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環境與佛教的演變

第一節、社會環境與佛教的演變

佛法自釋尊弘化以來，其目的即是出世的解脫，世間的利益雖不至全然漠 視，但也視為出世終極目標的準備。佛教弘法的主力，向來也以出家僧侶形成的 僧團為主，僧侶負有正法住持與教導俗眾之責。韋伯就僧、俗在終極目標追求上 的不同曾說：

例如像大勇與佛陀那樣的托鉢僧侶－以以身作則的方式，無條件地指 示出救贖之道，他們屬於一個較狹小的「模範型教團」。在這個小團體 之內，弟子仍擁有特殊的權威。在模範型教團之外，還有虔誠的皈依 者，他們並非自己走完全部的救贖之道，而是藉著證明自己對模範聖 者的誠心皈依，以期達到相對而言最佳的救贖狀況。（Weber 1993 : 82-83）

所以，「無條件的指出救贖之道」是僧侶的責任，也是弘法的內容；僧團因此也 為追求救贖（解脫）的地方。然而，自阿育王之始，將佛法帶出了印度，傳播到 亞洲各地，佛教弘法的方式也隨各地之社會環境而有所不同。

佛教自西元前三世紀由摩哂陀長老傳入斯里蘭卡後，因歷代君主的護持，

在僧伽羅國家的政治生活中發揮了重大的作用。佛教和統治者之間建立了一種相 互依存的緊密關係。佛教僧侶作為精神上的指導者，不僅要輔佐國王掌理朝政，

更是統治者合法性的保證者；而且還要在危難時期挺身而出保護王位繼承人，以 保證僧伽羅王室後繼有人。此種神權政治的結果，在某一程度上改變了原始佛教 之修道僧的制度。韋伯在研究印度的佛教，特別提出世俗權力對僧團的影響，他 說：

由於大眾的加入而增加在教團中的比重，古老的修道僧教團首先必得 要緩和其嚴格的世界逃離性格，並且對一般僧侶的修行能力做大幅度 的讓步，同時也對僧院的要求大大地妥協：僧院之存在並不是作為高 貴思想家之救贖追求的道場，而應該是宗教佈道與文化的中心。

（Weber 1996a:389）

佛教的弘化隨著所在的社會條件而有所不同，弘法的形式與社會資源的取得，二 者之間的關係密不可分。

傳入中國的佛教是從大眾部發展出來的大乘教派，與斯里蘭卡的傳承並不 相同。韋伯認為大乘教派在發展的調適中有三個特殊的現象，

亦即，除了要順應現世裡的經濟存在條件、順應俗人對救難聖人的需 求之外，還要順應飽受婆羅門教育的知識階層在神學上與思辨上的要 求。（Weber 1996a:403）

如此，佛陀對形上學聖默然的傳統已無法再堅持。取而代之的是：

一整套的宗教哲學文獻遂產生出來，慢慢的又再度只運用文言（梵 文），大學、論爭與宗教問難紛紛出現，最重要的是造就出一套極為繁 複的形上學，在其中，印度古典著學裡所有的古老論爭又再度復活。...

並非個人的靈知、而是訓練有素的經典知識，又再度成為教團裡的主

導勢力。（Weber 1996a:403）

基本上，中國佛教延續這樣的傳統。佛教傳入中國一開始即在文人、士子之間流 傳，雖曾獲君主支持，然而，在儒家傳統的社會中，佛教是不可能發展為神權政 治擁有主宰政權的實力。「在一個像中國這樣的士人國家（Literatenland），佛教 也只能以一種聖典宗教⁶⁶的形式方得立足。」（Weber 1996a:386）佛教在中國的 影響力，不在政治而在傳統文化的再造。中國佛教的成就展現在教義的再詮釋與 文化的融合，而非世俗主宰的權力。

綜觀近代中國與斯里蘭卡佛教在弘法上的改革，從歷史的角度而言，在某 些程度它是復古的。中國佛教的燦爛在於教義再演繹的輝煌，歷代譯著、論述已 使中國佛教的面貌有別於原始佛教，深化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一部份。斯里蘭卡承 續印度的佛教，在楞伽島上它代表著政治權力與光榮傳統。歐陽竟無與達磨波羅 都是站在自己本身文化的基調上，致力恢復佛教在兩個社會中的調性。然而，面 對社會環境的變化，西方科學、理性思潮排山倒海而來，在恢復固有傳統之時，

他們必須加入新時代的元素；就如同歷代佛教所面臨的改變一樣。「支那內學院」

基本上是承襲佛教在中國社會的地位，致力於佛學學術的研究。只是科學理性的 思潮中，「支那內學院」在佛學研究中更講究理性化與系統化的研究方法，極力 修正中國佛學的疏陋與籠統，開創中國佛學研究的新紀元。「摩訶菩提協會」也 不同於一般的僧團，它不僅成立了新式教團以組織的方式有系統的弘法方式，讓 佛教重新立足於近現代的斯里蘭卡社會，也是近代第一個將佛教帶出了亞洲，傳 到了西方的歐美國教。他們二人籌設符合時代性的弘法組織，弘法方式也必須是 現代社會所接受，佛教的弘化自然不同於以往。社會是宗教的母體，沒有宗教是 獨立於社會之外。中國與斯里蘭卡的近現代社會是東、西方文化交錯之時，面對 劇烈的衝擊，若是食古不化、故步自封，復古既不能達成、革新更不可能。理性 化與現代化既是世俗社會的潮流，宗教是社會的一份子，就不可能獨立於外。當

66 所謂「聖典宗教」是指，此種宗教之定型化是由於：宗教命令基本上是文書形式的啟示，並 且啟示的靈感是由被寫下的文字中得到。

我們審視中國與斯理蘭卡二國近現代佛教的內容與弘法的展現有別於以往，社會 環境的獨特性應是在相異性之上的主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