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義與戰後斯里蘭卡佛教

1815 年英國殖民統治斯里蘭卡全島以後，斯里蘭卡人民反對殖民主義爭取 民族獨立的抗爭就一直沒有中斷過。達磨波羅將佛教復振運動與民族主義完全攜 手，而將佛教民族主義推向最高點。斯里蘭卡佛教復振運動所獲得的新意義就在 於它是與民族意識覺醒同步的宗教運動。達磨波羅本人並不是純粹的宗教活動 家，他具有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在印度和斯里蘭卡開展的佛教復振運動即具有 強烈的政治色彩。他的活動應該視為二十世紀中期的斯里蘭卡「政治比丘」們的 先兆。

斯里蘭卡著名的歷史學家德•西爾瓦（K.M.De Silva）教授，曾提及「政治

62 在斯里蘭卡人們習慣將阿拉伯人與當地居民通婚所生的後代稱為「摩爾人」（Moorish）。是斯 里蘭卡的多數民族之一。

比丘」中核心的五位人物－U.Sarananakara（1902-1966）、N.Dhammaratana

（1900-1973）、H.Pabbloka（1903-1953）、Dr.Walpola Rahula（1907~）以及 B.Siri Sivali（1908~），⁶³分別都曾在印度親近過達磨波羅，並在印度認識到民族主義與 馬克思主義；當他們回到斯里蘭卡後，即開始公開撰文與論辯有關比丘參與政治 的正當性（Bond 1988:69）。進入二十世紀，隨著民族進一步的覺醒，佛教僧伽 日益積極介入政治的活動。到1948 年斯里蘭卡獨立之前，斯里蘭卡的政治佛教 運動也達到高峰。其重要的標誌是1946 年智嚴佛學院的比丘羅睺羅發表的《比 丘的傳統》（The Heritage of theBhikkhu），肯定了佛教比丘參與社會政治活動的責 任與義務，這成了1950、1960 年代斯里蘭卡比丘積極參政的理論根據（Tambiah 1992:18）。1947 年的大選開闢了宗教職業者參與民主政治的先例。它具體的意義 有兩方面：一是僧伽公開地宣稱可以並且應該行使政治參與權；二是它顯示僧伽 可以形成如民主政治中的集團。當時的斯里蘭卡，在幾個較大的佛教學院，如「智 增學院」（Vidyodayaparivena）、「智嚴學院」（Vidayalayalavkaparivena）中有一批 教師甚至是院長，他們積極地投入到世俗的選舉動員當中，為某些候選人奔走呼 籲（Tambiah 1992:17）。也正是這一時期，當時的斯里蘭卡社會發生了一次比丘 是否應該參與政治的爭論 ，通過了這次的爭論，產生了完全具有自覺意識的「政 治比丘」。他們無視僧伽上層的批評，自認為終於找到自己的社會角色（ibid.:18）。 僧伽中的兩位學者－羅睺羅（Walpola Rahula）與潘納薩羅（Pannasara），他們認 為，比丘不應該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置身事外，而要積極參與包括政治在內的社會 生活，比丘的使命是努力實現關心社會目標。但是，此一類的激進派的比丘只是 少數；而且當時的輿論幾乎都對佛教比丘參與政治持批評態度。甚至由居士組成 的「全錫蘭佛教大會」（All-Ceylon Buddhist Congress）都公開強勢地主張比丘不 該參加選舉與擔任公職（ibid.:19）。雖然「政治比丘」們強烈反對殖民主義的態

63 參見 De Silva, “Buddhism, Nationalism and Politics in Nodern Srilanka”,unpublished paper delivered at South Asia Conference, Madison,Wis.,November 1984.1984:20.轉引自 Bond, The Buddhist revival in Sri Lanka:religious tradition , reinterpretation and response. Columbia, S.C. :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1988:69.

度和參政號召，起初並沒有引起世俗民族主義領導人的強烈反對，但這些對於以 後斯里蘭卡選舉政治卻具有強烈的示範意義。

達磨波羅的積極入世大大地提高了佛教的入世性，也擴大了佛教界對社會 世俗事務的參與，他的影響不僅是在當時而已甚至延續至斯里蘭卡獨立後。1948 年，斯里蘭卡終止將近四個半世紀的殖民歲月；此一政治的變化，促使斯里蘭卡 佛教界於1950 年代提出「恢復佛教合法地位」的要求，認為這樣就可以「恢復 長期以來被殖民者遮蔽的佛教徒遺產和身份，以及解決國家的問題和為新國家制 定光明的未來。」（Bond 1988:76）1951 年 4 月「全錫蘭佛教大會」主席馬拉拉 色克拉（Malalasekera）向塞納納耶克（Senanayake）總理的政府提出書面要求，

要求政府承擔佛法的護持之責，行使扶持佛教和佛教制度的責任。但是政府無視 於這個要求。7 月，再度面呈總理，言及殖民地時代佛教的受到的壓迫，獨立後 它應該恢復「正當的地位」（ibid.:80）。1953 年，「全錫蘭佛教大會」自己組織了

「佛教調查委員會」，其成員為7 位僧伽長老與 7 位在家居士。比丘都是來自「智 增學院」、「智嚴學院」和「巴羅伽羅學院」（Balagalla）的長老（Tambiah 1992:30）； 居士當中有四個是楞伽島有名的教育家（ibid.:31）。他們在全國巡迴取證，搜集 材料。1956 年 2 月向「全錫蘭佛教大會」提交了報告－《對佛教的背叛》⁶⁴正式 發表了。它的影響極其深遠，斯里蘭卡在二十世紀下半葉的政治形勢和宗教狀況 都或多或少的與它有關。

該報告分成四個部份：一、宗教與國家，二、教育現況，三、時代和社會 狀況，四、今日僧伽（Tambiah 1992:33-37）。報告認為，斯里蘭卡雖然在政治上 的獨立，佛教卻仍然處於劣勢。基督教會的勢力仍然是強大的，他們控制著輿論 的工具，如果不加抵制，這些宗教團體很快就會對斯里蘭卡的征服。基督教的優 勢尤其展現在教育方面，委員會因此建議：

應該停止國家給基督教會學校的補助，……之前由國家補助的學校，

64 The Buddhist Committee of Enquiry ,The Betrayal of Buddhism : An Abridged Version of the Report of the Buddhist Committee of Inquiry. Balangoda:Dharmavijaya Press,1956.

應該由國家完全接管，同時應該在所有學校進行強制性的宗教（佛教）

教育。（Tambiah 1992:34-35）

委員會注意到，真正的佛教徒並沒有在政府和立法機構中成為決定性的成分，所 以佛教成為國教的問題並未提出。但是，一個世俗主義的政府，不能也不會保護 佛教的純潔與強大；報告中因此而建議：

先成立一個「佛教委員會」（Buddha Sasana Council），授予它以往僧 伽羅君主護持佛教的職能。（Tambiah 1992 : 34）

等到政府通過了相應的立法，組成了功能相當委員會並採取必要步驟重建佛教地 位之後，政府才能與佛教脫離關係（ibid.:34）。更進一步地提出建議說「設立宗 教部長，恢復在殖民者統治下受到痛苦摧殘之宗教的地位。」（ibid.）總而言之，

新的僧伽羅的國家應該扶植佛教重新恢復傳統宗教的至尊地位。這是一部充滿民 族主義的調查報告，而國際上民族主義運動已成為時代的潮流，因此，《對佛教 的背叛》的出現是不可避免的，它是佛教民族主義運動的結果，是歷史發展必然 的產物。《對佛教的背叛》這份報告為斯里蘭卡日益高漲的民族主義運動提供了 理論根據，也對日後斯里蘭卡政治產生了重大作用，已超出了純宗教的範圍了。

1956 年是斯里蘭卡政府大選之年。之前，「統一國民黨」（United National Party）是執政黨，該黨代表工業資產階級的利益，沿襲英國殖民政府的做法，

在宗教上希望實行政教分離的政策。政府也注意到佛教在人民生活中的重要性及 作用，同意從財政上對佛教活動進行資助，但不願給佛教特殊的地位。為此，它 一直受到激進派比丘的譴責與反對（Bond 1988:92）。這次的大選為許多政黨所 矚目，他們為了選票，紛紛注意到佛教對選舉的重要價值，表示尊重佛教徒的感 情，致力於滿足僧伽羅族的願望。選舉前，由班達拉奈克（S.W.R.D Bandaranaike）

所領導的「斯里蘭卡自由黨」（Sri Lanka Freedom Party）提出了「佛教是國教的 主張，將引導宗教－民主社會主義的新紀元」（ibid.:93-94），承諾執政以後將考 慮把僧伽羅語作為官方語言的要求（ibid.:91）。他們受到了「僧伽羅大會」（Sinhala

Maha Sabha）比丘的支持 ，提出貫徹「佛教調查委員會」的報告、發展民族藝 術和傳統醫學、實施宗教信仰完全自由、并給予佛教這個絕大多數人的宗教應有 的地位等十大綱領。所有這些，促使「斯里蘭卡自由黨」在大選中獲勝，也成為 為斯里蘭卡獨立後第一個依據傳統民族文化傳統建立的新政府（ibid.:91-92）。佛 教民族主義，改變了佛教在斯里蘭卡自殖民地時代以來所受到壓迫的窘境，佛教 成了恢復光榮傳統的媒介。1956 年，斯里蘭卡為慶祝佛教住世 2500 年展開各項 的活動，一位詩人熱情的歌頌：「（斯里蘭卡）是一個三寶島，尊者顯現了神聖意 志，佛教原初的清淨照耀，佛陀的榮光預示了一個新的黎明，像清晨的白蓮花，

華貴、隆盛與奔放。」（ibid.:78）馬拉拉色克拉斷言道：「佛教在斯里蘭卡將再次 上升到頂峰並開花結果，再由此向世界各地傳播。」（ibid.）。

在西方殖民統治之下，代表著僧伽羅傳統文化的佛教不斷地被打壓，然而，

僧伽羅人一旦離開了佛教，失去了佛教的特徵，僧伽羅人就不再是僧伽羅人。達 磨波羅是一名知識階級的僧伽羅人，他深知佛教的復振關係到僧伽羅族的存亡。

斯里蘭卡佛教復振的歷程上，達磨波羅是最具影響力的人物。在當時西方殖民的 環境下，達磨波羅對佛教重新的詮釋開啟了佛教徒的自我認同以及勇於面對傳統 文化僵化與失落。他提倡佛教的改革，使佛教得以適應世界理性化的觀點，將佛 教賦予更貼近世俗社會的傾向、入世禁欲主義的形象、重視行動與道德的一致，

以及具有強烈的社會意識；他對佛教的詮釋不同於以往消極與被動的形象，取而 代之的積極、正面的態度。達磨波羅不僅提倡佛教的改革，對佛教提出重新的詮 釋，他的改革以及重新對佛教的詮釋影響甚巨，甚至成為日後改革者的精神象徵

（Obeyesekere 1972:249）。在民族意識的覺醒以及倡導信仰佛教所帶來積極、正 面的效果下，佛教為中產階級所接受與護持，對斯里蘭卡佛教的復振運動產生非 常大的影響。1933 年達磨波羅於印度鹿野苑逝世，臨終前他以英文說：

讓我再生尊貴的印度。為散播佛陀的教法，我願再轉世二十五次。⁶⁵

65 原文是: Let me be reborn on leaving this life in the noble Rose-apple Continent. I would like to be born again twenty-five times to spread Lord Buddha’s Dhamma.

（Guruge 2002:10）

他的風範令斯里蘭卡的僧伽羅人感念至今。1948 年，斯里蘭卡終於結束了西方

他的風範令斯里蘭卡的僧伽羅人感念至今。1948 年，斯里蘭卡終於結束了西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