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建構主義理論與中共國家形象
第三節 中共國家形象的建構主義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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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許多學者開始把國家形象等非物質性訴求視為解釋問題的重要變項，但 對於形象的本體指涉、形成基礎、轉變條件等具體問題基本上只有模糊的認知。
筆者從文獻的檢閱過程獲得啟發，由於國家是具有政治屬性的行為體，國家形象 也應該被視為一個政治概念，而這個概念若是脫離了身份認同、國際互動以及國 家利益的政治背景，就只是對一個國家進行一般性地、表面地評價，而不能被稱 為國家形象。因此，筆者認為以建構主義途徑及其分析框架來探究國家形象，能 確實掌握三點重要特性：第一，國家形象的內涵包括「由內而外」(主觀)以及「由 外而內」(客觀)兩個角度。前者指的是國家對於自我身份認同的內涵，這包含著 塑造者本身的想像和理想的投射；後者則是國際社會對於一國的認知，即被塑造 者的態度和評價。藉由建構主義「身份認同」這一分析框架，能檢視一國如何受 到內部與外部因素相互影響界定自我身份認同，進而設定自己所欲建構符合其身 份認同的國家形象。第二，國家形象的主體間性，從形象形成的角度來說，國家 形象源於一國的自我認知以及與國際社會其他行為體交往互動的結果。國家主體 之間的互動能促進共有觀念的形成，共有觀念會促進身份認同，進而導致良好國 家形象的建構。藉由建構主義「戰略文化」的分析框架，能探究一國如何認知其 所遇到的國家形象問題，並提出適切的互動方式(解決問題方法或手段)，即形成 建構國家形象的戰略取向；第三，自我設定的形象不等同於他者認知的形象，甚 至兩者間可能會有很大的落差；而且國家形象不是一個單一的形象，國家形象在 不同議題、不同時期可能存在不同面貌，這些涉及了形象變遷的動態性。藉由建 構主義「規範」分析框架，能看見一個國家如何設定其所欲達到的最終目標；在 達到理想目標之前，建構主義強調的互動性能清楚呈現一個國家形象的形成是動 態的磨合過程。筆者認為建構主義與國家形象之間存在明顯的邏輯關係，有利於 對於國家形象進行有系統、完整的理論建構。
第三節 中共國家形象的建構主義詮釋
建構主義在 90 年代末期逐漸發展成熟，並進入了中共國際關係學界，發展 至今累積了大量研究成果。建構主義之所以可以在中共境內蓬勃發展，一來是因 為建構主義的特色與儒家傳統文化相近，儒家傳統對功利性的物質力量抱持著次 要性的觀點，對於仁義道德等精神層面的力量似乎更為重視。在某種程度上，儒 家觀點如同建構主義一般，對於物質力量雖不盡否定，但卻將之視為次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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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也隱約顯示了其對行為體認知的重視。正如秦亞青所言：「建構主義本體論 是一種弱化物質主義的實踐本體論。其社會性本質決定了建構主義更加注重社會 關係、注重價值規範、注重互動過程、注重觀念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以儒家思 想為代表的中國傳統思維方式和文化理念在本體論上也不過份地強調物質主義」。
81二來是因為儒家文化對人際關係與互動的重視，儒家為社會確立了君臣、父子、
夫妻、兄弟、朋友等五個特定領域的人際關係典則，在各類人際關係中，行為體 之間並非僅是單向的威權式運作，而是雙向的共構式互動。這一點也與建構主義 重視行為體實踐與互動的觀念相契合。建構主義精神與中華文化內涵的契合，非 僅止於學術研究，其價值在於可與中共的現實需要相互連結，即對應中共崛起的 需求，建構主義理論能提供中共在國際關係運作中認清並處理一些問題，提供外 交實踐的參考，例如建構主義強調國家的能動性可以創造國際體系結構，因此發 展中國家能通過自身的實踐活動參與到國際規範建構過程中。82同時，建構主義 也能幫助他國理解中共的外交政策，西方各國對於中共的觀察不應僅停留在物質 實力的表象層次，應該將觀念、身份認同、規範、等因素一併納入考量，例如透 過建構主義觀點，就可以發現在中共積極參與國際社會的過程中，中共國家身份 認同在國內與國際兩個層面上都出現了再造的情形，83而身份認同再造引起一連 串國家利益與國家行為的改變。因此，在觀察中共國家實力提昇的同時，更應該 關注物質力量中所隱藏的社會意義，才能確實掌握中共發展的實情。
壹、建構主義核心概念是觀察中共崛起的重要視角
中共崛起遭遇的一個重要關卡就是國際社會偏好以物質主義觀點出發，對中 共崛起產生偏見、誤解與質疑，推導出中共將威脅美國霸權地位，進而引發霸權 戰爭之類的悲觀論點。在這個議題上，國際社會與學界需要適時地透過建構主義 理論的視角，從不同的思維途徑把握中共崛起的相關發展。由於建構主義強調國 際政治取決於行為體之間的互動與觀念分享，提出在特定條件下無政府結構可以 向康德式文化邁進。因而，不論是中共或美國，在未來的國際政治演變中，都擁 有一定程度的能動性；對於行為體(國家)而言，未來如何發展，相當程度上是操
81 秦亞青，「建構主義：思想淵源、理論流派與學術理念」，國際政治研究，2006 年第 3 期，頁 21。
82 張凱銘，「中國學術界對建構主義國際關係理論的研究」，全球政治評論，2009 年第 26 期，頁 36。
83 袁正清，「建構主義與外交政策分析」，世界經濟與政治，頁 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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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在我的。84事實上，觀察近年來中共各種外交政策與宣示，似乎與建構主義核 心概念多有暗合。例如 2003 年中共提出的周邊國家外交政策，其所蘊藏的意義 一方面是寓意中共會與周邊國家和平相處(睦鄰)，另一方面是表明中共會負起區 域大國的責任，維持區域穩定(安鄰)，再者是說明中共會在經濟方面加強與鄰國 的合作，推動經濟區域一體化(富鄰)。85例如：2003 年 11 月鄭必堅在博鰲亞洲論 壇上首次提出「和平崛起」的新觀點，表明中共的崛起將在和平共處的基礎上進 行；其後，為避免敏感，更將和平崛起改為「和平發展」，以免引發負面聯想。
不論是周邊外交或是和平發展，本質上都是中共感知到相關各國對其崛起的疑慮 所作出的具體回應。這反映了近年來中共外交思維的演變，即中共官方對於周邊 鄰國與歐美各國對中共的認知觀感甚為重視。
對於這種外交政策思維的轉變，如果純粹由新現實主義的觀點出發，相關各 國對中共的看法並不重要，因為在該理論的思維中，影響國際局勢發展的因素主 要是結構中國家的相對物質力量分配。至於主觀的認知與思維，新現實主義並未 予以太多關注。這樣的觀點或許可以與 90 年代初期或更之前的中共對外政策特 色相互結合，以解釋當時中共政府偏重物質實力，而較為漠視他國觀感的現象。
若是由建構主義的角度加以觀察，由於建構主義強調建構作用，認為行為體間的 互動會形成共有知識，並進一步構成文化；文化將形塑行為體的身份認同，身份 認同決定國家利益，並使行為體作出相應的行動。因此，在建構主義的理論中，
各方行為體對特定行為體的認知是相當重要的。如此就能解釋中共近年來的外交 政策，顯示其正努力以行動嘗試改變其他國家對自己的認知，以避免「中國威脅 論」等負面形象在國家社會間形成國際文化，並因此而產生不利於中共發展的國 際局勢。86
貳、建構主義分析框架與中共崛起
自 1980 年代初期提出和平與發展是時代主題的判斷，在這一判斷的指引下，
中共開始推行全方位的和平外交，走上對外開放之路，一個走向現代化的中共進 入國際社會。胡錦濤在中共黨「十六大」正式接任黨總書記後，提出「中國堅持
84 郭樹勇，「試論建構主義及其在中國的前途」，世界經濟與政治，2004 年第 7 期，頁 21-28。
85「中國睦鄰、安鄰和富鄰的政策解讀」，國際在線(2007 年 9 月 18 日)，2014 年 10 月 28 日下載：
http://big5.cri.cn/gate/big5/gb.cri.cn/14404/2007/09/18/[email protected]
86 張凱銘，「中國學術界對建構主義國際關係理論的研究」，全球政治評論，頁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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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Medeiros, Evan S. and M. Taylor Fravel, “China’s New Diplomacy,” Foreign Affairs, p. 23.；牛海彬，
「『中國責任論』析論」，現代國際關係，2007 年第 3 期，頁 48；李慧明，「國際社會的負責任大 國：當代中國的身分訴求與實踐建構」，國際關係學院學報，2008 年第 1 期，頁 26。
91 郭樹勇，「論大國成長中的國際形象」，國際論壇，2005 年第 7 卷第 6 期，頁 50。
92 Yoichi Funabashi, Michel Oksenberg, Heinrich Weiss, An Emerging China in a World of Interdependence(New York: The Trilateral Commission, 1994), 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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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戰略文化(Strategic Culture)：中共崛起不必然導致兩強相爭
作為兼具區域性和世界性特徵的大國，中共崛起使其與各國之間的關係發生
94 Avery Goldstein, “Great Expectations: China’s Arrival,” International Security, pp.36-73.
95關於中共崛起的討論以下幾篇研究有清楚的歸納分析，請參見 Avery Goldstein, “Great
Expectation: Interpreting China’s Arrival,”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2, No. 3 (Winter 1997/98), pp.
36-73; Alastair Iain Johnston, “Is China a Status Quo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7, No. 4 (Spring 2003), pp.5-56; Aaron L. Friedberg, “The Future of U.S.-China Relations: Is Conflict Inevitabl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0, No. 2 (Fall 2005), pp. 7-45; Thomas J. Christensen,
“Fostering Stability or Creating a Monster? The Rise of China and U.S. Policy toward East Asi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1, No. 1 (Summer 2006), pp.81-126.
96 David Shambaugh, “China Engages Asia: Reshaping the Regional Ord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9, No. 3 (Winter 2004/05), pp. 64–99.; Alastair Iain Johnston and Robert S. Ross, ed., Engaging China: The Management of an Emerging Power (New York: Rout ledge, 1999).
97 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98 Ross H. Munro, “Awakening Dragon: The Real Danger in Asia is From China”, Policy Review, No.
62(fall 1992), pp.10-16.
99 Gideon Rachman, “Containing China,”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19, No.1 (Winter 1996), pp.129-140 ; Gerald Segal, “East Asia and the ‘Constrainment ’ of Chin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0, No. 4 (Spring 1996), pp. 107-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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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戰略夥伴，美中之間的衝突將難以避免。100
自 90 年代以來，國際社會對於中共的威脅認知來自於對中共崛起意圖不明
自 90 年代以來，國際社會對於中共的威脅認知來自於對中共崛起意圖不明