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佛教民族主義的融合

隨著帝國主義在亞洲的殖民統治，亞洲大多數的國家落入了歐洲國家的殖 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命運。進入二十世紀以後，這些殖民地國家紛紛要求獨立，努 力爭脫西方的殖民統治，這其中民族主義往往扮演了連接民族自覺的橋樑。當國 家遭到危難之時，或者民族有滅族之虞，民族主義往往成為喚起民族情感，號召 民族團結對抗外侮的手段。然而，何謂「民族主義」，為何它能有這樣的影響與 作用呢？作為民族主義主體的民族又是如何產生的呢？

安德森（Benedick Anderson）認為「民族」的界定為，

它是一種想像的政治共同體－並且，它是被想像為本質上有限的

（limited），同時也享有主權的共同體。（Anderson 1999:10）

為何它是有限的呢？

民族被想像為『有限』的，因為即使是最大的民族，就算他們或許涵 蓋了十億個活生生的人，他們的邊界，縱然是可變的，也還是有限的。

沒有任何一個民族會把自己想像為等同於全人類。（Anderson 1999:10）

民族是有主權的共同體，

民族被想像為有『主權』的，因為這個概念誕生的時代，啟蒙運動與 大革命正在毀壞神諭的、階層制的皇朝的合法性。……民族於是夢想 著成為自由的，並且，如果是在上帝管轄下直接的自由。衡量這個自 由的尺度，與這個自由的象徵，就是主權國家。……民族被想像為一 個共同體，因為儘管在每個民族內部可能存在普遍的不平等與剝削，

民族總是被設想為一種深刻的，平等的同志愛。（Anderson 1999.:11-12）

由此可知，民族不是實體，它是想像的，想像並非捏造，因為它真實存在。

而在民族之上所產生的民族主義，「其實是從種種各自獨立的歷史力量複雜的交 會過程中自發地萃取提煉出來一個結果。」（Anderson 1999:9）安德森說：

民族歸屬（nationality），或者，有人會傾向使用能夠表現其多重意義 的另一字眼，民族的屬性（nationness），以及民族主義，是一種特殊 類型的文化人造物。（Anderson 1999:9）

而且，

一旦被創造出來，他們就變得「模式化」（modular），在深淺不一的字 覺狀態下，他們可以被移植到許多形形色色的社會地域，可以吸納同 樣多形形色色的各種政治和意識型態組合，也可以被這些力量吸收。

（Anderson 1999:9）

所以民族主義不是天生存在，它是歷史文化的產物。

十八世紀不只標示了民族主義的誕生，也見證了宗教式思考模式的衰頹。

這時的啟蒙運動和理性世俗主義的世紀帶來了屬於它自己特有的、現代的黑暗。

傳統的宗教世界觀有一個偉大的價值，也就是他們對身處宇宙之內的人，人類作 為物種的存在，以及生命之偶然性的關心。面對生命的苦難，宗教企圖提出解釋；

宗教思想透過將宿命轉化成生命的連續性，暗示不朽的可能性。啟蒙運動儘管宗 教的觀點逐漸退潮，人的苦難卻並未消失。因此，這個時代所需要的是，「經由 世俗的形式，重新將宿命轉化為連續，將偶然轉化為意義」（Anderson 1999:18），

而「民族」這個概念正適合達成這個任務。

政治上表現為民族國家的『民族』身影，總是浮現在遙遠不復記憶的

過去之中，而且重要的是，也同時延伸到無限的未來之中……民族主 義的魔法，將偶然化為命運。（Anderson 1999:18）

民族主義的產生，顯然與宗教地位的衰退有很大的關係，再加上理性高張，人們 已不需從宗教的觀點去看世界，但是，這並不代表說民族主義已取代了宗教。安 德森認為：

民族主義應該和一些大的文化體系，而不是被有意識信奉的各種政治 意識形態，聯繫在一起來加以理解。這些先於民族主義而出現的文化 體系，在日後既孕生了民族主義，同時也變成民族主義形成的背景。

只有將民族主義和這些文化體系聯繫在一起，才能真正理解民族主 義。（Anderson 1999:18-19）

如果說，宗教的衰頹促使民族主義興起，不如將宗教視為文化的一部份，如此宗 教將成為民族主義的一個面向。

民族主義並不源自於亞洲的國家，而是在歐洲進入近代的社會後，封建制 度崩潰和城市中的市民崛起之後的產物（Anderson 1999:50-51）。民族主義在歐 洲之外的世界各地發展出來是在20 世紀以後，其群眾基礎不斷擴大，超出了資 產階級的範圍。在東南亞與南亞，民族主義的產生有其特殊的歷史背景。自16 世紀開始，東南亞與南亞這一地區就開始受到西方殖民主義的侵襲，動搖瓦解了 封閉而分散的亞洲農業社會。許多國家先後淪為殖民地，民族主義為核心的民族 意識是逐步生成的，亞洲民族主義是以民族政治獨立性喪失為前提的。民族主義 一般與傳統文化相聯繫，佛教是南亞與東南亞社會中傳統文化的最重要內容。因 此，斯里蘭卡、緬甸等的民族主義運動都必須給予佛教一個確定的地位，從佛教 的思想去汲取可資利用的觀念，從僧伽集團去尋求組織全社會反對異族統治的力 量。

為當受西方思想文化影響的知識階級產生之後，他們有意識地從傳統宗教 中尋求能改變現實環境的觀念意識，或者有意識的將傳統宗教象徵等同於民族尊 嚴，此時就出現了基本上由世俗知識階級領導的民族主義。就民族主義的本質而

言，它屬於政治運動。隨著它的深入發展，舊的宗教觀念不足以解答當前的問題，

更無法解除當前的危機。一般保守的態度也使得宗教僧侶日益脫離現實，與社會 政治力量漸行漸遠。因此，宗教的民族主義便轉向世俗的社會，放棄一部份宗教 的口號。運動本身的政治目標日益鮮明起來，運動的組織者和領導者主要由世俗 的社會階層擔綱。於是，出現了世俗大眾的民族主義。斯里蘭卡佛教民族主義的 產生是因為西方殖民的背景，而從宗教民族主義過渡至由世俗社會階層擔綱的民 族主義。

1815 年，英國殖民當局和前康提國代表簽訂康提公約（Kandyan Convention），公約中明訂處理康提王國的具體辦法：

“暴君”必須廢黜，他的後裔永遠不得承襲王位；康提各省的統治權 歸英王所有，“暫時”由錫蘭總督及其所委派的代理人負責執行；康 提各族酋長和人民的法律，風俗和宗教將予以尊重和維持。（Ludowyk 1980:73-74）

也就是說，當楞伽島上的佛教王國結束後，佛教喪失了作為國教所享有的一切特 權。雖然，康提公約中承認康提王國首領們及其領地上所有居民信奉的佛教是不 可侵犯的，其禮儀、僧侶和寺廟將得以保留並得到保護，但英國殖民者並不願意 落實這些承諾。⁶⁰斯里蘭卡的首領們本來以為英國人廢黜康提國王之後會另選一 位君主，但英國無意再樹立一位國王。英國人的直接統治，使佛教的僧伽失去了 以往世代從王權獲得的支持。英國傳教士挾其政治上的優勢，在沿海地區創辦了 具有官方教育體制身份的教會學校，僧伽羅人的寺廟教育則顯得侷促與落後。在 政治與教育的推波助瀾下，佛教更顯晦暗，受到世俗社會無情的排擠與詆毀。

接受西方教育制度培養的知識階層中也有佛教僧侶，在斯里蘭卡沿海地 區，佛教教育中早就有了較高的英語教學水平，佛教比丘們也在城市中從事教 育、出版、寫作等職業。所以，19 世紀的後半段便出現了早期的佛教復振運動。

從斯里蘭卡19 世紀的歷史可知，西方殖民者所創辦的教會學校對亞洲社會的深

60 請參照第四章第一節〈斯里蘭卡佛教的衰頹〉一文。

刻影響。在殖民地，對西方文明提出抗議和批評，並堅持維護傳統佛教價值觀的，

往往都是受過教會學校教育的世俗知識份子更甚至於比丘。

殖民化過程的加深必然造成殖民地社會的分化，並從中產生出傳統社會不 曾有的政治力量和強烈的自我意識；因而反殖民主義與傳統宗教的復振運動結 合，斯里蘭卡的佛教民族主義於是產生。佛教民族主義的出現意味著，佛教失去 傳統國家的政治支持，遭受殖民政府經濟剝削並面對基督教強勢傳教的形勢下，

力圖自我保存的一種抵抗；而殖民地人民群眾在爭取擺脫被奴役地位的行動中，

也需要一種現成的思想武器。佛教儘管遭受排擠，宗教權威地位衰落，但宗教認 同，以宗教信仰為背景的民族意識仍然是強有力的。

奧爾科特來到斯里蘭卡，創立了「佛教神智協會」，並以該會之名在斯里蘭 卡開辦了一所學院和 200 餘所中學以宣傳佛教（宋立道 2000:169）。「佛教神智 協會」在一位外國人的領導下如此熱情地維護當地佛教徒的權益，這也大大地激 發了當地佛教徒的信心。達磨波羅是一名受過西方教育的僧伽羅人，受到奧爾科 特的啟發，投身於斯里蘭卡佛教的復振運動，面對西方政權對固有傳統的破壞，

僧伽羅人幾乎失去了自我的認同。此時，唯有喚起僧伽羅人的民族自尊為僧伽羅 人延續之基礎，才能再造僧伽羅人的新國家。在這個民族主義基調中，佛教成了 重要的媒介。

十九世紀末佛教復振運動在斯里蘭卡進行的如火如荼，而使佛教復振與民 族主義完全攜手的則是達磨波羅。這一時期斯里蘭卡佛教復振運動在理論上出現 了一些成果：首先是有選擇地強調佛教的某些觀念和實踐，批判基督教方面的迷 信與非理性，而這是以往基督教對佛教的指責；其次，重視重新詮釋佛教的倫理 價值，對世俗社會強調佛教道德的現代意義；最後，藉由佛教的復振而回顧了僧

十九世紀末佛教復振運動在斯里蘭卡進行的如火如荼，而使佛教復振與民 族主義完全攜手的則是達磨波羅。這一時期斯里蘭卡佛教復振運動在理論上出現 了一些成果：首先是有選擇地強調佛教的某些觀念和實踐，批判基督教方面的迷 信與非理性，而這是以往基督教對佛教的指責；其次，重視重新詮釋佛教的倫理 價值，對世俗社會強調佛教道德的現代意義；最後，藉由佛教的復振而回顧了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