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俗化與佛教圖像的轉變

第四節、世俗化與佛教圖像的轉變

東方社會大規模的世俗化，開始於西方殖民入侵和隨之而來的殖民統治，

以及此過程中西方科技和西方文化的湧入。在東方社會被強行帶入的近代化－殖 民化或半殖民化過程中，儒家文化、佛教社會和印度教社會的世俗化過程也成為 潮流。僧團的出世性與近代中國與斯里蘭卡社會的調性是格格不入的。再加上義

學僵化，迷信末流當道，佛教幾乎已至被邊緣化的命運了。塞納爾（Shiner）所 提出世俗化的六個面向，⁶⁷正可說明與中國及斯里蘭卡佛教自公共領域中退去的 事實。柏格指出：

把宗教活動和象徵集中在一個制度範籌內，其實就是把社會的其他部 份定義為這個世界，距離神聖者的國度比較遠的俗世領域。（Berger 2003 : 148）

佛教從傳統文化的一部份，退至私人的領域中，而作為佛教主要的宗教體制－僧 伽，也和其他社會組織立場相反，隨著宗教的衰頹，「這個世界」迅速地世俗化，

因為它已經被界定在所謂神聖國度之外（Berger 2003:148）。 然而，「神聖的國 度」日益縮小，面對世俗化的世界則相形見絀。

傳統佛教的本質是一個出世的宗教，佛教教團的基本成員是比丘、比丘尼、

優婆塞、優婆夷四類信徒。前二類是出家眾，後二類是在家眾。依據原始佛教的 倫理，比丘的地位最高、角色功能最重要，比丘尼則次之。僧伽－比丘與比丘尼 為教團的核心部份，在家二眾只不過是護持僧伽、供養出家人的外圍份子而已。

僧侶歷來是佛教中的追求終極關懷的主角，相對而言，在家居士的宗教地位一直 不是主要的。在四眾中的地位與角色功能，在家二眾無法與出家二眾相提並論。

佛陀對在家眾者所教化的，也大多為布施、善業等生天因行，對出家眾之教化則 以解脫道為主。然而，居士作為佛教信徒的一部份，也一直是佛教中的一支重要 力量，對佛教的存在和發展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從某一程度上說，如果沒有居 士這一階層的存在及其護法、弘法活動，單靠寺院僧侶的力量，佛教不僅難以在 社會上展開，而且也難以維持其永久的生命力，如果說居士的作用在佛教的興盛 時期不甚明顯的話，在衰亡之時佛教的維持與復振，居士則是發揮著寺僧難以發 揮的作用。

僧主俗從是中國佛教歷來的傳統，近兩千年來，約定俗成；即使經歷了明 代山林佛教的頹勢至清末佛教的江河日下，誰也未曾提出異議。歐陽竟無則獨排

67 請參照第一章第四節〈世俗化理論〉一文。

眾議，敢冒不諱，立於在家人弘揚佛法的立場，提出更改僧俗定式的十謬，其中 居士是僧寶，居士亦是福田，白衣可以為比丘說法，在家可以閱戒，比丘就居士 學、向善知識禮拜等數條，為當時僧俗二眾所不容。太虛大師認為，「我國佛教 之不發達，以佛學局於僧界以僧界局於方外阻之也。」（釋太虛 1980d:915-916）

佛教信徒本來就分僧、俗二眾，而且俗眾佔大多數，若將居士拒於弘法之列，佛 教的適時性將大打折扣。太虛大師的解決方式是改革僵化的「山林佛教」，致力 於「人生佛教」的推廣，由此把佛教廣泛地推向世俗社會。歐陽竟無當然也發現 傳統佛教所留下來的弊端，如何阻礙了佛法真義的闡揚，並發表了思想者的解決 方式，如此也影響到當時諸多知識菁英潛心於佛法的研究與闡揚之中。但是，歐 陽竟無面對僧界之錮陋，提出去弊革新之道，雖然表現出常人所沒有的狂狷之 氣，但終究無法擺脫不能更改現狀的無奈，並讓自己陷入不為僧界所容的境地。

佛教曾經是斯里蘭卡的國教，它不僅為人民的主要信仰更是統治者政權合 法性與馴服大眾的手段。但是，隨著西方殖民者的進入，傳統的社會架構已經瓦 解，僧侶的義學僵化已無法為現代講求理性的社會所接受。然而，斯里蘭卡畢竟 是佛教傳統的國家，佛教是他們的意識型態，是他們的民族特色。自奧爾科特奠 立「新教式佛教」基礎開始，至達磨波羅達到最高潮。他積極的演講、弘揚佛法，

他鼓勵居士從事禪修活動，並提出居士也可追求「涅槃」的論調；主張佛教只有 回到正法上才能解決它所遭遇的內外二種困境，宗教的普世主義非關僧俗，凡信 受奉行者皆應成就，如此大大地提高了居士參與佛教事務的意願。也因此，在世 俗化的社會中，佛教宗教意識的擔綱者已由僧侶轉移到城市中菁英階層的知識份 子了。

中國與斯里蘭卡是有著歷史悠久的封建農業社會，傳統文化在西方勢力進 入後也為兩國帶來了現代化過程的衝擊與矛盾。現代社會以理性為特徵的科學技 術的控制，以追求社會各種組織制度的理智化，最有效地控制自然以及便利人類 生活的目標，無疑是對傳統宗教的價值觀念、行為規範，及經典教義與社會功用 等方面的極大挑戰。理性與社會的世俗化攜手並進，社會的世俗化，宗教不再是

面對真理問題時唯一的解答，也不再是共同的宇宙觀。出家僧侶在佛教傳統的圖 像，在世俗社會的檢視下其權威與獨特性自然受到質疑；再加上僵化的義學缺乏 與時俱進的詮釋能力，佛教在世俗社會中更顯隱晦不明。十九世紀末中國與斯里 蘭卡佛教的內外環境與世俗社會的劇烈變化，使在家居士成了佛教復振的擔綱 者。然而歐陽竟無與達磨波羅並不是全盤否定出家僧侶，他們所要反對的是義學 僵化、落入迷信的僧侶素質；他們所求是能夠根本解決憂患的真實法義，所敬者 為有學有智的大善知識。佛教之困境使他們無法隨順傳統，歷史的因素促使在家 居士宗教地位的變更，在家居士在佛教中的地位應予以重新合理的定位。在近代 佛教復振的過程中或有僧侶參與，然而不可否認的，發動者與其中的擔綱者在家 居士居功厥偉。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這場由在家居士發起的佛教復振運動，由於兩國 佛環境的不同，所造成的影響也有不同。佛教曾是斯里蘭卡的國教，斯里蘭卡的 歷史與傳統文化與它密不可分。也因此，達磨波羅終生所從事的佛教復振運動，

其實是與民族復興與國家富強的願望結合在一起。縱觀達磨波羅在佛教復振上的 成就，賦予佛教現代化詮釋的面貌，受其影響最大者應是城市中菁英階層的知識 份子；影響所及甚至包含了社會的生活與文化。在中國，佛教的影響主要是在文 化的再造與學術的研究上。歐陽竟無在佛教復振上的貢獻主要是在辦學與佛教學 術的研究上，影響所及大多學術圈中的知識份子，至於一般的普羅大眾則很難有 直接的關係。所以，在審視近代這個宗教象時，歷史的背景也是不可忽略一個向 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