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識形態國家機器與個人能動性

壹、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對媒介與場域的掌控

學者Louis Althusser（1971）認為，社會是由三個次級結構：經濟、政治和 意識型態所構成的一個整體。政治社會（political society）所實施的是高壓統治，

他又稱為壓制性國家機器（Repressive State Apparatuses），並將意識型態延伸為 由外部文化所建構和塑造的再現系統與論述；其中，各種意識型態、宗教、媒體、

法律、教育、政治系統等意識形態國家機器（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透過 每日不斷的運作建立並合法化社會規範，達成意識形態控制目的。提出主要概念

「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用結構主義來解釋社會機制如何反覆灌輸相同的意識形態，

以取得人民的認同。

從1970 年代中國大陸經濟改革開放開始，許多人就在預期中國社會未來的 走向，部分支持「現代化發展理論」，部分則支持「批判理論」。前者認為，市場 化將使傳媒機構更易脫離國家控制，不僅可以在政治上更有積極作為，同時也為 開放和理性的公共領域造就更好的條件和發展前景（James, 1991; Jianying, 1995;

Barrett, 2003）。後者則主張批判理論認為市場化使新聞業為經濟利益而更保守，

像是一些實證研究指出，1990 年代以來，中國新聞記者直接挑戰國家體制的報 導越來越少（Chan, 1993 ; Zhongdang, 2000; Chan, Pan, and So., 2000）。

在傳媒控制方面，李金銓（2003）以中國二十年來經濟改革為例，提出在巿 場經濟蓬勃發展過程中對新聞的影響。並認為國家官僚機器不得不從一些非政治 領域撤退，因而助長新聞業的「消極自由」；雖然國家企圖操控傳媒，但也不得

不對巿場力量作有限度的妥協或合作。反之，國家通過巿場延續它與傳媒的「侍 從關係」。

蔡秀芬（2011）透過進一步分析，將此管制手段視為政府部門、電視台官方 部門對民眾言論自由權與資訊獲取權嚴加控管，也因威權主義（authoritarianism）， 使得境內所有電視台皆須臣服於黨和行政體系之下，成為黨國的喉舌。至今，中 國新聞業從未走出政府管控，在個人權利、權力制衡、公共輿論等相關核心價值，

無法建立公民共識。

李金銓（2003）對當局提出強烈批判，不民主的操縱傳媒搞派系爭鬥，壓制 異見，又利用它粗暴地攻擊當局認定的各種真假敵人（包括異議人士、反抗民眾、

宗教組織和外國領導人）。今日中共對傳媒控制之嚴厲，遠甚於開放時期的蘇聯，

並與當年共產波蘭的差別更不可以道里計（波共傳媒須和團結工會的反對派傳媒、

教會傳媒競爭）。在80年代的改革歲月中，新聞專業意識曾一度迅速抬頭，可惜 到90年代反而被商業狂潮所淹沒。

貳、DV 時代與個人能動性

隨著逐漸增強的網路封鎖以及緊張的社會氛圍，瞭解獨立紀錄片工作者的能 動性（agency），期能深刻感受中國社會脈動。李金銓（2010）描述媒介（media）

和權力結構（authority structure）像跳支探戈舞，領舞的總是權力結構，跟舞的 是媒介，領舞者和跟者配合才能跳得起舞。換言之，權力結構是首要的現實界定 者（primary definer of reality），是第一性，媒介是次要的現實界定者（secondary definer of reality），是第二性。

索性1990 年代末 DV 誕生，開創個人影像的新時代來臨，是「自我授權」

（self-authorization）的開始，影視工作隨著機器取得較過去容易，眾多獨立紀錄 片工作者的發展也於此開始，其中又以新聞工作者（記者）為最。

記錄時代，本是記者天職，尤以新聞與政治關係太密切，記者往往身不由己 的介入政治。《好死不如賴活著》拍攝者陳為軍，曾為武漢電視台記者。因工作 所需，前往採訪首位發現河南「愛滋病村」的桂希恩教授，後續才從過程中聯繫 上馬深義一家人，得知該村莊因賣血而染上愛滋病的訊息完全遭到封鎖，進而決 定長期前往農村瞭解事情脈絡展開拍攝。

此外，中國紀錄片工作者有許多原來從事藝術創作的人，徐辛（1991 年畢 業於美術系，在2000 年成立工作室）、《上訪》的趙亮（2009）（畢業於美術學院，

再前往北京電影學院（以下簡稱北影）進修以及《鐵西區》（2003）的王兵（魯 迅美術學院攝影系，隔年前往北影攝影系進修），不約而同都畢業於美術、攝影 等專業，進而前往北影進修。他們透過自身觀察力與敏銳度，捕捉大時代社會變 動下人民的生活，並進一步揭露主流媒體從未報導的社會面向。雖然這些影像在 中國媒介層層封鎖之下不易流傳，但紀錄片工作者透過長期拍攝，將此類事件藉 由參加影展逐層曝光，進而引起民眾注意從而瞭解社會不同面貌。

探討個人的能動性，其中關切點主要在於個體如何突破結構限制，開展抗拒 權力的行動。傅柯（Michel Foucault）早期研究在繁複社會網路中的權力關係，

提出日常生活中的抗爭（everyday life struggle），但在晚期，則將探討轉向倫理 主體的概念，借其來解釋主體面對權力規範時的能動性，也適於用來討論中國獨 立紀錄片工作者，在重重的困難環境下，仍然努力尋求空間揭露真相（張錦華，

2010）。

因此，若主體可以自我決定採取順從或是抵抗的態度，也就代表主體具有一 定的能動性，傅柯將其分為四個層面來分析（張錦華，2010：209-210）：

一、決定倫理要素（elements of ethics）個人決定自我倫理規範，選擇採用何種 行為，來符合外顯的規定，或是符合內在的忠貞；

二、順從的模式（mode of subjection），個人如何建立自己與道德規範的關係，

如何認知個人的位置，以及應當選擇什麼實踐方式？

三、自我實踐的方法（technology of self of ethical work），這套將自我塑造成倫理 主體而改變自我的方式，是長期的趨勢？或者偶一為之？

四、倫理主體的目的（telos of ethical subjection），當完全掌握自己，從事所謂的 道德行為時，主體渴望預期成為的存在又是什麼？

每個時代下對於環境背景不同，產生主體的抗衡或屈從的對象也各異，因此 每個人的自我實踐方式與模式也會因此有所不同。因此在傅柯的分析中，並未強 調壓迫性的權力關係，反而著重在自我如何形塑，以自我風格，選擇實踐的方式。

（Mcnay, 1992；張錦華，2010）

社會學家紀登斯（Giddens, 1984）在《社會的構成》（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1984）書中，交互使用「能動者」（human agents）與「行動者」（actors），指 出人在行事時有能力理解他們所為之事，同時能動性不僅僅指人們在做事情時所 具有的意圖，也代表從事這些事情的能力，攸關個人於事件之中就是個實踐者。

Chris Barker 在《文化研究字典》(The Sage Dictionary of Cultural Studies)一書中 提出：能動性通常與行動、自由意志、創造力、原創性，並透過個體的獨立行動 來產生改變的可能性（游美惠，2012）。

廖炳惠（2003）指出：「能動性」不僅僅討論對抗性（resistance）如何被表 達，也企圖勾勒在對抗霸權的過程中，人本身的思考以及其語言與道德面向，是 如何透過各種不同的抉擇來形構自我。謂此，能動性不但是關聯到人們如何產生 行動，在概念中也同時具有道德意涵，與個人的道德責任。

因此傅柯以主體的概念分析個人如何運用自我技能，逐以追求自我為目標，

開啟探討主體能動性的分析，紀登斯再更明確的分析個體透過獨立行動來產生改 變的課能性。本論文運用此一脈的概念，探究中國獨立紀錄片工作者，如何從自 我主體經驗中認知倫理目標，又透過何種方式實踐主體目的？

參、行動場域與生存心態

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則試圖超越主體論與結構主義的二元論，進一步 提出「行動場域」（fields）的理論概念，描述社會結構與主體之間的互動關係。

並認為社會現象不應僅從個體之目的、信仰、行動來解釋，而從駁斥個體主義

（individualism），轉而主張採取整體主義（holism），強調須以社會系統層面 來解釋個體行為。主張透過場域、資本與生存心態的交互建構，解釋個體與社會 的聯結，進而理解個體如何在關係中發現自己，並決定自己的行動策略（Bourdieu

＆ Wacquant, 1992）。

布迪厄並認為要解釋行動者的日常生活，就是要瞭解在既定的社會場域中，

行動者如何運用各種形式的資本，爭取對自己較有利的位置，因此也就衍生出日 常生活言行理論為：行動場域＋生存心態／資本（劉維公，1998：12）。

至於「行動場域」，對布迪厄而言，社會是由人的「行動場域」所組成的。

社會結構並不是靜態時存在的物體，而是行動者進行象徵實踐的社會空間，且預

設行動者有追求利益（interests）的動機；換言之。場域的動態面是行動者依據 其所在的位置，以及所擁有的各種形式的資本（可為經濟、文化、社會各種形式 的資本），透過努力來爭取對自己更有價值、更有力的位置或處境。也因此場域 的動態面是更具體的實踐活動，並不能化約為任何結構決定法則，此部分與紀登 斯強調要打破結構／行動的二元對立，並以分析社會結構的動態過程是相似的

（Dreyfus & Rabinow, 1992, p.40 ; 高宣揚，1998：943；轉引自張錦華，2010：

236-248）。

在生存心態（habitus，又可譯為習癖）概念中，其包含三個層面，一是行動 者腦中的概念結構，內化的行為；二是行動者的實踐作為，行動方式；三是社會 上既有的分類方式，是行動者無法以個人意向加以改變的客觀存在架構

（Bourdieu, 1992, p.74）。因此，habitus 這個概念，不僅是描述主體行為建構的 過程，也是社會結構客觀再製的過程，同時結構也是行動，兼有社會影響和個人 主動實踐的意義（Postone, 1993, p.4）。

並且一再強調生存心態有累積性，從往後所習得的概念結構，會不斷調整、

整合生存心態，每個人都是通過社會化進入社會體系。

從中國獨立紀錄片工作者的生存心態來看，更可以印證布迪厄（1992）所指 稱，「生存心態並不是我們所認為的命運，生存心態是開放的傾向系統，他會不 斷受其影響。生存心態是持久的，但也並非一成不變的。」從這從角度去揭露結

從中國獨立紀錄片工作者的生存心態來看，更可以印證布迪厄（1992）所指 稱，「生存心態並不是我們所認為的命運，生存心態是開放的傾向系統，他會不 斷受其影響。生存心態是持久的，但也並非一成不變的。」從這從角度去揭露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