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攝獨立紀錄片是個人的自我實踐

獨立創作者在艱困環境下依然堅持長時間不斷地創作，本論文透過田野調查、

訪談與資料搜集後發現，中國獨立紀錄片工作者擁有強烈的個人能動性，能將受 啓蒙的公民意識轉化為行動力，因為每當事件發生時，都有前往即刻前往第一現 場的強烈使命感，從拍攝到再現影像，實為社會實踐的行動者。例如1999 年在 新華社江蘇分社從事影視編輯工作的胡杰，聽到林昭的故事後便辭掉工作，自資 拍攝關於林昭的文革歷史紀錄片，花費五年才完成。初期拍攝為籌措路費，有時 不得不為他人拍攝婚喪之事賺錢，有時買好長途車票後，身上僅剩幾塊錢（楊銀 波，2010）。

《上訪》則是另一個例子。其取材於面對社會最尖銳的衝突題材，拍攝機緣 卻十分偶然。1996 年 11 月，趙亮剛結束北京電影學院的進修課程，開始琢磨要 拍攝什麼，有朋友建議他去南站看看那些上訪民眾，去後便被這樣的群體震懾，

於是開始歷時十二年的拍攝追蹤與剪輯。那一段時間他備受煎熬，因為有錢時可 以去拍，其餘時間還要做別的工作維持生活。不得已拍攝只能斷斷續續，主要時 段集中在1996 至 2000 年、2004 至 2008 年兩個階段。趙亮也坦言由於題材敏感，

拍攝過程也非常痛苦。他說：

拍這些東西要眼觀六路、耳聽八方，身心壓力特別大，每次去拍攝前都 要下很大決心，每趟回來也都特別累，後來有一段時間再去上訪村都不 拿機器，即使再好的素材也不想拍了…⋯…⋯（南都周刊，2010）

即使這樣，趙亮十二年來沒有放棄。同為獨立紀錄片工作者的周浩也表示：

雖然不少人知道上訪的事情就發生在週遭，但能夠向趙亮如此持續記錄、

奮而不懈的長期追蹤跟拍，並不是件容易的事。…⋯…⋯這樣的獨立紀錄片 最後會進入紀錄片史冊，提醒我們歷史不容遺忘（作者訪談，2014 年 12 月 23 日）

還有，完成《798》與《暖冬》的鄭闊，認為紀錄片是窺見真實的一種狀態，

1974 年出生，大學學的是電子工程，卻非常喜歡電影，從 2001 年就開始關注「後 工廠時代」的北京798 藝術村²，裡面有轟隆隆運轉的廠房、滿身油污的工人，

同時也有留長髮畫油畫、弄雕塑的藝術家，給他的感覺很「魔幻」。但到2006 年中國政府開始實行官方的文化創意產業，陸續有很多藝術家因承租不起畫室而 發生衝突。他說：

藝術加入商業後卻變質，於是我採訪一百多位從最早期開始進駐的畫家、

雕塑家，看見政府為帶動經濟成長而規劃藝術園區，光用低廉的價格租 賃給藝術家形成文化景觀聚落後，等到藝術帶動當地房產地價飆高後，

再強行拆除等血淋淋的無奈過程…⋯…⋯（作者訪談，2013 年 12 月 1 日）

有些獨立紀錄片的創作則非常偶然。當時還在北京電影學院進修的張贊波，

提及拍攝第一部獨立紀錄片《天降》的動機，他說明到：

2008 年 6 月看到電視上直播「中星 9 號」的衛星發射，它可以讓偏遠地 區的數千萬家庭收看到北京奧運的盛況直播。然而，衛星殘骸卻被設定 落入離我老家不到兩百公里的地方，墜落範圍有十一個鄉鎮、十六萬人 口。…⋯…⋯我從來沒想過這種事情離自己那麼近，於是兩星期後，我便買 台攝影機直接前往湖南省綏寧，開啟拍攝調查…⋯…⋯（講座談話，2015 年 1 月 13 日）

張贊波透過長期的現場觀察，共累積七十盒素材。起初只有大致雛形、缺少 結構。等到拍攝完全結束後，張贊波在雜亂的影像裡，慢慢抽絲剝繭的理出頭緒。

過程中張贊波不斷反思：

早期拍攝紀錄片時會覺得富有理想主義，或是必須承擔起社會責任，但 經過《天降》的經歷，不僅覺得自己的紀錄片無法改變任何現況，在豆

2 北京 798 藝術村：位於北京近郊朝陽區，原先是即將廢棄的工業區，1990 年代末，因為房租便

瓣網³上《天降》還成為敏感詞而被洗掉（講座談話，2015 年 1 月 13 日）

這樣的結果令張贊波感到特別沮喪，同樣的事件還是不斷發生，而且因為國 家政策使得問題更加嚴重，每次獲知相關消息都非常難過。也讓所謂的「社會責 任」已不復見，取而代之的是定位自己成為「個人獨立的寫作者」，記錄下的事 實是個人對社會的表達。爾後更陸續完成紀錄片《大路》與《大路：高速中國裡 的低速人生》（2014）

由此可知，中國的獨立紀錄片製作人，雖然來自不同的專業背景，然而，強 烈的個體內在能動性，驅使他們記錄與挖掘事情的原委與反映社會真相是共同的 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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