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承受之重，為堅持理想付出代價

在政治與經濟的雙重夾縫壓力中，獨立表達傳遞出拍攝者與被拍攝者的訊息 是共同的精神，在拍攝的實作過程中反覆自我探尋，即使在攝像機的背後已經淚 流滿面、即使在追蹤拍攝的過程中遇到威脅生命的狀況，也已鍛鍊出一顆堅持的 心，持續追蹤下去。

紀錄片工作者為求反映外人不知的中國真實，而承擔許多風險。例如2008 年汶川地震發生後初期，校舍建築質量問題、公眾捐款去向未公開且不透明等消 息在短時間充斥中國各大媒體。但隨著黃金搶救時間結束，官方隨即回到控制封 鎖媒體的老路，甚至採取從源頭截堵的方式，在傳媒報導過的校舍旁，派專人看 守並嚴禁拍攝;學生家長也被告誡不可接受媒體訪問（杜婷，2010）。於是，曾 在2007 年獲得自由文化奬的四川人周鈺樵就倡議「官方已經到災區來拍電影，

接著肯定是全國巡迴講演，搞洗腦那一套，我們一定要讓胡杰、艾曉明趕緊過來，

做最真實的公民影像，搶救歷史。」

起初艾曉明看到新聞裡大批媒體記者湧入災區，並沒有前往拍攝的計劃，後 因四川志願者致電告訴她，媒體在6 月 15 日後陸續退出震災區，聽到這項消息 反而讓她覺得必須動身前往災區，瞭解現場究竟發生什麼事。她說：

什麼被掩蓋在媒體宣揚救災、大愛、光榮背後，我們應該看到卻沒看到 的？…⋯…⋯到現場後發現，這樣的世紀災難，應該要有個民間紀錄，從獨 立觀察、民間角度來記錄受難者失去親人的痛苦（作者訪談，2015 年 1 月 31 日）

艾曉明花費一年多的時間調查拍攝，排除萬難接觸官方的敏感禁區並展開長 期斡旋，同時結識川震志願者、長期擔任成都環保工作者的譚作人，完成紀錄片

《我們的娃娃》（2009），引來社會極大關注。

後因譚作人持續關心地震倒塌危樓，察覺多數校舍建材、搜集資料，推測是 未達標準的「豆腐渣工程」，並協助受難家屬維權，進而遭到中共拘留、甚至登 門搜索，隨後被中國法院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五年有期徒刑、剝奪政 治權利三年。

在這段期間，艾曉明查覺政府司法荒謬，不將問題指向校舍的工程，卻企圖 將調查真相的人民治罪，因此決定替這些無法在官方媒體露出的聲音，以及因為 維權跟司法搏鬥的過程拍攝下來。集結起來，艾曉明共為拍攝這部紀錄片走過四 川十個縣市八十個鄉鎮的主災區，累積三千公里的行程，訪問五十八個罹難者家 庭，與艾未未共同完成《公民調查》（2010）的紀錄片。

艾曉明回憶這兩部紀錄片的拍攝時說：「壓力非常大，遭遇到來自國家的巨 大威脅，出發前就被告知「不要維權、不要拍片」。並把我的名字放到國保重點 監控名單上，使得拍攝工作變得異常困難，過程受到監視、阻撓、威脅，也遇過 受訪者突然消失。」由於不知被上層監控到何種程度，更害怕在被瞭解行蹤後，

器材或是拍攝素材會被破壞取走，因此期間甚至連賓館都不敢去住。「每天拍攝 完，累了一天，很想沖個澡、好好睡一覺，但因入住賓館需出示身分證，我們只 能到處東躲西藏，有一晚睡在別人屋簷下，半夜兩邊屋簷水往中間流，起來後倒 掉半個包包的水，幸好器材沒有弄濕。」

這系列紀錄片因為揭露真相，挑動敏感神經，引起政府對於艾曉明的行蹤關 注，同時帶來她人身行動自由的困擾。

在2009 年底的「國慶敏感期」後，艾曉明前往北京參加香港采風公司舉辦

「華語紀錄片」巡展活動時，曾受到多次干擾；10 月 16 日準備前往參加香港記 者協會所舉辦的研討會與第七屆香港社會運動電影節參與《開往家鄉的列車》與

《我們的娃娃》映後座談，卻在出境時被中山大學派員中途攔截帶回，並稱「上 級指示」希望她不要赴港參與放映。

隔年因獲得法國的「西蒙．狄波娃獎」預計從深圳過境香港羅湖口岸時，被 搜查行李、衣物以及電腦「當時他們跟我說，違反《出境法》第八條，但沒有說 是哪一款，返家後自己查資料，發現前四條都跟犯罪有關，非常荒謬。」艾曉明 至今不僅被限制出境，同時也被限制出現在課堂、限制到大學做講座。

關於《我們的娃娃》的放映活動，曾經在首都師範大學中文系研究生課堂上，

雖僅僅大約二十多個學生出席，但放映不到五分鐘，就被校方從課堂中趕出來；

在中國青年政治學院，由於老師堅持，影片得以播完，但與學生討論環節卻被取 消。最後，按原先安排，艾曉明還準備在北大舉辦講座，結果北大校門檻尚未踏 進，她的講座計劃就遭「槍斃」。前往上海復旦大學參加研討會與影片播放，也 因得到校方指令而被取消，不僅如此，名字被掛在國保重點監控名單上的艾曉明，

某些拍攝合作者，也被警察屢次請去「喝茶」。

上層給予的壓力這幾年來不減反增，筆者於2015 年訪問期間，更遇上教育 部長袁貴仁向全中國高校提出三個「決不允許」宣誓，要加強院校意識形態的控 制。已為中山大學退休教授的艾曉明，短暫返回廣州期間，在1 月 30 日也同時 接到校方教育處長的關切電話，希望能進一步「回訪」，也就是俗稱的「喝茶」。 依照約定赴約後，艾曉明描述會面的情況：「他們光對我實行『動之以情，曉之 以理』的柔性勸導，希望我不要再繼續拍攝目前已經即將剪輯完成的紀錄片，一 部關於夾邊溝事件—右派勞改營的歷史紀錄。」在拍攝期間，前往甘肅勞改場的

路上就已經屢屢受到封路的阻撓，尤其中國在全面使用二代身分證並且施行車票 實名制之後，所有名單成員的行蹤都被一清二楚的監控著。

從艾曉明近幾年來接二連三所遭受的阻撓狀況可以進一步瞭解到，有許多平 時關注社會動向的朋友被搜查家裡、甚至進一步的被拘留審判更加諸以莫須有的 罪名。多位站出來替弱勢者打官司的維權律師，更因此遭到官方無條件撤銷律師 執照的處境。「我已經算是幸運的，作為退休教授至少不用擔心生活費的問題，

我身旁有很多同樣關心社會脈動的友人或是獨立紀錄片工作者，有些人因為維權 而丟工作，有些人則需要依靠其他工作收入來支持。」因為關注這些社會議題是 沒有辦法盈利的拍攝項目，也造成越來越多人無法支持下去，艾曉明為持續拍攝 紀錄片投入大筆經費購買器材、剪輯設備，同樣常常入不敷出。

另外一名紀錄片工作者朱日坤，從策展人到紀錄者，朱日坤角色轉換突然，

原先單純因為喜歡電影所以開始參與紀錄片的策展活動，但一晃眼就是十年：

過往每年策展都會遭受到官方各式壓力，曾經有十幾個單位來找我談話，

安全部、行政部門、文化委員會、宣傳部門，一次開會二十多人盤問 我。…⋯…⋯說不害怕是騙人的，周圍有些人被抓去拘留、被動用私刑、遭 受莫須有的罪名審判…⋯…⋯，從 2001 年開始的熱情與衝動，跟全力對抗，

回過頭來看，集體社會這十年來越來越惡化，投入的時間似乎有點浪費，

因為感覺社會、電影都沒有任何變化，精神財富也沒有增加（作者訪談，

2015 年 2 月 2 日）

持續從2001 年開始策劃中國紀錄片周與北京獨立電影展，2011 年底辭去在 栗憲庭基金會的職務後，經過十年的各種考驗，原想返鄉回廣州專心從事農業工 作，後來卻因意外得到一份來自政府部門的「檔案」而開始拿起攝像機。

2012 年 7 月 25 日和廣州友人郭飛雄、隋牧青一同前往江西新余探訪聲援劉 萍、魏忠平等維權人士，入住酒店後，半夜突然遭到大批警察查房，「當晚外出

回到飯店，就看到警車在樓下，於是推測他們會有所行動，因此我將攝影機擺在 床頭，到午夜十二點，警察與便衣果然闖入房間，對我們進行盤問。」透過這部 近半小時的《查房》（2013）影像紀錄，朱日坤呈現中國官僚體制的蠻橫與傲慢，

警察成為無任何約束的集權暴力份子，以自稱合法的盤問手段闖入人民的日常生 活。

2011 年後，政府加強社會控管，朱日坤家的外頭長期受人監控，「有很長 一段時間生活在提心吊膽的氛圍裡，隨時要擔心拍攝的東西、相關文件被抄 走，…⋯…⋯另一方面是希望能夠讓自己清醒點，所以選擇離北京遠一點的地方，因 為在中國會被各種事故包圍，刻意把所有東西佈下天羅地網。」由於擔心妻小人 身安全以及希望可以在不被打擾的進行影像創作的後製，於是舉家暫居於紐約。

由上述研究採訪歸納，可以從獨立紀錄片工作者身上看見公民社會的生命力，

感受到公民意識的啓蒙與能動性以及不畏艱難的勇氣；透過訪談，讓人進一步瞭 解鏡頭後的拍攝理念與初衷、心境轉折、以及拍攝所遇困難。執行製作獨立紀錄 片的工作，同時需面對無所不在的政治壓力、經濟負擔以及心靈上的煎熬，他們 在過程中仍尋求為弱勢者發聲、企圖透過鏡頭紀錄並還原真相。選擇用鏡頭照向 被主流傳播遺忘與社會幽暗的角落，即使影像取得困難、畫面可能較為粗糙，但 藉由長期跟拍的影像力量，打破社會對非主流人群的既定刻版印象，串聯起社會 底層血淚的脈動，寫實記錄中國人民的生活面貌就有如一座座中國社會博物館的 縮影。此外，因主流媒體層層的包袱與框架，不敢為人民發聲，使得諸多社會真

感受到公民意識的啓蒙與能動性以及不畏艱難的勇氣；透過訪談，讓人進一步瞭 解鏡頭後的拍攝理念與初衷、心境轉折、以及拍攝所遇困難。執行製作獨立紀錄 片的工作，同時需面對無所不在的政治壓力、經濟負擔以及心靈上的煎熬，他們 在過程中仍尋求為弱勢者發聲、企圖透過鏡頭紀錄並還原真相。選擇用鏡頭照向 被主流傳播遺忘與社會幽暗的角落，即使影像取得困難、畫面可能較為粗糙，但 藉由長期跟拍的影像力量，打破社會對非主流人群的既定刻版印象，串聯起社會 底層血淚的脈動，寫實記錄中國人民的生活面貌就有如一座座中國社會博物館的 縮影。此外，因主流媒體層層的包袱與框架，不敢為人民發聲，使得諸多社會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