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歐陽竟無與居士的佛教復振
第二節、 對出家僧制的省思
一、「出家」所謂何事？
1936 年因有僧人將佛教會解釋成職業團體，而欲以佛教會之名義登記參加 國家的選舉，16為此，歐陽竟無撰文〈辨方便與僧制〉批駁之。
歐陽竟無認為出家者首重應是佛法的學習，學習佛法除自度外更為度他，
出家者不為名聞利養，真實宏教為其本業，此為出家僧人所學、所行之目的。為
16 於〈辨方便與僧制〉中，曾如此說道：「不畏聖言，天下無是非，當前之糾謬不能，遂亦無希 望於後日，而教之危險何可聖言？……故前於僧人藉佛教會名義請預國選事，嘗據出家根本僧制 以斥之，乃有謂是考據家言耳!有謂是不知方便之言耳!又謂是偏於小乘不適潮流之言耳！而佛教 報章競載諸文於其篇首不以為異，以是知是非將淆亂於天下，乃不能已於言。」參見 歐陽漸，《內 學雜著》，收錄於《歐陽大師遺集（二）》，台北市：新文豐，1976h:1485。而於文章最後提到：「今 之熱中者，不僅欲參選，且必欲獲選，故僧徒例同普通公民，本屬區域選舉之類，一二黠者乃不 惜利用佛教會，欲附會於職業團體。然國選名額早經規定，職業團體亦已列舉，無所謂佛教會員 也僧徒必欲於其間分一杯羹，勢非枉法不止，此所謂大礙世法也。」參見 歐陽漸，
1976h:1502-1503。
達成此目的，何者為出家僧人所應學、所應行呢？於〈辨方便與僧制〉的辨明僧 制中首先提到：「出家者應行頭陀居蘭若也。」（歐陽漸 1976h:1493）此一看法 歐陽竟無表示於歷代經典中時有所見，他說：
聲聞弟子少欲少事，此無論矣。即以出家菩薩而言，應學應行，亦詳 見龍樹、無著、寂天諸家同據之「寶積郁伽長者會」，此經云：「出家 菩薩應作是念，我今應住於四聖種，樂行頭陀。」又云：「出家菩薩見 十利故，終不捨於阿練兒處（即阿蘭若處）。」可知頭陀、蘭若，固出 家者所應行也。（歐陽漸 1976h:1493-1494）
出家當然不僅只為自度、更為度他，然而為此一目的，行頭陀、居蘭若更 不可廢，歐陽竟無接著舉經典中有此教誡的內容，作如此說明：
出家何事？學佛而已。自學未成，安能度眾（此義詳龍樹十住婆沙卷 一）？故如救頭然，專精三學，一念而不可懈。行戒在頭陀，則龍樹 之言也（十住婆沙卷十四）。修定先蘭若，則寂天之說也（集菩薩學論 卷十三十四）。出家菩薩為利他故，固可廣受施襯，亦可聽法化生伽藍 入眾，然根本之行不能廢頭陀、蘭若。勤行自度，即為度他，超凡入 聖，造端於是。龍樹大士不厭反復說為出家不共之行，其意深長可思 也（見十住婆沙）。（歐陽漸 1976h:1494-1495）
此一說明，並不是意旨出家者應不近俗世、與世隔絕，而是為弘揚聖教則需自學 圓滿，自學不足，何以廣弘？歐陽竟無批判當時的僧人不省自學，所學、所行與 僧制不合，他說：
我佛在世，游行弘化，不遑寧處，乞食露宿，時見經文；竹園祇洹之 精舍，集眾說法地，非常住也。後世僧制日壞，養尊處優，習於喧雜，
故一聞頭陀、蘭若，輒目為遺世絕俗；至舉迦葉頭陀第一之說相難，
一若此非餘人所得行者，何見之漏也。（歐陽漸 1976h: 1495）
所以，自度與度他並行不悖。宏化聖教，乃出家僧人之本業；然而，身行乃為弘 法之實，居蘭若、行頭陀則為圓滿出家僧人之學、行也，為聖教宏化不可或缺之 因素。
二、出家僧人與世俗社會
出家僧人在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與對社會的責任與一般公民不同，他們 有其特殊性，二者不可混淆。歐陽竟無這麼說：
佛法之住持聲聞者，其事云何耶？被袈裟，住蘭若，不婚宦，不與俗 事而住持也，如是謂之比丘；白衣廛閈，婚宦務俗，如是謂之公民。
各以其類，不可混淆，淆則非驢非馬，不可顯類。故比丘變相，以無 其類而佛教亡。（歐陽漸 1976h:1490）
佛法弘化為僧人特定的責任，與一般公民不同。然而，出家僧侶仍然是社會的一 員，不可能排除於社會之外，他們與世俗社會的關係又該如何安立？以下就出家 僧侶與社會政治、經濟生活方面的交涉，說明歐陽竟無的觀點。
（一）經濟營生的限制
為清淨之學習，「出家者不應參預世事，又不應為名利親近國王宰官也。」
（歐陽漸 1976h:1495-1496）歐陽竟無對此引經據典，說明僧人不應為俗事所 絆，俗事的參與將有礙僧人的學習，他說：
出家菩薩之異於在家者，以其無有攝受父母親屬，營農商，估事王業 等種種艱辛遽務憂苦也（見瑜伽卷四十七）。出家菩薩必免此攝受俗事 者，出入聚落則見聞聲色，諸根難攝，發起三毒，六度心薄；又與白 衣從事，則利養垢染，發起煩惱，弱者不能以思力制心，或死或惱，
或捨戒還俗也。（歐陽漸 1976h:1496）
為維護僧人清淨之學習與養成，俗世之營生等事僧人應避免；
是故佛於《大涅槃經》中最後說戒：比丘不應畜財、奴役、種植、市 易、談說俗事，又不應親近國王大臣，此等經律所制，皆是如來所說
（經卷七）。又說息世譏嫌戒：不作販賣田宅種植，不畜財物，不觀軍 陣，不作王家使命，乃至菩薩堅持是戒與重戒也（經卷十一）。又說聲 聞弟子如修集在家世俗之事，又以稱譽親近國王王子，受使鄰國通致 信命，如是之人皆魔眷屬非佛弟子（經卷二十六）。（歐陽漸 1976h :
1496-1497）
歐陽竟無認為，
誠以出家務俗必招譏嫌，既妨修道之專精，復失俗眾之信奉，此非自 度度他之道，亦非住持大法之要也。（歐陽漸 1976h:1497）
出家僧人應致力於學習佛法，俗務營生、名聞利養決非僧人所應追求。
（二）與政治的關係
僧人應與世隔絕，不問世事嗎?當然不是的。只是，僧人的社會責任是佛法 的弘揚者、住持者，對於佛法的親近者自然不應拒絕，所應禁止的是名利的追求 與趨炎附勢。歐陽竟無對此間差別也作了說明：
佛囑護法有國王宰官，但必國王宰官之自來親附，非以僧徒趨奉為合 法也。……且稽之佛傳，佛在世時，教化國王宰官絕少親赴，說法或 不廢王法正論，亦所以引俗入道，而與干政有別。（歐陽漸 1976h : 1497-1498）
出家者，為度眾之方便，亦不能有將世間的染污之心視為理所當然，方便之行與 名聞利養之心在於「世間之外」與「佛教之內」的差別，他說：
出家菩薩行四攝法，法有同事一條，非方便之證歟？然四攝之所謂攝 者，由世間之外攝之入佛教之內也；……四攝之同行，正導之不入而 誘掖之，誘掖之不入而鈎牽之，鈎牽之不入而同化之；必目的之是達，
一切手段之不擇，是何誠摯！是何善巧！是何悲智！故曰方便行 也。……應於此判曰，引外入內是方便行，捨內趨外是慕羶行。（歐陽 漸 1976h:1492-1493）
出家僧人在世俗的社會中，自然也是公民的一份子，他當然也享有一般公 民的權利與義務，然而既然選擇成為一名佛教的僧人，就應遵從佛制，除了世俗 的權利義務外，不能違背僧人的戒律。歐陽竟無指出：
出家受戒，廣律本有專章，簡別嚴淨，而皆有僧團自主其事，不可以
假手俗吏也。（歐陽漸 1976hl:1501）
宏揚聖教，乃是僧人的如來家業，然而度人的前提是自學整備，如此方能不礙大 法，淑世利人；這是僧人的社會責任，自度度人是出家的殊勝美意。
三、弘法權的歸屬
由上述之言可知，歐陽竟無對出家僧制並非持反對意見，而是對出家僧人 的組成是菁英主義的期望，而不是濫竽充數之流也可以為僧；僧者法之住持、佛 法賴僧弘傳，如來大法，本來也非人人堪忍住持之責。當時中國百萬的僧尼，所 展現出的景況是迷信末流當道、義學不興，加之西方科學思潮所帶來的世俗化社 會，僧格更是低落；僧人這樣的表現，在歐陽竟無菁英主義的主張下自然是不合 格了。歐陽竟無曾如此主張：
漸以為應於百萬眾中精細嚴察，朝取一人拔其尤，暮取一人拔其尤，
如是精嚴至多不過數百人。夫以數百人較四萬萬民眾，不啻九牛之一 毛。以是從國家乞捨，如奘師乞太宗捨基師之例，以為專作住持大教 之用，以為教團真正比丘真實宏教之用。（歐陽漸 1976h:1488-1489）
歐陽竟無之言表現出當時佛教的內在環境，當時僧人「其能知大法辦悲智堪住持 稱比丘不愧者，誠寡若星辰。」（歐陽漸 1976h:1488）。太虛大師也說：「欲令住 持僧寶清淨，勢不能不擇善根具足者而度，其數故難多得，亦無須乎多也。」（釋 太虛 1985a:3）所以出家僧人應採菁英主義，非歐陽竟無一家之言。
基於僧制敗壞，僧者窳濫的現實，歐陽竟無主張居士也可住持佛法，居士 也可為師，但是他說：「不得已而立教，不得已而制學，不得已而作師，皆非本 然，無非方便。」（歐陽漸 1976a:21）假設出家僧人皆能堪稱大法，居士又何必 作師呢？於佛法誨暗之際、更為利國利民之需，居士作師，實為不得已之權宜之 計。面對沙門種種對居士住持正法的否定，在〈支那內學院院訓示釋師•闢謬五〉
中，列舉出傳統教界十種「尊仰出家、貶抑在家」的現象17於文中逐條駁斥非僧 不許為師、白衣不當說法等沙門中的慣例，強調「發菩提心即是出家」（歐陽漸 1976a:22），為居士住持佛法提供了無可辯駁的理論基礎。歐陽竟無認為，佛教 的立教、制學、與作師弘法，都是隨宜方便施設（歐陽竟無 1976a:21），不可默 守不合理之成規，不知變通。
中國佛教自宋以下法門衰頹，僧人素質愈降愈濫，即使如僧界也憂心忡忡，
太虛大師於〈與竟無居士論作師〉一文中曾說：「故請居士18當悲憫今此僧眾之 朽墮，扶掖令起，未應更事摧抑」（釋太虛 1985:13），可見當時僧界衰頹之景象。
佛之正法賴僧弘傳，在一個僧寶亟需改革的年代，堪忍正法之居士自不能置如來 家業於身外；從歐陽竟無對「作師」的詮釋19及對僧人的期待而言，他認為弘法 權的歸屬，不在僧俗，能弘為上。歐陽竟無的批判與省思自然應在當時佛教所處
佛之正法賴僧弘傳，在一個僧寶亟需改革的年代，堪忍正法之居士自不能置如來 家業於身外；從歐陽竟無對「作師」的詮釋19及對僧人的期待而言，他認為弘法 權的歸屬，不在僧俗，能弘為上。歐陽竟無的批判與省思自然應在當時佛教所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