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達磨波羅的佛教改革思想
第一節、 佛教教義的理性化詮釋
相對於歐洲和美國現代科技的進步，達磨波羅看到「亞洲充斥著鴉片、大 麻的吸食者，追求靈驗、迷信的行為以及宗教的狂熱份子。」（Dharmapala 1991:
717）達磨波羅對宗教專職者的不學無術給予嚴厲的批評，他說：「神祇（gods）
和服侍祂的專職者（priests）使人們愚昧無知。」（ibid.）他拒絕接受傳統禮拜儀 式中依附在佛陀之下的印度神祇以及其他地方諸神（Obeyesekere 1976:
246-247）；對他而言，信仰這些神祇是與正統佛教背道而馳的迷信。因此，去除 迷信與佛教的淨化是根本的要務。達磨波羅認為巴利經典是佛法的根本依據，是 詮釋的母體。然而，在西方殖民的統治的環境中，這樣的理想在實踐上卻有很大 的困難。
十九世紀中葉，斯里蘭卡的佛教走到了最晦暗的時期。基督教的強勢傳教，
不僅成為社會上的意識主流，在日常生活的習慣上，教會的傳教士也發揮了很大 的影響力。古老的佛教傳統停滯不前，而大部份的佛教僧侶「無論是在知識以及 精神心靈上都是岌岌可危的，僧團鬆散，禪修的實踐往往是漫不經心的。」
（Bhikshu Sangharakshita 1964:2）自斯里蘭卡淪為殖民地，歷經了葡萄牙、荷蘭 以及英國四百餘年的統治，斯里蘭卡的傳統文化不再是社會的主流意識型態，文 化的停滯進而扼殺了傳統，隨處可見西方統治的勝利。西方的神學征服了佛教的 教義，西方的態度、風俗以及衣著的樣式，所展現的強勢使得斯里蘭卡人覺得他 們所固有的文化風貌就如同未開化的野蠻人一般。在當時的社會，僧伽羅族的就 學學生大多使用基督教化的名字，他們的父母也盡力將他們送到教會學校就讀，
為的就是希望他們能在世俗的社會中能有好的職業，甚至是在殖民政府中擔任公 職（Malalgoda 1976:234）。僧伽羅的傳統文化在公眾的場合是壓抑與被忽略的，
佛教是斯里蘭卡的傳統文化，在這樣的氛圍中，佛教也成了被征服者了。
達磨波羅受到波拉瓦茨基夫人的鼓勵並研讀具權威的巴利經典，以此作為 詮釋「法」的依據，在文章和演講稿中經常引用巴利經典的原文。他非常關切西
方學者如里斯•戴維（T.W.Rhys David）52和亨利•克拉克•瓦倫（Henry Clarke Warren）53等人的研究成果，以及他們整理佛經、印刷佛教文獻的貢獻，認為他 們的工作使得巴利經典能為廣大的群眾所接受（Bond 1988:56）。藉著早期如《導 論》54（Netti Pakarana）和《攝阿毗達磨義論》55（Abhidhammatta Sabgaha）等 書的研讀，指出：
這些書將甚深奧義作了解釋，但是，它們是用巴利文書寫的；因此，
巴利文的知識是瞭解佛陀話語的基本要素。就如同阿拉伯文為瞭解古 蘭經之不可或缺，以及瞭解舊、新約聖經不可不知希伯來文與希臘文 是一樣的。（Dharmapala 1991:519）
他批評對巴利文一知半解的比丘們，他說：
無法領會最勝法義（Paramatta dhamma）的錫蘭比丘們，他們僅是知 道膚淺的巴利文法與梵文的聲韻而已。（Dharmapala 1991:520）
西方殖民的社會環境，接受英語教育是當時斯里蘭卡人的第一選擇，
52 里斯•戴維（Thomas Willian Rhys Davids,1843-1922）英國東方學者。生於英國科爾徹斯特
（Colchester）的一個公理會的牧師家庭。1866 年在斯里蘭卡擔任行政官員時，開始從事巴利文 和早期佛教的研究。1872 年歸國，翻譯和校堪巴利文佛典。1881 年創立「巴利聖典協會」（Pali Text Society , P.T.S），自任會長，致力於整理出版巴利三藏的工作，組織和推動歐美的佛教研究，
刊行了巴利文佛典及注釋的絕大部分，在泰國皇室的資助下，出版了大量的巴利三藏的譯本，「巴 利聖典協會」也成為歐洲佛教學者的重要組織。他的著（譯）作：《佛教手冊》（Buddhism, 1878），
曾經再版20 餘次，有荷、德、日文的譯本；《佛教的印度》（Buddhist India,1903），再版 8 次，
書中將印度的古代歷史大多歸於佛教，引起學術界極大的迴響；《佛陀本生故事集》（Buddhist Birth stories）為翻譯巴利文《本生經》547 個佛本生故事的前 40 個，並與伊索寓言作了比較研究；與 赫曼•奧登堡（Hermann Oldenberg 1854-1920）合譯巴利《律藏》3 冊；用散文體翻譯巴利經典
《彌蘭陀王問經》；《佛教及其歷史與文學》（Buddhism,Its History and Literture,1896）為其演講集；
與他人合作翻譯《攝阿毗達磨義論》等。
53 亨利•克拉克•瓦倫（Henery Clarke Warren ,1854-1899），著名的美國佛教學者。出生於美國 波士頓。長大後致力於柏拉圖和康德哲學的研究，後來對佛教哲學發生興趣，精通佛典，進行比 較研究。將其一生大部分財產捐給了「巴利聖典協會」，資助出版事業。
54 《導論》，巴利名 Netti Pakarana，上座部佛教著述。亦名《指導論》，其內容主要是對有關註 釋經典的介紹。
55 《攝阿毗達磨義論》，巴利名Abhidhammatta Sabgaha，上座部佛教論書。11 世紀斯里蘭卡（另 說印度）僧人阿耨樓陀著。全論5 萬 5 千余字，共分九品。依內容分為心、心所、色、涅槃四部
接受英語教育的人民，完全不關心對『甚深法義』（Gambhira Dharma）
的詮釋；欠缺巴利文的知識，對於甚深法義的瞭解是很困難的。
（Dharmapala 1991:520）
這樣的情形，勢必阻礙了對「法」的體會與了解。為了佛教的復振以及人類的發 展，他建議人們就像他一般地研讀早期的巴利經典，從經典中尋找復振佛教的力 量。但是，面對現代化的來臨，傳統固然美好，佛教的復振不是單純的復古，更 需要在新時代的新詮釋；而詮釋的母體不可隨意創造，巴利經典是詮釋的基礎。
以巴利經典為依歸，除了說明「法」的可修可證外，他更要說明佛教是留給僧伽 羅人最光榮的傳統。而在面對時代的挑戰時，更不應該將此傳統丟棄不用，而是 要將巴利經典中對人們的教導給予符合時代的理性詮釋，使傳統的佛教教義適合 於當時環境，不是僵化與默守成規，如此佛法才能在時代中更顯新義，方能重現 古代斯里蘭卡物質與精神的富足。
「業」（Karma）是佛教說明生命流轉的根據，「善的意念、善的行為、善的 話語造就善業；惡的行為、惡的話語、惡的意念造就惡業。」（Dharmapala 1991:241）
人類因自己所造之「業 」決定生命的苦與樂（ibid.）。然而，「業」的定律甚深 難懂，唯有佛才能全然地明瞭，非其他未證得之人可以完全理解（ibid.）。達磨 波羅將「業」與「八正道」（The Noble Eight-fold Path）聯結起來，他說：
無明是造作惡業的原因。藉由智慧摧毀無明，奉行八正道即是摧毀無 明的方法。而所謂的八正道即是：正見、正思惟、正語、正業、正命、
正精進、正念、正定。（Dharmapala 1991:241-242）
「正見」為「八正道」之首，
「正見」是由學習「四聖諦」將無明摧毀而得到；學習「十二因緣」，
將可藉著諸神、人類生命的流轉，明瞭宇宙的運行。（Dharmapala 1991:
242）
現今的這一世生命與他生的生命之間是互相關聯的，諸神與人類因自己所造的業 而決定了生命的流轉，這一生有可能是人、神、鬼或動物等等；人類受生的原理，
直到1827 年才由科學界提出來，而佛陀早在 2500 年前就已經提出來了
（ibid.:242）。就是因為人類對因緣法的不瞭解，閃族的神學家於是說人類的起 源是由六千年前居住在阿拉伯賀李山（Mt.Horeb）後面的諸神而來，歐洲籠罩在 這樣的神話當中；十九世紀以來有許多的科學家企圖改變這樣的說法，然而礙於 羅馬教會的敕令，他們不得不停止，因為科學的說法將無助益於他們對人民的控 制（ibid.）。印度也因為錯誤的知見，任由種姓制度控制印度的社會，廣大的群 眾默默地接受這樣的宿命（ibid.:243）。「佛陀明白人類心靈無法提昇的原因，因 此指出一種掙脫感情束縛、超越諸神而獲得全然自由的方法。」（ibid.:243）這 個方法即是行「八正道」。達磨波羅說：
依循無明的道路繼續前進，此世的生命將充滿痛苦；奉行八正道崇高 的原則，將於此世與來生獲得真實的快樂。（Dharmapala 1991: 243）
由「正見」開始，而引發趨向善業的身、口、意三業，因此，奉行「八正 道」而生智慧，「八正道」成了「善業」的實踐者。而從達磨波羅就「業」與「八 正道」的敘述看來，奉行「八正道」所造就的「善業」不僅是個人生命提昇的基 礎，更是關懷國家、社會的具體實踐。
達磨波羅以巴利經典作為詮釋佛法的依據，他根據自己讀經的體會，對佛 教的某一些重要的傳統提出批評。傳統佛教認為，「涅槃」遠離生活千里之外，
不能在現世生活中得到，達磨波羅重新詮釋「涅槃」，他說：
「涅槃」不是死後才存在的，它是一種真實的領悟，去除了不當的欲 望、瞋恨、傲慢、貪念等惡習，內心充滿了正念、精進、戒慎恐懼、
平和與智慧。（Dharmapala 1991 : 313）
所以說，「『涅槃』不是存在於死後，而是存在於塵世間身心清淨的完美意識中」
（Dharmapala 1991 : 287），他強調「涅槃」可於世間獲得。由於僧人們對巴利經 典認識淺薄，使他們對追求自己傳統宗教的終極目標喪失了信心，懷疑阿羅漢在 當今的社會是否能夠獲得而且有益（ibid.: 520）。他們缺少了正信，因此有必要
讓人們確立信仰的正見，對人類生命以及身心進化的潛能抱持著樂觀的觀點，肯 定現世並認為「塵世的眾生並不都是充滿了痛苦」（ibid.:392），「任何人只要依 據『八正道』的教導行持，皆能達此目標（涅槃）。」（ibid. : 313）不論僧、俗 概莫能外，佛教信仰所帶來的是積極與正面的效果。「涅槃」在世間可以獲得的 理論，消除了缺少正信的負面影響，擺脫獨善其身之消極態度，轉而理論的學習 與實踐，從根本提高僧伽的素質（Bond 1988:57）。
然而，「涅槃」又該如何獲得？與現實生活又有什麼關聯呢 ？達磨波羅指 出：
佛教與一般人所認為的相反，它不是消極的，它的整體哲學是建立在 積極的行動上。（Dharmapala 1991:694）
所謂的「行動」即是佛教「業感緣起」的理論。他對「業」（Karma）的詮釋積 極而不消極，他認為「業」是「高尚的進化倫理」（Dharmapala 1991:69），「業」
激發人們為所有人類的利益而努力。行動是達成目標的手段，佛教徒對於個人心
激發人們為所有人類的利益而努力。行動是達成目標的手段，佛教徒對於個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