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新與舊之間的價值轉變
第二節 世代認知差異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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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世代認知差異的解釋
本節將接續上文的個人生命故事出發，並結合時代背景的宏觀視角，試圖對 兩世代的女黨工做一工作認知差異的探討，以下分析分成三個層次。首先，仍然 從黨工們進入民進黨工作之前的生命經驗談起，亦即家庭與校園經驗對黨工造成 的影響究竟為何？其次，從時代與組織變革對黨工的影響進行論述。最後，則要 從性別視角來理解女黨工在政黨工作中產生的問題，以及這問題將如何影響女黨 工們看待黨務工作的態度？
一、 家庭與學校的經驗啟發
整體而言，從上述幾位生命故事，大致可整理出為什麼九 0 前世代的女黨工 看待黨務工作較有政治熱情，或她們與民進黨的理念結合程度會比年輕世代黨工 更為緊密？若先從黨工進入民進黨之前的經驗來看，這些原因不外乎是家庭與學 校的生活經驗不同所致，而生活經驗不同也與兩代所處的時空背景不同有關。
家庭社會化的兩種面向：黨外的啟蒙與政治的冷漠
家庭社會化對黨工來說，究竟如何產生影響？一般來說，過去研究家庭政治 社會化的影響時，許多研究都提到，父母對子女日後的政治態度養成扮演一個重 要角色且具有相當程度的影響力（陳文俊，1997:171；Westholm,1999:547；陳陸 輝，2010）。不過，從上一節的黨工生命歷程來看，兩個世代黨工在家庭互動的 政治社會化方面，似乎呈現出兩種不同的發展影響。
首先，對年長黨工來說，這些人的家庭背景雖不能說多數都有「從政」的政 治經驗，但至少她們的父母親幾乎全數都是比較傾向支持民進黨或她們口中「泛 綠」的支持者。她們的父母生活在過去戒嚴時期，體會了無論是 228 事件、政治 犯被濫捕入獄或黨外活動等事件，這些經驗透過家庭教育或家庭社會化的過程
（如一起討論政治事件、閱讀黨外雜誌等），都將有意無意地讓這一代的女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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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認知與傳承自其父母對於當時的政治或一些社會事件的看法與價值觀。
也就是說，年長女黨工的政治態度，首先便透過這樣的家庭互動有了世代傳 承。該結果就如同陳文俊（1997）指出，雖然有些大學生會有自己的獨立思考，
形成與自己父母親不同的政治態度，但如果父母對政治事務的興趣是高的，且經 常與子女討論政治時，那麼父母對子女的政治態度將維持一定程度的影響力。不 過，即使家庭政治社會化對子女的政治價值有一定程度的傳承功用，然而，家庭 的影響力究竟有多大？通常還是因人而異、因家庭互動方式不同而有種種差異。
就以這些年輕一代黨工來說，她們家庭父母親的政黨傾向，許多都是國民黨 的支持者。因此，在這些「偏藍」的家庭中，自然不像具有「偏綠」色彩濃厚的 九 0 前的黨工世代家庭會出現黨外雜誌，或者在這些人的家中也不太可能出現，
父母親與子女談論政治時有意或無意的傳遞出當時的黨外思維，或傳遞民進黨的 政治理念，而這正是因為政治立場不同所致。
另一方面，也並非年輕世代黨工家庭背景都是泛藍支持者，個案中小珍父親 就是民進黨的死忠支持者。不過，為什麼同樣成長於民進黨家庭中，小珍的認知 卻鮮少像年長黨工一樣傳承自父親的政治價值觀？這個問題的答案，或許就是年 輕黨工們不斷強調，家中不太談論政治議題所出現的現象。從上文的描述亦發現，
年輕世代黨工家中這種不談政治的現象並非源自家庭中的藍綠政黨傾向之別。
對此現象來說，一個簡單且明顯的比較就是，比起這些年輕世代的黨工而言，
前文討論的年長世代的黨工家庭，她們的長輩似乎更容易與她們談論政治，無論 是談到戒嚴前的生活故事，還是政治犯的遭遇或者是討論當時的新聞時事等。透 過越經常性的討論政治議題，父母親的政治價值觀也就越能影響自己的下一代，
顯然對於九 0 後的這一世代，政治熱情的下降，似乎有一部份的原因也來自於家 庭社會化過程的差異。
換句話說，九 0 前的黨工世代之所以普遍看待黨務工作有較高的理想與政治 熱情，一部分是與家庭中父母親的政治理念高昂有相當程度的關係，她們的政治 熱情或想法部分傳承自長輩的政治態度；相對的，九 0 後的黨工世代之所以較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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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務工作視為一般工作，一部分的原因或許是因為，她們從小在家庭中所受到的
「政治刺激」不像年長世代來的強烈所致，這裡所謂「政治刺激」不夠的意涵，
更是指包含她們的長輩對於民進黨的政黨意識或理念，並沒有對這些年輕一代的 黨工進行有效的傳遞，或者說她們受到父執輩的政治理念影響非常微弱。
因此，或許我們可以用這樣的方式來理解，兩個世代黨工在家庭的政治社會 化方面，似乎呈現出兩種不同的發展影響，其中一條發展軌跡是開啟年長黨工們 的政治意識或甚至對黨外政治的啟蒙；另一條家庭社會化的發展脈絡是使年輕世 代黨工的政治意識啟發較晚，或相較對政治冷漠的情況。
如果家庭政治社會化的過程是將名為政治的種子埋在每個人心中，而政治種 子如何發芽甚至茁壯，則還要仰賴個人在不同的生命階段，不同的生命經驗持續 施以養分，而對政治熱情的養分，或許學校的求學經驗就是其中一個重要關鍵。
教育的影響：強化連結與工作篩選
過去談論一般女性的政治參與時，教育程度的高低成了一個不能被忽略的結 構性因素。然而，所謂結構性因素的影響指涉的是，教育程度高低反映出個人的 政治資本或社會資本累積的多寡，而並非指受過越高等教育的女性，在學校的政 治社會化過程中，就越可能對政治感到興趣，或是說教育程度越高者，就越有高 度政治化的情況出現。
換句話說，教育程度對女黨工的政治意識強弱，並無絕對直接的影響。因為 就個案情況來看，既使年輕世代有許多人受到高等教育程度，但也有產生許多低 度政治化的情況（即對政治不關心、對政治較冷漠），甚至是更徹底的受到過去 黨國教育的涵化影響。58因此，對女黨工認知黨務工作來說，教育程度對黨工所 體現的影響主要有兩個部分，一是大學校園提供的集體行動的社團經驗，第二則 是日後面對工作性質的篩選。
58當然，這樣的例子，一方面也與受訪者家中的政黨傾向有關。也就是從小成長於國民黨背景的 家庭中，比起支持當時黨外活動的家庭而言，她們在日後接受學校教育時，更可能與更容易接受 過去黨國一體的教育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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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接觸民進黨的機會或動機。這也是過去研究中提到，透過參與學校中非正式的 課程、課外活動（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將對於這些學生日後的政治參與或 公民參與（civic involvement）有一定程度的影響（Smith,1999）。
回到學運世代中的第二個意涵，應該著重於學運世代的後面兩個字—「世代」，
也就是屬於「那個時代」的學生運動。這就意味著在分析層次上，我們必須從個 人的生命經驗提高至台灣政治民主化的歷程審視，因為個人之所以參加 1990 年 以野百合為精神象徵的三月學運，其背後仍有歷史與政治上的時代意義。而所謂 運動的時代意義就在於，自從 1950 年代開始到解嚴前，政治的反對運動與社會 運動共同的目標，就是想在國民黨無所不包、全面滲透的控制底下，爭取基本的 公民權與政治權（吳泉源，1997）。
因此，順此脈絡可以理解，成長於威權政治結構底下的女性黨工，在進入民 進黨工作之前，所經歷的無論是家庭政治社會化過程中出現的黨外雜誌，或是參 與反對運動或社會運動的經驗，這些都可說是源自當時的政治社會結構現況所致。
即 1980 年代無論民主政治還是性別意識，都是一個處於亟須發展的年代，在威 權統治及性別保守的社會結構底下，這些女黨工的個人生活經驗與時代中所欲對 抗威權統治的集體記憶，都使她們更容易產生勇於打破現狀、突破體制的心態。
亦即為了爭取民主自由，縱使當時社會上的性別氛圍仍然相較強調女性就該 保守，政治並非女人之事等，但她們仍透過父執輩的政治意識傳承與接觸黨外雜 誌，初步養成自己的政治價值觀，並且在校期間參與運動性社團或者主動參與當 時風起雲湧的反對運動。
反觀九 0 後的黨工世代，一方面因為她們對政治原本就是比較不感興趣的那 群（與家庭背景有關），因此在校園生活中，她們自然沒有強烈的動機想參與倡 議性社團或其他社會運動。甚至曾參與過民進黨選舉活動的小雅，也只是把那次 的政治參與經驗單純視為打工性質。同時，由於新世代女黨工主要成長在 1990 年代後，此時的台灣社會無論是性別意識或者民主發展在 90 年代都有了重要的 變革。雖然並非民主化後的台灣就不會面臨到前世代中的各種議題上的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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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90 年代後的台灣已是相較進步的民主社會，或許九 0 後的黨工也就因此 相較不像前世代黨工在學校生涯中，會積極參與這些對抗社會不公義的倡議性社 團，甚至也就不至於有更強的動力走上街頭。這是提供世代影響群眾政治行為差
然而，90 年代後的台灣已是相較進步的民主社會，或許九 0 後的黨工也就因此 相較不像前世代黨工在學校生涯中，會積極參與這些對抗社會不公義的倡議性社 團，甚至也就不至於有更強的動力走上街頭。這是提供世代影響群眾政治行為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