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的主題在於在家居士對近代佛教復振運動所作的貢獻。復振絕不 是對過去不復存在或衰落的東西簡單的復活，它必然伴隨著某種程度的變化。近 代社會在發生劇烈轉變的同時，佛教思想為了適應時代和社會的新挑戰，也在自 覺與不自覺地調適和演變。這種轉變的動力，既有近代背景的因素，亦來自傳統 歷史文化的深處，尤其是佛教自身的義理與實踐的分化、衝突與融合，兩者的矛 盾互補運動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佛教思想在近代演變的內在機制。在佛教的傳統 中，出家的僧侶是這個宗教共同體的主角，他們是追求終極關懷的專業人士；而 在家居士雖然也屬於這個宗教共同體的一部份，然而長久以來他們始終是配角，
他們的重要性在於經濟的提供者及社會中護持者而已。然而，近代佛教復振卻是 由上層知識份子的居士所擔綱。韋伯說：
宗教之所以非理性化的過程之各種純心理學的條件，交錯於知識主義 之將此世界理解為一有意義的秩序之固有的理性主義的要求。（Weber 1993:163）
知識份子促進了宗教的理性化，中國與斯里蘭卡於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所掀 起的佛教復振運動中，「理性」是其中重要的特色，這與知識份子的參與有很大 的關係。近代佛教復振運動也因為家居士的主導，僧、俗關係勢必重新審視，就 本文所論述佛教之內在與外在環境而言，筆者認為符合理性僧俗倫理下「僧、俗 合理的分工」才能確保佛教的完整性，佛教才能永續發展。
釋尊創教，將弘法的重責大任交付與出家的僧伽，僧侶在佛教義學上的成 就也就關係到佛教的興衰存亡。在歷史上，每當僧人素質趨於低下或與世俗社會 過從甚密、僧團變得日益腐朽之際，佛教必然處於衰微或外強中乾的狀態，一遇 變故便岌岌可危。佛教發源於印度文明的歷史舞台上，從原始佛教之簡僕平實，
到部派佛教之紛諍分裂，到初期大乘之應運而生，批判傳統，開設新機，都可以
說是思想生命的再生。佛教在印度的歷史舞台上只存活了一千七百年，印度佛教 在印度本土的消失，固然有其內因外緣，如果只從內在因素考察，則佛教在思想 方面，已由量變而產生質變終至在思想上失去傳承力，也失去創新的力量。
佛教是大眾的宗教，居士占佛教徒的大多數，因此居士顯然與佛教的發展 及整體形象有重要的影響。在現代化的社會中理性隨之高漲，宗教朝向理性化發 展，
秘密知識逐漸消失，祭司的教說則成為一個書寫下來確立的傳統。祭 司透過教義來解釋此一傳統。這樣的一種經典宗教逐漸成為一個教育 系統的基礎，其對象不但是屬於祭司階級的專業人員，也針對一般信 徒。（Weber 1993:93）
居士的佛教知識已不全然仰賴出家僧伽而來，具備佛教專業素養的居士勢必比以 前封建的農業社會多得多。「理性」（rational）是現代社會的特徵，韋伯指出：
俗眾的理性主義是祭司階級所必須對抗的另外一個力量。各種社會階 層都可以是俗眾理性主義的擔綱者。（Weber 1993:106）
所以，應重視正信居士的培養，充份發揮居士中知識份子的作用，從各方面支持 居士在佛教教育、文化事業以及在佛學組織和居士團體中發揮各自的專長。如 此，各職所司，既不會造成僧、俗之間的誤解，又有利於佛教事業的發展。如果 不能正視居士的改變與宗教的需求，一味地固守著「僧主俗從」的傳統，則可能 將具有佛教專業素養的居士們推出了佛教，甚至是推向了無正信的宗教。自近代 以來，不少的居士在佛教事業上有傑出的表現，為弘揚佛法、維護佛教界的合法 權益等方面發揮了很大的作用，作出了積極的貢獻，這已為僧界和廣大信眾乃至 政府所認同。不過，由於不少人未能正確認識和妥善處理僧伽與居士的關係，對 居士的認定、規範和培養始終處於一種混亂的狀態，從而大大地影響了居士界潛 能的發揮。
以臺灣佛教近五十年的發展而言，相對於百年來的中國佛教來說，其蓬勃
的景象不可同日而語，居士在佛教中地位的改變是其中重要的因素。佛教教團依 其自身的理念，在社會上開展出各式各樣的信仰模式與社會實踐，使得佛教在台 灣多元宗教的市場中已不再是邊緣性的宗教了；相反地，它參與了社會生活，大 大地提高了在宗教市場中的能見度。台灣佛教的興盛與某些大型的獨立性教團組 織模式有著密切關係，教團中的成員包含了僧、俗二眾，在家居士不再僅是個人 身份，而是教團中的成員；教團所推動的社會志業，更成功地凝聚了在家信徒的 向心力。他們走出了山門，積極參與社會的脈動，舉凡慈善、文教活動、社會公 益等，皆可看到佛教教團的動員，教團對社會的貢獻，帶動了佛教的發展。佛教 教團都各自擁有為數眾多的信徒，教團所推動的的社會志業自然帶領其信徒參與 其中。台灣佛教的發展蓬勃，信眾的參與是很大的關係。然而，不可忽略的是，
這麼龐大社會志業，雖然實際的參與及推動者是在家的信徒，但理念與實際的領 導者卻是來自出家的僧團。由此，可以知道，出家僧團在佛教的圖像上有其不可 替代的獨特性。
佛教在現今的社會上蓬勃的發展，就可說是達到佛教的理想嗎？這是值得 好好省思的地方。佛教不同於一般的世間之學，佛教是一種必須依據教理去實踐 的宗教，因此對教理的瞭解是信徒不可或缺的一環。然而，佛學又是一門極難掌 握到核心內涵的學問。像經典義理的不易索解、翻譯與原理的差異、歷史發展所 造成教義變化、各宗派教理的相互衝突，不同地區教理發展所形成的矛盾等等問 題，在在都使人茫無頭緒。因此，如果佛教界的佛學教育辦不好，很可能使大部 分佛教徒一輩子都在含糊的信仰中度過。而弘法人員所講的，則可能是一知半解 的佛法。台灣近數十年來的佛學教育，主要依賴各寺院所辦的佛學院。但是這些 佛學院的內涵，除了少數幾所以外，水準不甚理想，「課程的編排缺乏準則，師 資頗為缺乏，學生的程度也並不整齊。」（藍吉富 1991:70）佛學院的制度與標 準付之闕如。這樣的教育環境，想要造就出夠水準的佛學人材，當然是一種奢望。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佛教界人才的培養與教育實為當前佛教的當務之急。只有 人材具足，才可能訂定較為完善的發展制度，才可以理出契合現代化社會的執行
方針，才足以帶動全體佛教界走上一條正確而明朗大道。
工商業社會的來臨，隨著教育的普及，越來越多的居士是社會上層的知識 份子。然而，居士之間素質存在極大的差異卻也是不爭的事實，他們對佛法的認 識或許模糊不清，甚至抱有許多錯誤的觀點，這很容易被社會上一些別有用心的 人導入歧途。他們的某些言行往往成為社會上貶低佛教，佛教被指為迷信的依 據。這除了自身的原因和目前佛教弘法機制不建全的因素之外，也與作為他們師 父的某些僧人素質低下有關，佛教正信尚嫌不足，惶論佛教的專業內涵。為此，
廣大居士除了要虛心求教之外，應不斷進行自我教育，努力提高自己的佛教素 養，杜絕有心之人的操弄，對教證具足的僧伽應給予肯定與護持。而僧人們有責 任和義務為居士講解開示佛法，樹立正知正見，並且組織和指導他們修行實踐，
於日常生活中不離佛法的教誡。一般說來，僧伽出家前都是居士或出生於居士的 家庭，因此在家居士素質的提高，勢必促進僧伽素質的提高；而僧伽素質的提高，
反過來必然會帶動居士界佛教素養的提高。理性的僧俗倫理，才能在理性的現代 社會立足，也才能在宗教競爭中立於不敗之地，使佛教保持正常而光明的發展。
隨著佛教在各地區的傳播和社會不斷地演進，僧人在持戒、學習乃至日常 生活等方面經常會遇到不同於以往的情況。尤其是在中世紀以至近代，由於工商 業的蓬勃發展，以往封建農業社會的解體，許多僧人越來越難於保持戒律上的完 美、學識上的權威；很難避免修行方法的走樣、日常生活的俗化，因此或屈從於 世俗的勢力、或遁入山林不問世事。也因為僧侶們自身修養的不足以及與社會和 廣大民眾的疏遠，又使僧人們對社會問題及民眾的疾苦缺乏了解，很少能給信眾 做出表率並給與適當的指導。而隨著西方科學、理性帶入了亞洲的社會，廣大人 民的知識得以開啟 ，自我意識的增強，對佛教和僧人的神祕感及盲目信仰減少，
對出家僧侶的修養、學識與處世能力要求卻越來越高。因此，僧侶的社會地位下 降，影響力也今非昔比。中國與斯里蘭卡佛教的發展，正是這樣的寫照。寺院僧 侶的衰頹不振，有志的居士紛紛起來弘法，在進行自我教育的同時，還以不同方 式幫助和促進寺院及僧團的自身建設，糾正其種種弊端，發揮了極大的作用。
居士間的差異極大，如廣泛存在的身份差異、文化差異、貧富差異、城鄉 差異等等。這些差異形成了他們對佛教認識和需求的不同，也因此造成他們在佛
居士間的差異極大，如廣泛存在的身份差異、文化差異、貧富差異、城鄉 差異等等。這些差異形成了他們對佛教認識和需求的不同，也因此造成他們在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