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代契約觀以及家庭供養觀評論分析

壹、世代

世代這個詞的概念本身就相當模糊，在使用上常常地陷入一種曖昧不明的情 形。羅悅全(2011)解釋，其實台灣沒有自己的世代名詞，囫圇吞棗將一句廣告詞：

「新新人類，繼續喝茶五千年」，自行引申，混雜日本與美國的世代說法，創造 自以為是的解釋。「新新人類」借用自日本的「新人類」，後者指 1960 至 70 年代 出生的世代。美國於 1990 年代開始使用「X 世代」、「Y 世代」描述「戰後嬰兒

16 

潮」後的兩個世代。而台灣忽略美國、日本與台灣歷史背景的差異，順理成章地 綜合美日的說法，把「X 世代」等同於「新人類」，「Y 世代」等同於「新新人類」，

有時候「新人類」與「新新人類」又都可以泛指 20 多歲的青少年。如此我們便 不難理解為何台灣 1990 年代的世代論，都像鬼打牆似地在胡同裡打轉。

以「時間」的方法來表示世代，例如以某個固定的時間點，或以介於某些特 定的時間範圍來界定世代，一般來說以十年為一期、另外也有將 15-60 歲的人視 為一個世代；以「生育」的方式來表示世代，利用祖先(progenitor)、子孫(progeny) 的 方 法 來 定 義 世 代 ， 可 以 超 越 時 間 上 的 限 制 ， 尤 其 在 於 界 定 非 鄰 近 世 代 (non-adjacency)和完全沒有重疊機會的遠期世代(remote generation)時，特別方便；

以「共同的歷史經驗」來表示世代，不論此一世代是否跨越不同年齡層，都將被 視為同一世代，例如戰後嬰兒潮、新人類或者新新人類等說法(Laslett, 1979：

35-56)。

不知道從哪時候開始，台灣逐漸出現以年級來區隔世代間的差異。仔細地去 探討此現象的起源，為 2001 年出版的《五年級同學會》，由一群於「明日報個人 新聞台」（類似部落格的網站）寫作、結識的網友將網路文字集結而成，因作者 出生年代大約介於民國 50 至 59 年而自稱「五年級」。所謂的「五年級同學」，泛 指民國 50 年到 59 年出生的「後青春期族群」，那樣的年頭出生的小孩，不曾經 歷逃難的歲月，又稱不上放肆的新人類，總有一股說不上來的靦腆與尷尬。「五 年級」世代放在台灣近代史來看自有其獨特意義：他們的童年，電視剛出現、經 歷了兩蔣統治、經濟起飛，青春期目睹解嚴、學運社運風起雲湧，進入社會正逢 網路興起。同時，藉由 1989 年「三月學運」出線的部分「五年級」世代剛好在 當時逐步取得政權的民進黨中佔據重要政治位置。以「年級」區分世代簡單易懂，

而且只適用於台灣，不多思索便可立即向上或向下延伸出「四年級」、「六年級」、

「七年級」，輕易打敗其他 2000 年前後從美國進口的 X 世代、Y 世代、E 世代、

N 世代、吞世代等等名詞，成為最受認同的世代說法(羅悅全，2011；mimiko et al.,

2001)。

是故，台灣的網路部落格文化創造的世代的說法，也同時意涵了 Laslett(1979) 對於世代的兩種定義：時間範圍以及共同的歷史經驗。首先就時間範圍而言，五 年級生表示的就是民國五十年代所出生的小孩，以十年為一期間。就歷史經驗而 言，如同文獻指出─「五年級生他們的童年，電視剛出現、經歷了兩蔣統治、經 濟起飛，青春期目睹解嚴、學運社運風起雲湧，進入社會正逢網路興起」，可所 謂見證台灣的主要發展時期。

將世代觀念放到社會保險中的世代契約來看，關於資源移轉的公平性，

Daniels(1988)提出「人口年輪」和「年齡層」的概念。人口年輪會隨著時間而老 化(aging)，而年齡層則是抽離於人口年輪之上，為一個固定的分類標準。是以，

把時間拉長來看(over time)，任何一個人口年輪皆會穿越每一個年齡層，短期之 內對人口年輪的不平等，若放在「年齡層」或「生命全程」(life-span)的觀點來 看，不見得會產生真正的不平等，因為先前的付出可能會被未來的報償所抵銷。

因此，Daniels(1988) 認為，我們應該以「年齡層間的正義」(justice between age-groups)而非「世代正義」或「人口年輪的正義」(justice between cohorts)來界 定福利國家中的世代正義問題。

就世代契約背後所隱含的世代正義(generational justice)問題，得視本研究訪 談的結果而定，是否真的如同 Daniels 所論述的一樣，世代正義應該以年齡層間 的正義(justice between age-groups)來取代世代正義。

因此，綜合以上言論，本研究對於世代契約中的世代的定義將採用台灣本身 因為部落格文化所衍伸出的「年級論」，以 2011 年本研究樣本為例：20-30 歲以 及 40-50 歲，所選的樣本為七年級生(包含民國 80 年出生者且滿 20 歲)與五年級 生(包含民國 60 年出生者且滿 40 歲)。

貳、世代契約

18 

就公共年金的形式，主要有兩種：全民取向(universal approach)的貝佛里奇 模式與職業取向(professional approach)的俾斯麥模式。德國首相自 1883 年創立舉 世的第一個社會保險制度─勞工疾病保險，此後，社會保險便成為社會安全制度 的一環；而社會保險制所隱含的精神便是隨收隨付(pay-as-you-go)世代契約觀 (generational compact perspectives)；隨收隨付制形成給付轉由下一代負擔的世代 移轉現象(蕭麗卿，2005)。

Laslett(1992)指出，現代福利國家是建立在世代契約上的，工作人口去支持 依賴人口，而且此契約假定，當這些工作人口變成依賴人口時，他們也會被後一 個世代的工作人口所支持。此種形式的代間契約是一種孕育的(viable)形式,，解 決了世代之間許多的道德問題(moral relations)。道德問題主要是由分配正義 (distributive justice)、互相負有的義務(mutual obligation)兩個部分組成的，乃是根 據世代跟世代之間都同意如此的安排且持續進行下去。可是，現代福利國家這種

「兩世代間」的契約關係卻受到質疑，根據一般的契約論的觀點，契約之成立必 須符合以下兩個條件：1.在可見的未來，訂立契約的各造所享受的福利和所承受 的負擔應是對等的 2.若前述條件不能滿足時，則應對遭受不公平對待的一方有補 償的可能性；然而，在少子女化和人口老化的影響下，世代間的權利義務極不對 稱，某個程度來說，下一代必然受到上一代的影響，例如年金負債。因此隨收隨 付制的世代契約無法自傳統契約論的觀點加以證成。另外，未來的世代尚未出現，

換句話說，後代子孫(successors)對於較早的一代沒有影響力，如此一來，較早的 世代要如何，及為何與未來的世代訂立契約呢？真正的世代契約應該包含三個世 代，這種「三個世代的代間契約關係」(intergenerational tri-contract)具體上應該 是：任何一個世代，其所繼承自上一個世代的權利，必須建立在這個世代滿足他 們對下個世代所應履行的義務上。意思是，三造世代契約的建構，不再如隨收隨 付制的兩代契約關係，強調上一代對下一代的權利，以及下一代對上一代奉養的 義務；正確的概念應該是，上一個世代對下一個世代只負有義務，絕不能因為上

一個世代有若干的付出，便據此宣稱對其後代子孫享有回報的權利，換言之，不 能強迫下一代一直滿足上一代的需求。

代間的契約不是一種具有「賠償」(quid pro quo)性質的特徵，它不是「我今 天如何對你，將來你也一定要這樣對我」(if I do this for you, you must do this for me)的方式，但確實地，今天這種方式卻被放在契約的關係當中。受託管理者 (trustees)的責任是假定必須知道未來任何可能變化的情況，並且通知委託人 (trustors)，倘若我們把此種委託的概念運用到世代契約上，受託管理者就是國家 (state)，而「代間契約所產生的資源移轉」(social goods)來自於稅收的成果，換 言之，也就是當代工作人口貢獻他們的稅賦，信任這個契約因而產生了信心，並 且期待後代子孫也會如此地繼續作為，換句話說，係指工作人口持續支撐著依賴 人口，不論依賴人口持續上升或是給付逐漸增加，這都是因為「信任」(trust)反 而不是因為「契約」(contract)的因素。委託人無條件的(discretionary)信任受託管 理人，相信受託管理人會依據未來的人口變化和經濟發展等原因，將會平衡世代 間資源分配(丁復華，1997；Laslett, 1992)。

現代的福利國家同時也是「重分配的機制」和「道德的共同體」(moral community)。福利國家的重分配機制，代表的是社會移轉型的分配，在某些財貨 或服務的分配，從市場或私人控制的領域，轉移到公共控制與集體決定的領域，

由上所述可知，由團體的角度切入來看，可以保證個別成員某些需求獲得滿足，

由社會群體來負擔，形成一種「道德共同體」，福利國家強調集體性的社會連帶 關係，以及社群成員彼此之間的互助義務和共同利益，在這當中涉及到不同的個 人與社會群體⁷之間的利益衝突，存在著一定程度的緊張關係(黎季芬，2010)。

由於世代與正義的概念難以確認，從世代正義的角度去論述現代福利國家的 代際資源移轉困境將顯得困難重重。因此，福利體系以某種固定的方式，對各種

7

20 

不同的人口年輪採取某種差別待遇，經過時間的洗禮後，自然地會消除對各人口 輪 差 別 對 待 所 產 生 的 不 平 等 ， 是 故 ， 應 以 年 齡 層 間 的 正 義 (justice between age-groups)來論述福利國家的世代正義問題。生命全程(life-span)是 Daniels(1988) 所強調的概念：福利國家要能超越年齡層的限制，對於某個為工作人口的人口年 輪收取較其本身需求更高的稅賦，表面上看起來工作人口承受過重的負擔，違反 了世代正義的原則；可是從生命全程的觀點來看，並非關注在年齡層的正義上，

而是每個人就其整體而言，是否得到公平的資源分享。

楊靜利(2000)指出，隨收隨付制因為人口結構變化，導致各年輪人口回報率 差異過大，年齡愈大，愈接近退休的人口年輪，回報率愈高，隨著人口老化的趨 勢，回報率逐漸降低。回報率的概念常常引起誤用，以負回報率來否定隨收隨付 制的年金制度，事實上，「隨收隨付制的老年年金制度」與「家庭供養」乃是同 一套機制，前者將所有家庭集合成一個更大的家庭，倘若社會安全制度有負回報 率的結果，個別家庭也同樣會面臨同樣的問題，只是每個家庭之間的差異大，而 社會安全制度將個別家庭集合成一個大家庭，縮小原來個別家庭自行處理能力上

楊靜利(2000)指出，隨收隨付制因為人口結構變化，導致各年輪人口回報率 差異過大，年齡愈大，愈接近退休的人口年輪，回報率愈高，隨著人口老化的趨 勢，回報率逐漸降低。回報率的概念常常引起誤用，以負回報率來否定隨收隨付 制的年金制度，事實上，「隨收隨付制的老年年金制度」與「家庭供養」乃是同 一套機制，前者將所有家庭集合成一個更大的家庭，倘若社會安全制度有負回報 率的結果，個別家庭也同樣會面臨同樣的問題，只是每個家庭之間的差異大，而 社會安全制度將個別家庭集合成一個大家庭，縮小原來個別家庭自行處理能力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