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相關文獻回顧與理論梳理
第一節 中國官方有關廣播電視電影管理與政策
「在一切藝術中，電影對我們來說是最重要的。」
——列寧
十月革命成功後的蘇聯是個相當重視電影藝術的新生政權，電影被認為是能 夠超越語言障礙的一種傳播方式，比起文字出版物具有更強的影響力，甚至文盲 也可通過影像瞭解不同思想。1922 年列寧提出這樣的論斷，使得前蘇聯電影確 實培養出優秀的創作者並創造出經典影片，然而同時也因電影政策以及創作指導 思想中，帶有違背電影藝術自身發展規律的極「左」概念（戴白夜，2008），更 諷刺的是，這句簡單的話語卻在中共領導階層遭到誤解與片面曲解，使得在中共 政權控制下的中國，發展出對影視傳播最嚴厲的管控網絡。
中共領導階層從創黨開始便堅信列寧的教導，延續至今，中國的影視行業仍 是一個「高度計畫、完全國營、體制封閉的壟斷性領域。」（姜娟，2011）。官方 對全國媒體機構採取嚴密的監管制度，首先在「單位」創立之初，就須掛靠國家 隸屬的黨政單位；在所有影音等出版品流通之前，更必須接受重重管控。審查嚴 密程度又可概括分為三個層次，其中以電影、紀錄片、電視台欄目等影音成品最 嚴格，報刊雜誌印刷品次之，最後則為網路上的文字資訊流通（李政亮，2012）。
中國目前掌管影視製作審查機構，是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以下簡稱：廣 電總局）。廣電總局原名國家廣播電影電視總局，與新聞出版總署於2013 年 3 月10 日正式合併），屬於中共國務院直屬機關，並隸屬於中共中央宣傳部和國務 院的領導範圍內。
自中共建政以來，就開始對傳播進行嚴格控制，在十七年時期（1949—1966）
中共政權對影視握有巨大影響權力，並讓政治滲透其中，官方高層可憑藉對一部 作品的評論，而決定其命運，因此導致影視創作者思想負擔日益沈重，創作格局 受阻，造成此時期的影視作品具有濃厚政治與思想宣傳色彩，在藝術創作層面上 則出現停滯。該時期紀錄片則被定調為「新聞紀錄片」作為國家和黨宣傳工作的 有力武器，透過接收陸續成立北京電影製片廠、上海電影製片廠等等。爾後在文 化大革命（1966—1976）十年裡，對於中國影視發展更是一場浩劫。
在《中國新聞紀錄電影史》一書中明確指出，「文化大革命」十年對於國家 和人民是一場災難，對於紀錄電影同樣也是一場災難。
1966 年毛澤東發動和領導「文化大革命」，出發點是防止資本主義復闢、
維護黨的純潔性和尋求中國自己的社會主義道路。當時所以稱「文化大 革命」，是因為這場運動從文化領域批判開始，但最終實際上是破壞我 國社會主義發展的一場內亂（高維進，2013，頁 173）
早在1962 年，四人幫中的江青就指責京劇《李慧娘》是與社會主義不容的 鬼戲。1963 年底與 1964 年中，毛澤東曾兩次批評文藝界，「社會主義改造至今 收效甚微」。因此在文革時期，政治對藝術產生更直接的支配，1966 年紅衛兵運 動興起時，毛澤東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提出「中央另有一個資產 階級司令部」，因此第八屆十一中全會根據毛的意見制定「十六條」，明確規定這 次運動的目的：
鬥垮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判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批判資產階 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改革教育、改革文藝、改切不適應社會 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以利於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運動的重 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並說這場運動只能是自己教育自 己，自己解放自己，要充分運用大字報、大辯論這些形式進行大鳴大放。
當時雖然提出要區別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但實際上運動開展後，卻成
為異種盲目的、自發的混淆敵我矛盾的大規模群眾運動（高維進，2013，
頁 174）
於此，中共電影發展在高壓意識型態的控制下，走過最黑暗時期。文化大 革命於1976 年終於落幕，但文化大革命的思想體系與藝術規範受到質疑與反 思卻是直到1979 年才開始。在〈知識份子銀幕浮沈錄〉一文中指出，此時期 的中國電影開始擺脫文化大革命中樣板戲的矯情、浮誇，在選角、劇情、配樂 上都力求貼切社會現實，因此孕育出許多知識青年，開始對文化大革命進行反 思甚或批判，擔任社會的良心角色，因此攝影機成為記錄社會真實的方式，影 像得以觸及社會時弊（羅藝軍，1999）。
中國年輕人勇於質疑現實生活的社會風氣於1980 年代逐漸展開，當時許 多刊物、電影都從強調探索生命本質的意義為出發點，強調捕捉社會真實，電 影創作者普遍要求以法律形式規範電影審查，因此《電影審查條例》修改稿於 1988 年草擬完成。1989 年 3 月，在中共國務院要求下，廣電總局發佈《關於 對部分影像實行審查、放映分級制度的通知》，對中外影像進行管制。
正當社會這股力量還在逐漸累積時，隨後在1989 年發生六四天安門事件，
中共當局對影視作品採行嚴格管制態度，使得大陸電影放映分級制度不了了之
（毛琳，2007；谷豔梅，2010）。直到 1993 年 4 月 21 日，廣電總局發佈《電 影審查規定》雛形，提出電影審查所禁止的八項內容在《電影的生存、生產及 其審查》（賈磊磊，1994）。
1996 年到 1997 年間，中共為因應加入 WTO，在電影產業上也提出新一 波的改革，對於影視產業的控制方法更趨細膩。如下：
壹、影視版權發行控制
中共於1971 年成立中國電影公司（China Film Corporation），負責全國電 影發行，1999 年成立中國電影集團（China Film Group Corporation），由原中國 電影公司、北京電影製片廠等八家單位組成，統合隸屬於廣電總局。
此外，中國電影公司和華誼兄弟國際傳媒公司、上海電影集團、保利博納 電影發行公司並列中國電影的四大公司，共同相互構成緊密的發行網絡與影院，
並掌控中國絕大部分電影發行通路，因此這種非透過正常資本競爭所獨佔的壟 斷事業，來自「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下所誕生的商業版圖。在此情況，若符 合中共意識型態的電影在院線上映管道就佔盡發行與通路優勢，以2013年12月 份上映的《私人訂製》為例，由於製片商就是華誼兄弟公司，因此在院線上映 時，甚至出現同一院線在一天內安排四十場播映時段。反之，題材較敏感或是 不符合中共意識型態的影像作品，在發行管道上則是困難重重。
2001 年，中共頒佈《電影管理條例》第二十四條規定：國家實行電影審 查制度。廣電總局下屬的電影事業管理局設立電影審查委員會及復審委員會，
由三十六人所組成，來自各行各業。依據《電影審查規定》對已經成品的電影 做思想內容以及技術質量的全面審查，未通過審查的電影，不得發行、放映、
進口、出口，根據《電影劇本備案、電影片管理規定》第十三條，思想內容審 查包括：
1. 違反憲法確定的基本原則；
2. 危害國家統一、主權和領土完整；
3. 泄露國家秘密，危害國家安全、損害國家榮譽和利益；
4. 煽動民族仇恨、歧視，破壞民族團結，
5. 違背國家宗教政策，宣揚邪教、迷信；
6. 擾亂社會秩序，破壞社會穩定的；
7. 宣揚淫穢、賭博、暴力、教唆犯罪的；
8. 侮辱或者毀謗他人，侵害他人合法權益的；
9. 危害社會公德，詆毀民族優秀文化：
10. 有國家法律、法規禁止的其他內容。
觀察長期發展過程，因為政治因素而違反禁令，是電影被禁止上映的重要 因素，多數因影片表現特定的敏感歷史時期和主觀傾向而被禁映（毛琳，2007）。 也因電影表達內容及程度深刻受到限制，而使電影創作喪失自我更新與原創動 力。
貳、中國的主旋律電影
1978 年中共招開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一條「對內改革、對外開放」的戰略 決策，此決定逐漸扭轉中國自1949 年後對外封閉的情況，進入經濟高速發展時 期。另一方面，80 年代中期，以市場為出發的武打片與偵破片數量迅速增加，
造成主流意識型態的重大革命題材和現實題材電影，面臨衝擊。因此中共上級意 識到維護自身威權和政權穩定的重要性，透過訂定目標，宣傳黨的政策方針、歌 頌領袖的影片，成為統一的創作基調。
然而主旋律電影的提出背景，與改革開放後1980 年代中後期出現的學潮關 係密不可分，1987 年 1 月中國共產黨發出「關於當前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若干 問題通知」，並將這些學潮定位為「否定社會主義制度、主張資本主義制度、核 心是否定黨的領導」。在中國的政治語彙中，這些指控算是相當嚴厲，文件中甚 至直指某些大學領導未盡責，因此全國各地開始引發批判資產階級自由化言論和
思潮（李政亮，2011）。同年 2 月，全國故事片廠長會議召開，會議批評文藝創 作「淡化政治、遠離政治」的論點，強調用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來鞏固電影陣地，
電影作為國家上層建築的一部分，應負載主流意識型態的責任，能夠體現時代精 神的現實題材和革命歷史題材成為弘揚民族精神的「主旋律」作品。
「主旋律電影」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孕育而生，《中國電影批評史》指出1987 年3 月北京召開「全國電影會議」，當時擔任電影局長的滕進賢首次提出「突出 主旋律，堅持多樣化」口號，達到強化主旋律對抗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的影響和 商業化浪潮的衝擊（李道新，2007），並搭配藝術性、思想性、觀賞性，「三性統 一」口號。由於隨著改革開放，中國電影掀起一波娛樂電影高潮，在此同時如何 拍攝有效傳達主旋律訊息電影，就成為當代電影工作者議論的話題。因此1989
「主旋律電影」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孕育而生，《中國電影批評史》指出1987 年3 月北京召開「全國電影會議」，當時擔任電影局長的滕進賢首次提出「突出 主旋律，堅持多樣化」口號，達到強化主旋律對抗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的影響和 商業化浪潮的衝擊（李道新，2007），並搭配藝術性、思想性、觀賞性，「三性統 一」口號。由於隨著改革開放，中國電影掀起一波娛樂電影高潮，在此同時如何 拍攝有效傳達主旋律訊息電影，就成為當代電影工作者議論的話題。因此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