 體利益連結的做法，從理論層面劃開一塊不為效益主義吸納的個人利益之空間。
也正因此，Sidgwick 必須得出實踐理性二元論，來強調個人利益之思考永遠不可 和公共利益等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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